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眼镜

天涯居士

透视眼镜------站在时空的高度揭示一切社会现象的本质.



此文献给对传统中医倍受打压排挤,处境艰难的社会现象疑惑不解的中医人士和热爱中医人士.
用政治经济学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本质,读后你会获得不同一般的洞察力,犹似获得一副看透事物的适视镜.

天涯居士

　　第一章 从马克思谈起

　　过去中国十年的经济表现，相对于其它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值得骄傲。但有些方面，问题却很突出。有很多人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甚至是很愤怒。

　　2011年9月，我和一个老朋友坐在一起聊天。他说：“有一个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朋友，现在北京一家报社做编辑。找了个女朋友，准备结婚。但是买不起房子，女方的家里死活不同意。他为此很懊恼。”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已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情况，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他又说：“现在这个社会，让很多很优秀而又踏实肯干的年轻人，对未来失去希望。这不是他们的错。但他们却搞不清楚为什么，因而把责任归结到自己头上，认为是自己不够努力。他们为自己不能承担起对家庭的责任而感到自责。这是在伤害一个民族的元气！”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很气愤。

　　我这位朋友很早就在北京安了家，几年前还给父母在北京买了一套，并不为自己买不起房而愤怒。他也并不认为一个人刚大学毕业就应该买房。关键是：这一代年轻人，正在对未来失去希望。他们已经感到：通往美好未来的道路正在变窄，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取得成功的可能性正在变得越来越小。

　　这些年，房价上涨，消停一会儿，物价又开始上涨；物价放缓了，房价又开始上涨，一轮接着一轮，让人看不到尽头。埋头苦干的人，收入赶不上物价，更赶不上房价。相反，却有一小部分人，可以几乎不怎么努力，就可以获得巨大的财富。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已被颠覆。
　　这种情况的成因，后文会细说。但这种现象是明白无误的：

　　中国经济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增长的同时，整个社会却普遍积累了巨大的怨气，有很多人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很不满意，年轻一代逐渐对未来失去希望。勤劳致富、付出总有回报的理念正在被淹没；投机取巧、追求一夜暴富的心态正在逐步占据主流。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分配不公。

　　反对分配不公，主张分配公平，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说：

　　在个人天赋、学历、经验差不多的情况下，一个人如果付出与别人相等的智力或体力上的辛苦，就应该获得差不多的回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
　　如果社会现实和这条原则偏差太大，就叫分配不公。

　　这条原则，反应了人类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比一般的法学原理或经济理论更高一级的社会基本原则，属于“自然法”。只能用它来检验理论和社会制度，而不能相反：用一种理论和制度来检验它。除非这个理论直接反应了比“分配公平”更高一级的道德法则，比如人类生命、尊严的平等，以及一些家庭伦理等等。

　　就像不能因为一个地方政府的立法而推翻某条宪法条文一样。一个专家学者不能说：市场机制或者别的什么制度，已经被论证为最完美最公平的制度了，所以，只要是从这个机制里面出来的分配结果就是公平的，普通人无权质疑。

　　对于这套说辞，我们可以回应说：“无论何种所谓‘完美’的制度，只要在实践中确实导致了严重的分配不公，它就必须加以改革。”

天涯居士

　在经济理论上追根溯源，谈到经济增长，大家会想到亚当?斯密；而谈到分配公平，则往往会想到卡尔?马克思。

　　对马克思，小的时候我很崇拜。因为平时宣传的、课堂上讲的、书上写的，都是他的理论，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非常系统深刻，不服不行。所以对他用辩证唯物主义推出来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很相信。

　　长大以后，到了大学里面，突然发现老师们说的、书上写的全部换了一套新的说辞，都在说马克思的错。仔细想一下，里面确实问题很多。

　　比如劳动价值论。商品里面融入了多少人类劳动就应该值多少钱么？这个跟现实差距太大。一块木板，如果一个人费劲力气把它锯成锯末，它的价值、使用价值、市场价格必然同步下降。

