重伤十余人 武汉协和医院再曝医患血案

梁知行

9月21日晚，武汉协和医院心内科冠心病重症监护室（CCU）发生严重的医患冲突，起因为患者家属质疑医院停电导致正在重症监护室的患者死亡 。


继同仁医院血案后，武汉协和医院再曝医患血案。

　　经多位医护人员和武汉警方证实，9月21日晚，武汉协和医院心内科冠心病重症监护室（CCU）发生了严重的医患冲突。

　　9月22日，一位据称该科室实习医生的网友在“人人网”透露，“一上班就开会，原来竟然是自己科室的CCU出事了……一人昏迷，一人开颅手术，骨折无数，重伤十多人，片区警员五人受伤，派出所所长打电话叫防爆队才吓走暴徒。”

　　《东方早报》9月23日报道，武汉协和医院值班室工作人员证实，该院21日晚上因一名患者“抢救无效死亡”，发生了严重的医患冲突事件。但死者家属则向《东方早报》记者称，不认同“抢救无效死亡”的结论，他们认为，医院曾停电15分钟致患者死亡。

　　死者的儿子向《东方早报》记者介绍，其母陈秀兰于18日凌晨因高血压住进武汉协和医院心内科治疗，于21日晚7时30分去世。而19日晚，9时医院曾停电15分钟。

　　据《新京报》报道，武汉协和医院院长王国斌昨夜证实的确有冲突一事，并称院方亦有工作人员受伤，但具体情况需要等到警方调查后公布。此外，王国斌还表示，患者陈秀兰的死亡与医院停电没有关系，医院医疗机器均有备用电源。

　　据了解，此次事件中，受伤者主要为医院安保人员。新浪微博网友“燮燮V”称，“医院的保卫科冲在前头保护了医护人员，医护人员中受伤的不多，受伤的和重伤的基本都是保卫科的。他们都是一米八九的退伍军人！”

　　经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一位《新京报》深度部记者于9月22日21时36分发布微博称：“卫生部正在武汉检查。武汉协和医院曝出医患冲突。患者家属怒砸护士站。双方各有头破血流者。一种说法，家属拎着钢管上门，但家属坚决否认。家属说，一行五六个人。但遭到院方五六十个保安的围攻。到底谁在说谎，协和医院公开监控录像自然见分晓！”

　　财新记者致电武汉协和医院，该院院办等部门均拒绝透露有关情况。宣传科有关人士在询问并记录下记者消息来源后称，“目前消息就是你在网上看到的这些，领导还没有新的指示。”

　　官方网站资料显示，武汉协和医院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之一，湖北省首批三级甲等医院之一。该院心血管病内科（武汉）是国家重点学科。


记者：戴廉

来源：财新网

励杏老人

为什么医生在中国遭人恨？
2011-09-27 16:25 来源 海尔斯的博客 分享到：     在很多国家，医生都是社会地位最高、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然而，在当前中国，医生却是一个普遍遭人痛恨的职业，中国的医患关系也已经恶化到了史无前例的境地。

    在社会舆论中，人们普遍认为医生缺乏职业道德、见利忘义、心黑手狠、草菅人命。在网络上，每次出现医疗领域的负面新闻，人们看见标题就会不假思索地认定，医生一定有错，患者一定有冤。近年来，患者辱骂殴打医生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还出现了多起患者杀害医生的事件。当医生被患者杀害时，网民们一片欢呼雀跃，认为医生该杀。

    为什么医生职业在中国如此遭人痛恨呢？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弄清其中的原因，如果你真的希望改善自己和下一代的医疗待遇，那么不妨继续往下看。

    医疗是一个特殊的技术服务行业，与一般行业相比，有很多特殊性，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医疗的服务对象是人的健康和生命，是人们最珍惜、最重视的财富，也是人们感受最直接、最深切的事物，因此，患者对医生的要求，比其他行业的消费者对服务者的要求高得多。如果诊断治疗的效果不能达到患者的预期，患者会痛苦、担心、失望、恐惧；如果患者不治身亡，家属则要承受巨大的打击和悲痛。而这在其他服务行业是几乎不会出现的。试比较：甲送自己的电视机到维修店进行维修，结果没有修好；乙送自己的亲人到医院进行救治，结果没有救活。甲乙两人的感受和反应能一样吗？再比较：甲满怀希望地去饭店品尝新菜，结果发现不合自己口味；乙满怀希望地去医院治疗病痛，结果没有治好。甲乙两人的感受和反应能一样吗？所以说，人们在接受医疗服务时，评价标准更苛刻；未能如愿时，不满情绪更强烈，反应也更激烈。当然这不能怪患者，这是人之常情。

    第二，医疗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因此，每个人都有意或无意地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每个人对医疗活动也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但是，医疗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其中涉及的知识、技术、思路、标准有其特殊性。人们以为自己了解，其实往往并不了解。也就是说，人们对医疗有很多误解。比如，患者因“恶心呕吐”就医，却被要求做头颅CT，患者会觉得很荒谬。患者心想，我是肚子的毛病，为什么要检查脑袋？肯定是医生为了赚提成！如果再加上一个不懂装懂的记者，就可以炮制出极具误导性、煽动性的新闻。“茶水发炎”“三岁儿童查梅毒”“女工输液330公斤”就是借助公众的“不知”和“误解”炮制的新闻闹剧。患者本来就心存误解，再看到这种新闻，正好发生共鸣，于是就认定医生坑骗了自己。患者把自己的“遭遇”再告诉别人，互相强化，就在社会上形成了对医生的负面评价和仇恨的共识。

    第三，跟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相比，医疗消费往往比较昂贵。例如，买一个馒头只要几角钱，买一瓶药却要几元、几十元；吃一顿饭只要几十、几百元，看一次病却要几百、几千元，做个手术要几千、几万元。一场小病，一星期的工资都交给了医院；一场大病，一辈子的积蓄未必够用！但是，由于人们对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的重视，人们往往没有选择，只能认掏这笔钱。因此，人们对医疗消费的态度是“既无奈又愤慨”，有一种被劫持的感觉。患者直接面对的是医生，医药费是经过医生的手开出来的，因此患者会觉得是医生劫持了自己，当然就会痛恨医生。

    第四，人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比电子计算机、宇宙飞船、航空母舰、流水生产线等任何人造机器都复杂得多。人类目前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还很局限，诊疗手段也很局限。因此，医疗活动是复杂、高风险、充满不确定性的。有些病就是难以确诊，有些病就是难以治疗，有些病就是会反复发作，有些病就是要死人。有些医疗活动，不可避免地要走弯路、摸索尝试，在摸索尝试中慢慢寻找正确的方向。这一点，类似于科研工作或者侦探工作，而不像照着图纸修人造机器的维修工作。但是，患者总是期望立刻确诊、立刻治愈、立刻解除病痛。对于不能立刻确诊、立刻治愈的情况，患者会认为是医生医术低下或者医生过错所致。对于病情恶化甚至死亡的情况，患者会认为是“被医生治坏了”“被医生治死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患者当然会痛恨医生。

    第五，疾病本身给患者和家庭带来身心痛苦，这种痛苦需要一个发泄渠道。我们知道，长期卧病在床的患者，有时会因一点小事而发脾气、摔东西，甚至对照顾自己的家属破口大骂。他们真的觉得事情很大吗？他们真的觉得家属很可恨吗？当然不是，他们只是身体不舒服，需要发泄。同样，患者的家属，承担了繁重的劳动和沉重的经济负担，也有情绪需要发泄。医生就成了患者和家属的一个发泄对象。假如他们恰好认为医生犯了过错、救治不力、坑了自己的钱，他们就更容易把医生当成发泄对象。

    基于以上这些特点，医疗行业比其他服务行业更容易发生矛盾和不满，医生也比其他服务行业的服务人员更容易被服务对象痛恨、仇恨，更容易受到人身攻击。

    你可能会问：外国人也一样重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外国人到医院看病也希望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外国的医疗费用，如果按收入比例计算的话，比中国还要昂贵；那么，为什么外国人就不痛恨医生呢？为什么医生在外国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地位反而很高呢？这就不能不说到中国的特殊国情了。

    第一，中国的医药费，主要靠患者自己支付。让普通工薪阶层承担医疗这种现代科技服务的费用，当然显得非常昂贵，也就是所谓的“看病贵”的问题。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很多人因无钱医治而不得不忍受病痛、面对死亡，因此人们对高昂的医药费非常痛恨。而医药费主要是通过医生的笔开出来的，因此人们就会仇恨医生。而在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国家医疗福利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非常完善，患者只需自付很小比例的医药费，或者完全不用自付医药费，甚至在接受医疗服务的整个过程中都不需要刻意关注费用的问题，没有任何心理或经济负担，当然也就不容易产生矛盾。