　　所以，还是马歇尔的边际效用理论更好一些：供需关系决定价格。一件商品值多少钱，主要还是它能为消费者提供多少效用，生产成本只是一个技术制约。

　　价值论敌不过效用论，这是经济学发展几百年后得到的一个共识。

　　徐友渔在一篇文章里面总结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建立起来以后，怎样保证政府领导人不会腐化变质、搞独裁专制，背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初衷？第二，把资产阶级和私有制消灭以后，不按照市场的原则来分配，怎样保证大家还有动力努力工作而不是偷懒？
　　他说，人类20世纪的实践证明，这两个问题最终葬送了社会主义运动。

　　这个批评，是很深刻的。

　　看了这些东西以后，我很快就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变得厌恶起来。

　　但是，有一天，我去上一位研究世界经济史的老师的课，她也跟我们谈起了马克思主义。
　　她说：

　　“英国圈地运动时期，农民的生活确实很悲惨。耕种了多少代人的土地，地主说把你赶走就赶走，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赶走以后进入城市流浪，还要遭到酷刑。在工厂里面工作，条件确实很恶劣。很多童工啊，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大量的染上重病，很年轻就死掉了。工人的生活条件也很恶劣，没有任何劳动保障，连饭都吃不饱，十几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卫生消防措施都很差。中国现在什么血汗工厂，跟那个时候简直没法比。当时的那种状况，真的是我们现代人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们看马克思，要是专门看他的观点，确实不理解。不就是说资本家剥削工人嘛，工资低一点，你好好说嘛，干嘛非要喊打喊杀的？还要搞暴力革命，血流成河，才能建立理想社会。真是太极端了。

　　——但你要看马克思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实际状况。工人阶级、底层人民真的是活不下去了。工人搞暴动，并不是受了马克思的鼓动。英国纺织工人的‘卢德运动’，就是砸机器。这并没有什么理论指导。工人看到一采用新机器，自己就要失去工作，基本生活都没有保障，老婆孩子都要饿死。他们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就是觉得太不公平了，所以怪罪到机器身上。”

天涯居士

　　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从此以后，我才开始认真的读《资本论》。

　　《资本论》这个书很厚，其中有可能三分之二的篇幅是在引用各种调查报告，说工人农民的生活如何如何悲惨，从圈地运动开始直到马克思生活年代的各种调查报告。基本都是第一手资料，可信度很高。

　　后来的研究者很不重视这个部分。有些学校出版《资本论选读》，就把这些事实材料系统的删掉，光剩下理论分析。可能是有些编辑觉得：这些材料都过时了。而且，马克思引用得也太多了，看起来有点啰嗦。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是学习他的理论框架嘛，这才是精华。然后用这个理论来分析现在的问题，就可以了。

　　但看完《资本论》以后，我觉得这样做，就是把马克思思想中最精华、最具有永恒价值的部分给删掉了。而保留下来的，却是一些有很大缺陷的、过时的抽象理论。这是在舍本逐末。

　　马克思自己说过两句话，一句叫：“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费尔巴哈哲学提纲》）” ；另一句是 “空谈和实干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81年4月11日》）”。

　　这两句话反应了马克思为人做事的基本态度。

　　马克思是理论家，却坚决反对空谈、提倡实干。他做理论研究——尤其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自己所看到的现实世界，而不是让自己的理论永垂不朽。

　　“这个社会太不公平。占社会大多数的底层人民，一年到头辛苦工作、不得休息，却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维持，眼睁睁看着爱人、孩子、父母和他们自己死于贫困、饥饿和因工作居住环境的卫生状况而导致的疾病。但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生产不出足够的物质财富来分给大家。有极少部分人，不需要怎么辛苦就可以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也不肯多分一点点给贫苦人民。这种社会，必须要加以改变。既然和平的改变没有希望，底层人民就有权利用暴力的方式来改变。”

　　——我想，这才代表了作为政治经济学家的马克思的深层次想法。

　　他构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现实世界。如果世界的真实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他的理论就需要修改，一些具体的结论就会过时，或者说看起来是错误的。

　　因此，如果我们把《资本论》里面反映现实的内容删掉，只留下理论分析，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就会变得很空洞，脱离实际，有些地方甚至很荒谬。