    第二，中国实行的是“以药养医”制度，也就是说，医疗技术收费价格低廉，通过出售药品来弥补收入，维持医院运转。为了实现以药养医，医生必须设法给患者多开药、开贵药，患者因此支付了过多的药费，当然对医生不满。并且，按现行的制度，医生收入与药品利润挂钩，医院用药品收入的一部分给医生发放工资奖金，在患者看来，则是医生收受药品回扣，坑了自己的钱，因此当然会痛恨医生。但绝大多数患者不会考虑这样两个问题：一，挂号费、诊疗费、手术费等医疗技术服务收费，多少年来一直压在低水平，是否合理，是否公平，是否能够维持医院运转；二，医生的收入水平，是否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第三，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由此造成“看病难”。一方面，医院建设不足，基层医院的条件不好，不能让患者放心；大医院的资源紧张，患者就医不容易。另一方面，医护人员的人手严重不足，工作量过于繁重，工作时间过长，夜班、连班频繁，长期常态加班，长期常态被剥夺休班、休假、节假日，甚至自己生病了都不能休息。这样的工作状态，不但损害了医护人员自己的身心健康，也降低了医疗服务质量，增加了医疗风险。患者的感受就是：排了很长时间的队，终于轮到自己了，医生匆匆忙忙看了两分钟就把自己打发了；想咨询问题，医生总是匆匆忙忙、不耐烦，不给仔细解答；医生总是板着脸，没有笑容，说话冷冰冰；呼叫护士，等了老半天，护士也不来。同时，由于工作任务繁重，长时间连续工作，昼夜混乱颠倒，心理压力大，身心状况不良，医生和护士在工作中更容易出差错，给患者的安全带来威胁。

    第四，中国的媒体，往往并不是自由之身。人们觉得“看病贵”“看病难”，对医疗待遇不满意，肯定需要问责。但向谁问责呢？医生就是一个很好的替罪羊。借助“以药养医”制度，国民医疗的经济负担被甩给了患者自己，而道德责任则给甩给了医生。毕竟药是通过医生的笔开出来的，毕竟医生的工资中有一部分是药商给医院的回扣。这两点当然是事实——虽然只是个朝三暮四的数字游戏。媒体通过长期不断的新闻报道轰炸，把这两点事实深深地印在公众的脑海中。医生环节成了公众思考医疗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成了公众关注医疗问题的焦点，于是，医疗领域的一切矛盾就都可以转嫁给医生了。看到媒体报道“医生收回扣”的新闻时，人们不会关注，药品从立项、投产、上市到最终卖给患者，中间要盖多少个公章、跑多少座衙门、批多少道手续、喂多少头官吏，要养活多少人、多少企业、多少机构，经过多少正当和不正当的盘剥；看到媒体报道“医院挂号难”的时候，人们不会关注，为什么号贩子可以开宝马，而给这个号出诊的主任医师、老教授却只能骑自行车；看到媒体报道“护士上班时间睡觉”的时候，人们不会关注，凌晨时分，趴在护理站的桌子上打盹的那位护士，此前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或者她自己当时也在生病却不能请病假；看到媒体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夸大其词、歪曲报道所谓的“医疗事故”的时候，人们不会想到，正是因为大多数医护人员超时间、超强度、超范围、低薪酬劳动，牺牲自己的身心健康、家庭幸福，才使得我国医疗体系在官方投入极少的情况下居然能够维持运转！医疗领域的矛盾，被漂亮地转嫁了！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在这种特色之下，中国的医生，怎能不遭人痛恨呢？只不过，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痛恨不能解决问题，跟着媒体骂医生也不能解决问题，哪怕就是砍死全中国的医生，也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真想改善自己或下一代的医疗待遇，我们就应该试着探求一下问题的根源。中国人“看病贵”“看病难”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f8e2b30100yyly.html

励杏老人

改善医疗环境之我见：
1、建立健全医疗费用给付机制；
2、建立健全同工同酬、多劳多得的医、护、技工资奖金给付机制；
3、建立健全有序的疾病医疗承担机制；
4、建立健全第三方医疗风险承担机制；
5、建立健全医师处方权药师事前监督，事后奖惩机制；
6、建立健全医师检查权事后监督、奖惩机制；
7、建立健全合情、合理、合法的医疗纠纷、医疗事故处理机制；
8、建设健康和谐的医患关系。