　　“一切理论都是灰色的，唯生命之树常青。”
　　这是歌德的话，马克思也曾引用过。
　　那么，用这句话来检验马克思自己的理论，他会表示赞成吗？
　　我想是的。

　　时至今日，人类社会和经济学又发展了一百多年。要从马克思的理论中找一些错误的甚至是荒谬的地方，并不难。
　　这些理论，是灰色的。
　　但生命之树常青。

　　现存于世上的人们，依然在生活，要为自己家人的幸福而辛苦奔波。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应该得到公正的回报。如果这种公正得不到实现，有良知的人们，就会感到愤怒，就会为此而奔走呼告，要求改变。

　　所以，我终于还是理解了、赞同了马克思。

　　就像那位讲世界经济史的老师所说的：
　　“如果你生活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看到那种悲惨的现实，很可能你也会跟他一样，呼吁底层人民拿起武器，跟资本家对着干。”

　　郎咸平教授最近与人合作，出版了一本讨论马克思思想的书。这本书我还没来得及拜读，无法评价。但在为此书做宣传的演讲中，郎教授说，今天的全球经济危机，早就在马克思的预言范围之内。所以马克思很伟大。

　　我想，马克思恐怕很难同意用“预言是否准确”来衡量自己理论对错与否。马克思对自己理论的要求是“改变世界”，而不是做空谈家和预言家。

　　实事求是的讲，马克思的很多预言落空了，没有变成现实。对此，马克?斯考森在《现代经济学的历程》一书里面，一条一条的做了梳理，说马克思的哪些预测没有实现。这里不一一列举，总之就是很多。

　　但是，马克思的这些预言之所以没有实现，是因为预言成真的前提条件已经被他改变了。

　　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将很快走向崩溃。
　　这个预言失效了。

　　因为他所极力反对的那种低级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消亡了。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已在其基础上做出了巨大改变：

　　针对富人的高额累计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普遍开征；工人的劳动权利得到了更多的保障；劳动条件改善了；童工被禁止了；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险制度也建立了起来。今天世界各国的劳动者，获得了马克思所在的时代不可想象的权利保护。
　　这种改变的原因很多。但以马克思的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显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他所反对的制度和那种制度下的当权者，因为害怕他的预言变成现实，被迫做出了改变。
　　所以，马克思的预言失效了。
　　但他的理论却是成功的，因为它已经改变了世界。

　　简单做一下总结：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其伟大之处，体现在两个地方。

　　第一，它是一种“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它建立在对社会现实非常深刻而具体的了解的基础上，包括历史的和现在的事实。其核心关注点始终是：事实是什么？应该怎么改进现实社会？而不是脱离现实去空谈理论。

　　第二，它是一种“有良心”的经济学。
　　它为那个时代的底层人民呼吁，要求实现社会公正。它将人类的基本道德法则置于经济理论之上，而不是相反。

　　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难以真正驳倒的。他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在分析什么是价值、什么是剩余价值的时候，或有漏洞，有过时的地方。但这些缺陷难以动摇其根本：
　　一个人付出了劳动，就应该得到公平的回报。
　　如果现实是大部分人付出了劳动，却得不到公平的回报。那么，就应该想办法改变这个现实，以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制度。

　　——这应该成为我们分析一切经济现实的基本出发点。

天涯居士

　　第二章 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分配不公，是因为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这个词最先出现在吴思先生的《潜规则》一书里面。他讲的很详细，但主要是借古讽今，说的是古代的事儿。我举身边的例子来说明。
　　你辛辛苦苦工作一个月，拿到2000块钱工资。这是你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结果。
　　你付出了劳动，创造了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

　　用生产函数来说，就是y=f（L，K，G）。这里的y是产品，L是劳动力，K是资本，G是土地。f代表L和K和G的组合方式。
　　它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劳动力，跟公司的资本结合起来，占用了一块土地，生产出来了一些产品。
　　这些产品被你的公司卖出去了，赚到了钱，所以要按照你的贡献分一点给你。你拿的是L的部分，公司拿的是K的部分，房东或地主拿的是G的部分。
　　这叫“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是，你拿着这2000块钱回家，路上遇到一个拦路抢劫的，把刀放在你脖子上，问你：“要钱还是要命？”
　　你肯定还是要命，把钱给他了。
　　这叫“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这个强盗掌握的不是L、K、G的生产要素，他也不负责向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而是掌握了破坏力：身强力壮、持刀、胆子大……这些东西加起来，就可以伤害你的生命。为了避免这种伤害，你得给他钱。于是他就参与分配了。