学医渡世

无语了，医患纠纷咋这么多。。。。。。

ronaldfocus

为什么医疗纠纷这么多，两个原因，一个是体制方面的，一个是医疗技术方面的。
体制方面，作为医生来说，他们也要面对生活的巨大压力，有房贷要还，有老人要赡养，有孩子要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们面对只要动动笔就能获得的某种经济利益，任何人都会动心的，再者，医院为了生存和发展，对他们也有要求，不完成一定的经济指标是不行的；作为患者来说，因为我国的医保还不完备（党政干部和少数国企员工除外），患者需要自负的比例还很大，因病致贫或倾家荡产的比比皆是，当他们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支出却仍然不能获得生命时，自然会将怨气发泄在医院或医生头上，可以理解。
医疗技术方面，现在的主流医学根本连人体是怎么一回事还搞不清楚，治病好比盲人瞎马般乱摸乱撞，各种检查仪器虽然层出不穷，价格也越来越贵，可医生们对于疾病的病因仍然说不出个所以然，且误诊误治多多，病人的病在付出了巨大的金钱后还得不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这也难怪他们会讲愤怒发泄在医院和医生头上。其实医生也很难做，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学的就是这个，有什么办法呢？

励杏老人

新一轮医改2年后医患纠纷愈演愈烈 黑恶势力介入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11年10月01日00:11我来说两句 (67) 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医患纠纷综合施策

　　在中国启动新一轮医改2年后的今天，医患纠纷为何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而在医患之间信任危机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制度缺失、机制空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菁沈洋周宁周劼人王思海

　　中国医患关系的警钟再次鸣响。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被其患者砍成重伤，酿成业界震动的“徐文事件”。其后，部分同仁医院医生罢诊抗议。

　　联系年内多起暴力袭医事件，人们不禁要问：在中国启动新一轮医改2年后的今天，医患纠纷为何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而在医患之间信任危机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制度缺失、机制空白？

　　黑恶势力介入

　　“徐文事件”并非个案。

　　在“徐文事件”发生前4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致颈部受伤、左胫骨骨折；8月，东莞长安医院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致两医生一死一伤；同月，南昌市第一医院患方家属与医院保安共100余人互殴，致15人受伤、3辆面包车被毁；5月，江西上饶市人民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打残；1月，上海新华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持刀捅成重伤

　　分管医患纠纷十多年的南昌市第一医院副院长张晋湘说，前几年发生医患纠纷，患方闹归闹、吵归吵，但都可以和院方坐下来谈，而现在，患方动辄上百人到医院，还没坐下来谈，就先打砸医院、殴打医务人员，然后开口就要上百万元赔付费，两年来，该院赔付患方的总费用已达260万元。

　　卫生部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医疗暴力事件共发生10248件，到2010年陡增至17243件。医患纠纷发生后，有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的43.68%有暴力倾向或发展成暴力事件；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疗暴力事件，认为医院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正常诊疗活动也受影响。

　　江西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副院长黄科棣有十多年一线处理医患纠纷的经验。他认为，医疗暴力事件非某地独有，已经发展为全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参与暴力袭医的人员往往身份复杂，除患者家属外，还有社会闲散人员，甚至是“黑帮老大”。可以说，正有越来越多的黑恶势力介入医患纠纷。

　　2009年，江西南昌县一村民因车祸在南昌市第二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家属纠集上百人到医院闹事，闹事者中就有刑满释放人员。在上级部门调解后，医院赔偿死者家属16万元，但次日死者家属来医院哭闹称，16万元被“帮忙人员”分走12.4万元，剩下的钱不够安葬死者，医院又给了1万元才平息事端。

　　本刊记者了解到，患方在获院方赔偿后，对“帮忙人员”“论功行赏”已是公开的秘密：老年人100元/天；年轻人150元/天；抱院长腿的200元/天；动手打人的更高。

　　南昌市一些基层民警向本刊记者反映，他们在处置医患纠纷时发现，少数人借医疗暴力事件从中获利，“谁烧纸钱、放鞭炮，谁堵马路，谁冲击医务人员，分工明确，组织有序”。

　　公安部门调查发现，少数乡村干部在医疗暴力事件中推波助澜，扮演教唆者、煽动者甚至组织者的角色。在今年南昌多家医院发生的医疗暴力事件中，都有乡村干部参与其中的迹象。

　　为何非要使用暴力

　　不少受访者认为，医疗暴力事件频发，是医疗体系内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患者对医疗行为不满意本可以投诉，但为何非要使用暴力，这值得深思。”