　　按照你生产出来的有用的产品来分配，贡献多少得多少，就是分配公平；有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破坏力最强的分得最多，这就是分配不公。

　　这几年治安环境还不错，你兜里的2000块钱被抢走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你回到家里，发现小孩生病了，感冒发烧。赶紧送医院。
　　医生给你一看，开了一副退烧药，10块钱。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因为他提供了服务，这个服务可以改善你孩子的健康状况，这个服务是有正面效用的。然后他从中获得收益，这是分配公正。

　　但如果医生一看，给你开了一大堆药，你也不认识，反正告诉你不吃这些药孩子就好不了。而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但他要了你200块钱。
　　200-10=190。这190块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强盗抢钱拿的是刀，医生抢钱拿的是什么？手术刀？
　　不是，他不会把手术刀架在你脖子上。

　　强盗凭的是体力，医生凭的是智力。简单来说就是医学知识。他知道你的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但你不知道。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叫医生和患者之间信息不对称。

　　有了这个信息不对称，医生就可以把简单的病说的很严重，把只需要10块钱就能治好的病，给你开200块钱的药。

　　如果你真的得的是重病，需要开刀。这个时候就真跟强盗把刀放在你脖子上一样，医生的手术刀就伸到你身上了。你是死是活，就掌握在这把刀上。
　　医生凭借高超的技术，手术成功，救了你一名。你付了2000块钱。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现实情况是，有个别地方，动手术需要额外给医生塞红包。比如手术本来该给2000块钱的，你还得再给2000块钱。这2000块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因为医生动手术的时候，如果手术不成功，你就挂掉了。但由于信息不对称，医生可以说：“这是正常现象，这个病确实没办法。”或者故意在你体内留点内伤，让你这辈子不得安生（注：这是极端情况）。患者家属不服，你能拿出证据来吗？
　　很难，很难。

天涯居士

　　用吴思先生的话来说，这叫“低成本伤害权”。

　　如果一个人可以以很低的成本，给你造成很大的伤害。那么你就该给他一笔钱，以避免这种伤害。

　　医生凭借自己的信息优势，可以很低的成本，给患者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他在分配中就可以居于有利地位，除了自己医疗服务应该拿的钱以外，还可以额外再要一笔钱。
　　这额外再要的这笔钱，就跟强盗抢钱的性质一样，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所以，有人说：“医院在抢钱。”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有的医院就是在抢钱。

　　不过医院抢钱的方式，跟强盗抢钱比，要复杂一些。因为强盗抢钱，是100%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谁都看得出来。所以要严厉打击。但是医院赚的钱，有一部分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是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的收费，是公平的；只有一部分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由于有了“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这件外衣，医院的“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就很难被清楚的区分。

　　我不是故意要攻击医生，只是举个例子。现实生活中的分配不公平，绝大多数都是有一部分“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然后再附带一部分“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造成的。二者糅合在一起，很难区分。

　　所以，大家经常从直觉出发，觉得有些人赚了不该赚的钱，但是说不清楚。而赚了不该赚的钱的人，也振振有词的说：“这是市场经济、公平交易，我赚的是我自己努力拿到的。你们这是仇富！”

　　实际情况是，一般这种人，他确实是干了事儿的，赚了一些该赚的钱，不是赤裸裸的拿刀抢劫。但也会附带一些“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吴思先生算过一笔账，明朝的崇祯皇帝一年的开始大约相当于1个亿，俄国的普京总统第一家庭的收入大约是100万。普京的100万，（假设）是他作为国家元首向俄国人民提供公共服务的正常收入，就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那么崇祯多出来的9900万，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因为他掌握了军队和专制权力，可以给人民造成很大的伤害而不必自己付出什么成本，所以，人民必须多拿钱给他。不然他真拿刀砍你。

　　房地产商确实努力修了房子，不仅不能让人家亏本销售，还应该让他赚钱。但有很多开发商利用囤积居奇、虚假广告、一房多卖、哄抬房价，在房屋质量等上面做文章。最后本来值5000一平米的，卖了1万。这多出来的5000块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房地产的问题很复杂，后面再说。总之，要实现分配公平。首先，就是要从理论上和制度上，把生产性要素与破坏性要素区分开来。
　　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大家就努力生产，从而推动经济增长；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大家就努力破坏，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而我们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增长，也就从这里开始。