　　北京患者张女士说，在医患关系中，从双方首次接触起患者便处于弱势地位，比如，挂号难催生了托关系、走后门，送红包、吃回扣也是公开的秘密；一些医院对病人的诊治档案严密封锁，导致医患信息不对称等。而一旦患者经历一系列不公平后仍未达到预期治疗效果，难免产生过激行为，将怨气统统撒给医院和医生。

　　一位在北京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表示，近年来，医患纠纷之所以愈演愈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加剧了医患间的不信任感。

　　“因医患间不信任导致的医疗暴力事件，反过来又使医患关系急速恶化。”南昌市第三医院新生儿科主任吴英说：“现在，医生戒备患者，患者不信任医生，医生从‘白衣天使’变成了‘白狼’。”

　　而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前，医生人人自危，部分医生为了自保，倾向于让患者多做检查，另有一些医生对风险较大的手术，能躲则躲。

　　南昌市第一医院医务科长熊勤芸称，确实存在少数医生故意夸大病情、手术风险、手术并发症的情况，但这是医疗暴力事件频发下医生的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医师协会今年对北京、河北、广东等11省市近6000余位各层级医师进行执业状况调查的问卷显示，近八成医师不希望子女从医；约49%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执业环境不满意，满意率仅19%，很多医生对执业环境感到不安，有的甚至是恐惧。

　　医疗暴力事件带来的更大危害是束缚医学事业发展。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主任委员凌锋认为，如果医生整日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时刻防暴力袭医，势必变成“戴着镣铐跳舞”，还有何精力发挥正常的医疗水平、专注于医疗技术的提升？

　　南昌市第三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栾燕说，在有一定把握的前提下，医生冒一些风险对救治患者有利、对医学科学发展有利。但暴力袭医束缚了医生手脚，直至无人敢做风险大的手术，“从长远看必将导致医学的倒退。”

　　“从长远看，医疗暴力没有真正的受益方。”南昌市第二医院院长车达平说。

　　调解的“死胡同”

　　卫生部、公安部早在2001年就发布公告，严禁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故意损坏医疗机构公私财物，侮辱、威胁、恐吓、殴打医务人员等扰乱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行为。

　　但不少医院保安对本刊记者说，公安部门打击暴力袭医的力度远远不够，虽然每次事发公安部门都出警，但很少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

　　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副局长廖永明说，公安部要求公安民警理性、平和执法，且在大量群众聚集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极易导致矛盾升级，现场处置的民警确实骑虎难下。

　　南昌市公安局董家窑派出所所长李秋庆说，暴力袭医事发后，院方人员躲在一边，公安民警被推到风口浪尖，成为患方发泄对象，很多民警衣服被撕破甚至被打伤。“医疗暴力事件的根源是医患纠纷，但有时医院有责任也不承认。到底是患方无理取闹，还是医院推卸责任，公安部门很难认定。”

　　据本刊记者了解，医患纠纷的调解目前主要有四种：一是医患协商，二是行政调解，三是人民调解委员调解，四是民事诉讼。

　　医学鉴定结果是进行调解的唯一合法依据。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张献认为，医疗纠纷主要由作为第三方的医学会出具鉴定结论，但医患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状，很容易导致鉴定结果简单草率甚至偏向医院。此外，鉴定专家即便给出鉴定结果也不签字，无法佐证，致使医疗官司久拖不决。

　　南昌市卫生局副局长唐旭平说，医学鉴定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群众等不及，而且也对医学鉴定不信任，各种调解很难开展。若走司法程序耗时又费钱，群众更不愿意接受。

　　2008年，江西省综治办会同司法厅、卫生厅、公安厅成立省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聘请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和人民调解员调解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国盛说，建第三方机制调解医患纠纷本是一种创新，但运行半年后，缺陷就暴露出来——因采取自愿原则，医患双方任何一方不愿意，便无法开展调解。“没有引导医患双方接受调解的制度保证，调解委员会难有作为。今年前8个月，仅13起医患纠纷接受调解。”

　　于是，相较而言，反而是医疗暴力事件成为获赔最见效的手段。有医院工作人员表示，一旦暴力袭医事发，政府出于维稳，往往不分青红皂白要求医院“花钱买平安”。

　　南昌市多家医院负责人认为，其实花钱买不到平安，而恰恰是这种并不得当的处置方式导致“大闹大得、小闹小得”，助长了医疗暴力事件的歪风。

　　民间有顺口溜称：医院要面子，领导要帽子，群众要票子；群众得不到票子，医院就要丢面子，领导就要掉帽子。

　　“疏导始终是首选”

　　相关专家认为，医患纠纷说到底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疏导始终是首选”。在现有处置方式不被群众信任、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亟需采取三大举措：

　　第一，加速构建公平、公正的医学鉴定机制。目前，医患纠纷愈演愈烈的根源在于缺乏公平、公正的医学质证程序。医疗诉讼律师刘晔等人建议，需要尽快改变医疗事故鉴定机制，通过组建医学鉴定专家库、匿名抽签、增加鉴定专家强制出庭质证程序等举措，以保证医学鉴定的独立、公正。“最关键的是，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应在鉴定结论上签字，以示对鉴定结果负责。”

　　第二，组建公开、公正、快速、有效的医患纠纷调解机制，探索建立医疗伤害赔偿制度。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子君认为，因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获得的赔偿较少，所以很多患者不愿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反而更愿意选择获利更多的“闹事”，最终酿成暴力事件。

　　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南昌市正筹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专门受理调处南昌市和江西省直医疗机构的医患纠纷；建立约束性机制，把医患纠纷的主阵地从医院引导到调处中心。调处中心计划按照床位向每家医院预收赔偿资金，一旦认定医院有责，可立即向患方足额赔付。

　　第三，建立联动机制打击暴力袭医行为。一些基层干警反映，医疗暴力事件原因复杂，需要综合治理，要建立公安、卫生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联动机制。“当然，要认识到绝大多数患者是通情达理的，对患者应区别对待，以防进一步激化矛盾。对以煽动医疗暴力事件从中获利的闹事者应予以严惩。”

　　南昌市公安局百花洲派出所所长吴德智说，医闹并不是突发事件，每次医闹信息公安部门都能提前得到，也会通知当地政府。如果乡村干部敢于负责、提前介入，参与暴力袭医者甚至连村庄都出不了。他建议，把处置医疗暴力事件纳入乡镇维稳考核体系，对村镇干部进行问责，从源头上制止基层干部煽动暴力袭医的行为。□

励杏老人

10年间，暴力为何频现
2011-09-30 10:03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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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9月”

    9月29日，武汉协和医院如同往常一样，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位于内科楼14层的心血管内科病区的大门外，依旧坐满了前来陪护病人的家属。除了病区的玻璃门上贴着“门已坏，推门小心”字样，很难想象，就在一周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暴力冲突。

    武汉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内科是国家重点学科，也是国务院第一批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承担大量的危急重症治疗和医疗教学任务。9月21日晚8时，因为一起医疗纠纷，数十人在此发生暴力冲突，多人受伤。

    尽管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但冲突的起因已经明确。9月17日凌晨，70岁的患者陈秀兰转入该院心内科加护病房。此前，因为病情复杂，她已经辗转两家医院求治。21日晚7时30分左右，陈秀兰因抢救无效死亡。半小时后，由于不认同医生的结论，李秀兰家属冲击医院，斗殴发生。

    据目击者介绍，冲突集中发生在14层护士站，“双方冲突非常激烈，动静特别大”。医院保安告诉记者，双方发生争执后，患者的二儿子和小儿子态度还算克制，但大儿子陈金侠情绪激动，通过电话召集多人，手持钢棍来到医院，和保安发生冲突。但患方的两个儿子均否认有意滋事。

    冲突持续了10余分钟，在警察赶到后被制止。当晚10时左右，斗殴组织者陈金侠被警方带走。

    目击者称，走廊里留下数滩鲜血，护士站的桌椅和木板被砸坏。医院保卫科工作人员介绍，有10多名保安受伤，目前仍有1名保安在ICU病房抢救，另有两人住院治疗，其余轻伤者在家休养。冲突中，数名居中调解的警察也被误伤。幸运的是，由于及时预警，医务人员幸免于难。

    就在武汉协和医院暴力冲突的当天，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生也被人殴打。在此前一个星期，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徐文被人砍伤，舆论一片哗然。频频发生的暴力事件，让本该宁静祥和的9月，变成了医务人员闻之色变的“黑色9月”。

    10年前的预测

    “现在的纠纷和冲突很多。”武汉协和医院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几年，武汉市多家医院都出现医患纠纷和医闹事件。为此院方加强安保，配置了60多名保安人员，但依然觉得人手不够用。