天涯居士

　　2008年，正值国际金融危机闹得最厉害的时候，沿海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

　　可就在这个时候，中央ZF出台了新《劳动合同法》，大大加强了对劳动者权利的保护。

　　——从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这是个很反常的政策：大家连工作都找不到了，还加强什么劳动权利保护？不是会加剧失业浪潮么？不是对经济危机中的企业雪上加霜么？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全面肯定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但专门批评了这个新《劳动合同法》。

　　但是，一转眼四年过去了，中国安然度过经济危机，底层劳动者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并没有出现失业率剧增、经济下滑的情况，这是为什么？

　　这个问题，还是要从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角度来看。

　　保守派经济学家，不仅反对加强劳动者权利保护，还反对最低工资制度。因为在他们看来，市场经济应该是人人平等的，老板和工人的权利应该完全一样，老板可以随时解聘工人，工人也可以随时“解聘”老板。如果你觉得自己值更多的钱，辞职之后换一家愿意给你更高工资的就行了。你要是找不到更高工资的岗位，低工资就是应该的，是市场竞争给你的劳动力开出的最合理的价格。

　　老板解雇你，是因为你没有为他提供符合他要求的劳务。在这种情况下，诸如最低工资、工会组织、高额的补偿金……等等，都没有道理，都会导致劳动力配置无效率，降低企业效率，劳动力市场不能出清等等……
　　这种思路，是建立在劳动力市场不存在交易成本，完全由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的思路的基础之上的。

　　从这个思路出发，不要说在经济危机期间加强劳动权利保护，就算是在繁荣时期，也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如果把真实世界的交易成本考虑进来，就会发现，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不仅有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还有破坏力要素参与分配，这个时候，保守派经济学家的论调就站不住脚了。

天涯居士

　　劳动力市场存在交易成本。
　　工人“解雇”老板，会给老板造成伤害。因为他必须要花费成本去从新招人，招来的人的性格、素质、工作经验都会和原来的不同，可能需要从新培训等等……
　　同样，老板解雇工人，也会给工人造成伤害。解雇之后，工人从新找一份工作，需要时间、需要交通通讯成本。

　　虽然双方都能通过自由选择来给对方造成伤害，但是，这种伤害的权力是不对等的。
　　老板一般比较富有，某一个工人辞职，对他来说造成的损失相对较小，这部分损失相对于他的财富来说，“边际效用”很小。他仅仅因为看某人不顺眼，就可以把他解雇了，无非就是再招一个而已。新来的人经验不足，每个月少赚一点，过几月就会好起来的，这点小钱，无所谓。

　　对工人来说，他的收入比较低，每个月工资收入扣除基本生活开支以后剩不下多少。这种情况下被解雇，就可能马上面临生存危机——房租或者房子的月供交不起了，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老婆孩子怎么办？
　　所以，工人因为被解雇的损失，对他来说“边际效用”极高。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伤害能力就不对等了：老板可以很低的成本对工人造成很大的伤害，而工人要想给老板造成损失，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老板握有更强力的“破坏力”，所以，他就可以索取比自己应该获得的分配份额更多一点的利益。多出来的这个部分，就叫“剥削”。
　　——既然老板可以低成本伤害工人，所以，如果他生气了朝你吼两句、侮辱你，你敢随便顶嘴么？大部分人不敢。
　　他可以随便找点毛病克扣你的工资，你敢因此而去炒、去闹么？大部分人也不敢。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里面多次引用一句话，叫做“身怀利器，杀心自起”——既然我可以很轻易的给你造成损失，而我自己几乎不用付出什么代价，我又怎能不牛气冲天？怎能不随便找点理由从你身上多要点钱？