    实际上，频频出现的暴力事件，在10年前便已露出端倪。2002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曾组成“医疗纠纷中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课题组，对医疗纠纷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医患关系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了剧烈变化。

    转折发生在1998年、1999年前后。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以前，武汉市每年上访人数仅几十人次，而近两年平均每年近千人次；1998年以前，医疗纠纷每年最多不过60余起，而近2年平均每年为百余起。同济医学院法医病理室的尸检和活体组织检查的例数也在同一时期大为增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医疗纠纷不断增加的趋势。

    在纠纷增加的同时，暴力事件也迅速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井喷”式爆发的过程。据不完全统计，在1998年之前，媒体上几乎看不到医院暴力冲突的报道，但从1999年1月至2001年7月，武汉市就发生了聚众围攻医院、殴打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500余起，造成数百名医护人员致伤或致残。

    在课题研究的成果里，对医疗纠纷走势作出的分析和预测是：医患纠纷发生率将逐年上升，暴力事件增加，社会因素干扰将不断加剧。在此后的10年里，这些预测逐一变为惨烈的现实。

    无法杜绝的暴力

    “医患关系出现变化的原因，需要结合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参与课题研究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学人文学研究所所长胡继春说，在上个世纪 90年代末，多项改革启动，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转型，大量工人下岗，原有的劳保医疗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患者就医负担加重，医疗需求受到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对医院公益性认识不够，投入不足，趋利倾向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也加速了矛盾的激化。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医院的暴力事件一直没能杜绝，反而成愈演愈烈之势。根据媒体报道统计，10年时间里，仅具有全国影响的恶性暴力事件就有数百起，平均每年都会发生10次以上。

    “总的来看，医患之间绝大多数还是和谐的，但是极端暴力事件的确也在不断出现。”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顾问邓利强认为，频频出现暴力事件，固然与医患双方的沟通不畅有关，但更不能忽视社会环境带来的示范效应。

    1969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辛巴杜实验的基础上，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一个“破窗效应”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其他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频发。

    “恶性事件的频发，就可以用这一理论认识。”邓利强认为，由于政府、媒体和社会舆论对医患冲突的认识不清，对暴力事件的处置不当，对于潜在的暴力事件都具有极强的诱导作用。在近几年，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职业性医闹介入医患纠纷，更是加剧了矛盾。在一些地方，医闹甚至出现了公司化、组织化运作，在绝大部分医患恶性冲突事件里，几乎都可以看到其幕后操作的影子。

    而在胡继春看来，政府管理者的观点也亟待修正。“如果还是把这些暴力事件当成一般的医患矛盾，这个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他表示，一旦陷入“以暴制暴”泥沼之中，医患双方都没有能力扭转这一局面，“要解决这个问题，是社会多个系统共同调整才能做到的事情。”
10年间，暴力为何频现(2)
2011-09-30 10:03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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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如何处理医疗纠纷

    美国 医院设风险管理伦理委员会

    美国人处理医疗事故的系统比较完备，几乎每个医院内都有一个风险管理部门伦理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医疗失误。他们从专业技术的角度，调查有争议的案例，以判断主管医生是否尽责尽力以及是否有过失。如发现主管医生有过失，他们有权对责任人进行专业处罚，且还要向司法部门报告。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属可聘请律师，根据自己掌握的证据，证明医生有过失。再次，美国的医药费往往由保险公司支付，所以保险公司也会对医疗过程进行监督。

    英国 成立医生保护协会

    为了保护医生的合法权益，营造安全行医的环境，同时让患者得到合理赔偿，英国也想了不少办法来帮助医生处理投诉和诉讼。如“医生互助责任保险组织”，其中，英国医生保护协会（MPS）是全世界最大的医生互助责任保险组织之一，拥有245000多名会员。MPS就是不仅管“理赔”，而且坚持积极参与对医生的再教育、打击伪劣医疗和揭露庸医，不断淘汰让组织“赔钱”的会员，提高会员的医疗和法律水平。MPS还对出事原因刨根问底，积极警示会员，以免再犯。

    德国 设独立调解机构

    在德国，医疗事故发生后，病人或者其家属一般首先与当事医生或者院方进行直接接触以确认事实，并协商可能的赔偿问题。如果这一措施没有达到效果，病人可以向一个叫做“医疗事故调解处”的机构求助。调解处是德国设立的专门负责医疗事故庭外解决的机构，由各州的医生协会单独或者几个州的医生协会联合设立。

    日本 拟建“无过失补偿制度”

    日本在处理医患关系方面，主要有以下5方面经验。第一是建立医患信任关系，由政府成立医疗评估机构。第二是建立医疗事故数据库，研究如何预防事故、查明事故原因以及应对策略。第三是利用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化解矛盾。第四是通过法律手段协调双方关系，做到处理医疗事故有章可循。此外，日本政府正加紧建立相关制度，帮助医疗诉讼中处于劣势的患者和家属，还计划建立一个新的补偿机制，对医疗事故中受害患者和家属推行“无过失补偿制度”，即无论医院是否存在过失，患者都可获得一定补偿，数额由第三方评估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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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谈医院暴力事件——

    改善医患关系需要制度安排

    4年前，殷大奎认为，中国的医患关系到了谷底，正在迎来改善的曙光。如今，这位71岁的老人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去年以来，大江南北一系列恶性事件，尤其是最近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位医生被砍，让他意识到中国的医患冲突仍在加剧，问题更为严重。作为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深知，不正视矛盾，不下大工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呼吁，只是指责，只是责罚，恶性事件可能还会发生。

    “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病魔，为什么现在医患双方倒打得不可开交呢？值得深思！”他说。

    殷大奎认为，首先是体制、政策出了毛病。比起30年前，中国的医疗资源和技术水平都已大大改观，缺医少药成为过去，可是人们仍感到看病难、看病贵，对医生、医院更是非议不断。

    众所周知，中国的公立医院从财政得到的日常性拨款很少，只占其收入的1/10，其余部分都靠自己创收。在医疗技术服务价格管制的情况下，医院获准可以通过药品和检查弥补不足。这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医院和医生的行为，诊疗也因之变得面目可憎、广受批评。患者还没进医院的门，就担心医生是否会“痛宰他”。如此，他如何能对医生有好感呢？

    殷大奎认为，中国的医生可能技术上不输于任何发达国家，但是其人文素质却参差不齐。“医学虽属自然科学，但本质却是社会科学。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一定当不好医生。然而，长期医学教育的偏差，导致一些医生重技轻文，不怎么会跟人沟通。这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医患纠纷的发生绝大部分不是治疗上有什么不妥，而是有的医生没有尊重病人的权利，不懂得尊重病人的人格。“有的医生不会将病人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他觉得‘你是来求医的，我就该主宰诊疗全过程’，说话不讲技巧，有的时候连基本礼貌都做不到。比如，术后患者诉说什么地方疼痛，他很可能还没仔细了解就回答：‘那是正常的，手术后谁不疼呢？’这不仅让患者心里不舒服，也埋下了医疗隐患。”

    殷大奎指出，全社会也要理解医生、尊重医生，不能丑化医生、排斥医生。中国一年60多亿人次的门诊，绝大部分病人得到了很好的救治。如果没有医生的努力和付出，中国人的健康肯定不是当前这样子。“我们的医生压力真的很大，有的医生连水都不敢喝，怕上厕所耽误病人。我经常碰到有的医生本来8点钟开诊，7点钟就到医院了，晚上一两点还在工作。两个词能概括医生的劳动：披星戴月、筋疲力尽。”

    殷大奎尤其对医闹表示愤慨，并谴责暴力行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待医生的。频繁地对医生使用暴力，这也太野蛮了！不管徐文有无过错，你都不能砍她！如果这一点都保证不了，那么谁还来当医生？你今天砍了徐文，那不是剥夺了别人看病的机会吗？”

    殷大奎称，改善医患关系全社会必须形成合力，各尽其责。他指出，政府大力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刻不容缓，这是医患关系走出低谷的根本保证。卫生行政部门则要深入研究具体的制度安排，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新闻媒体监督批评有利于行业的发展，但也要讲职业道德，医学报道要严肃慎重，不能为博眼球肆意渲染，不顾事实和科学。医学教育和临床诊疗要更注重人文素养的渗入，让医生心中“有病灶更有病人”。

    他还特别提出，医学科普必须大力推广。大家需了解，现代医学也不是万能的，不能包治百病。“即便是中国最受好评的医院，也是可能死人的。你不能期望进了医院的门或者说有钱就一定能换得健康。医院、医生也要注意，不要随便保证或者暗示自己绝对能治好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