　　劳动者付出了劳动，老板付出了管理经营和劳动和资本，双方都该索取回报。比如盈利一万，双方的边际贡献率是1:1，那么劳动者拿5000，老板拿5000。这就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是，老板只给劳动者3000，自己拿7000。你不满意吗？不满意开除你。4000块钱一个月的工作确实有，你也做得下来。但你能保证自己能马上找到吗？你要去到处投简历、面试，继续看别的老板的脸色，如果不确定性很大，而且可能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甚至更长。这段时间的房租从哪里来？生活费从哪里来？长时间找不到工作，劳动技能可能下降，最后可能4000块钱的岗位也找不到。那么，这确定的3000可能就比不确定的4000更值得拥有。所以，你忍了，3000就3000吧。

　　于是，最终利害博弈的结果，老板拿了7000。7000-5000=2000

　　这2000块钱，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这是一个可以低成本伤害你的人，从你应该获得报酬中拿走的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既然这是双方加害能力不对等造成的破坏力参与分配，那么，就想办法平衡这种加害能力。

天涯居士

　　老板解雇工人，成本很小，就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提高他的成本。解雇工人，必须要赔偿，而且赔偿数额要比较大，足够被解雇者保持现有生活水平比如三个月、四个月。让他可以没有后顾之忧的去找工作，这段时间有收入，不用害怕付不起房租看不起病。
　　工人“解雇”老板，虽然会给老板带来损失，但自己也会面临很大的损失。所以，工人辞职不用支付任何赔偿金，除此之外，ZF还要提供失业保险、医疗保障等等。

　　这样，老板要伤害工人，他的能力就会减弱，自己的损失就要增加。工人想要伤害老板，他的能力就会增强，自己的损失会减少。
　　最后达到什么程度最合适呢？就是双方的实际加害能力基本对等。

　　这个时候，就会发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不管用了。在法律面前，工人的权利要比老板的权利多，老板要被歧视。老板违约了要支付高额违约金，工人违约了一分钱不用给。

　　但是，正是这种法律权利的不平等，抵消了经济权利的不平等，才能最终实现双方实际权利的平等，排除“破坏力参与分配”，而保障“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张五常反对新《劳动合同法》，没有考虑双方加害能力的不平等，仍然假定劳资双方实际权利平等，所以得到新劳动法会损害经济效率的结论。这是不对的。

天涯居士

　张五常这种反对，有他自己的理论基础。根源就在他那篇牛X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

　　在佃农理论里面，张五常证明了一个道理：握有生产要素的双方，平等谈判形成的合约，最有利于经济效率的发挥。

　　他举的例子，就是佃农与地主的合约。
　　在张五常以前，古典经济学普遍认为，固定地租最有利于提高土地的产出。因为佃农只要交够了固定地租，剩下的，自己种多少得多少，所以干劲最足。如果是分成地租，种出来的60%归自己，40%归地主，佃农的干劲就没那么足。

　　他的道理很简单：地主和佃农都很清楚自己面临的实际状况，知道自己能为产量做出多大贡献。所以只要双方平等的谈判，最后形成的分成合约能够最大限度的激发地主的积极性和佃农的积极性。地主如果只拿固定地租，他就没动力提供耕牛、供水系统等等公共设施或者服务，没有这些东西，佃农的劳动的边际产量就会下降。地主有了分成，会加强对佃农的监督，让佃农之间互相竞争，把土地租给种地水平最高最积极的佃农，最后每个佃农的边际产量就会趋于一致。

　　这个道理跟老板和工人的关系一样，老板之间互相竞争，工人之间互相竞争，最后的结果就是生产效益在老板和工人之间按照彼此的贡献合理分配。工人工作不努力，就会被解雇；老板发的工资少了，工人就会辞职去工资多的地方。

　　所以，张五常虽然否定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具体结论，但其实绕了一圈，又重新证明了古典经济学的更基本的结论：市场价格机制总是最优的，只要充分竞争，结果就是最好的。政府干预是不必要的，让双方充分谈判博弈就可以了。

　　但实际情况是，张五常所分析的佃农合约关系，在人类历史上总是不断的出现问题。利益分配总是朝着固定的方向演进：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佃农。

　　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就比张五常高明。马克思只从历史事实出发，而不去搞什么假设。所以他看到的就是：地主不断剥削佃农，佃农生活越来越困难，最后几乎生产不下去了。整个欧洲，不断发生农民暴动。中国历史上，因此而发生的农民暴动更是数不胜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