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眼镜

天涯居士

　　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领导一听：嗯，这个主意好。既帮助了穷人，政府又没有直接干预市场。所以它们就买了很多很多的次级债。

　　就这样，政府中了投资银行的套。如果次级贷完蛋，房利美和房地美也得完蛋。而这两家公司是政府担保的，出了问题必须承担责任。
　　这就叫“金融资本绑架政府”。

　　由于有了政府的参与，投资银行家们就更加胆大妄为，大量的搞次级抵押贷款，贷出去了很多钱，把房价越炒越高，同时也把次级债券的价格越炒越高，还衍生出了一大堆金融产品。

　　在这一整套把戏中，我们可以把游戏参与者分成几个层次。

　　最低的层次，就是老老实实按照规矩贷款：只把钱贷给有还款能力的人。但这种做法短期内赚不到大钱，因为买得起房子的基本上都已经买了。

　　第二个层次，就是忽悠穷人贷款买房，从中赚一笔中介费。这是“高手”。

　　第三个层次，就是把这种风险很高的贷款变成债券卖给别人，把整个金融系统拉下水，大家一起承担风险。这是“超级高手”。

　　第四个层次，就是把政府拉下水。这样，赚了钱归自己，亏了钱政府买单，最终彻底规避风险。这是“绝顶高手”。

　　最后，银行系统所能动用的资金基本都用完了，房价再也托不上去了，房地产泡沫破灭，次级贷款收不回来了。

　　该政府出手了。

　　此时，美国的财政部长就是保尔森。
　　保尔森是谁？

　　保尔森，是美国最大的投资银行——高盛集团的董事长。他在投资银行界工作了一辈子，2006年被布什总统任命为财政部长。

　　这不是开玩笑。让次贷泡沫的制造者——投资银行中最大的一家的老板来当财政部长，负责解决次贷危机。

　　在面对次贷危机的时候，保尔森的思路跟P先生一样：凡是对投资银行有利的，就是对全国人民有利的；凡是对投资银行不利的，就是对全国人民不利的。
　　这也不是开玩笑，他真是这也想的。

　　为了避嫌，保尔森在当财政部长之前，就把自己手里的所有高盛的股票卖光了。而且始终不直接跟高盛集团的高层打交道。可以说，他真的做到了：不为自己谋私利，不为高盛集团谋私利。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部长。

　　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不为个人和某家公司谋私利是不够的，还必须做到：不为某个利益集团谋私利。

　　这一点，他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

天涯居士

　　因为他在投资银行干了一辈子，只会从这个视角来看问题。

　　出现危机的时候，华尔街上的金融巨头的危机，在他看来就是全美国的危机。

　　他不知道什么是美国人民，也不理解美国底层人民到底是什么生活状况，有何利益诉求。美国有一本畅销书，叫《大而不倒》，全面描写了保尔森在次贷危机期间的所作所为。在整个次贷危机期间，他只知道不断的给各大银行、投资银行的总裁打电话，征求他们的意见和看法，从他们那里获得信息——就像他以前在高盛工作的时候一样。这些人和事，是他所熟悉和信任的。从这些地方得到的意见和看法，又“正好”跟他的思路完全一致——不一致才见鬼。

　　总之，最后，作为财政部长的保尔森，完全从美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根据金融家们提供
　　的信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用美国人民向政府缴纳的税款来拯救金融投机者。

　　他坚信，这样做是在拯救全国人民，让他们免受经济危机之苦。

　　金融寡头们没有辜负保尔森的殷切期望。

天涯居士

　　AIG集团是玩次级债最得力的金融集团，在泡沫破灭之前，其投资银行部门年年发放高额奖金。金融危机爆发，投行部门亏损严重，发不起奖金了。拿到政府的救助资金以后，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给投行部门高层补发1.68亿美元的奖金，有73名高级员工获得100万美元的奖金，其中有4人获得了4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2600万）。

　　美林证券由于亏损惨重被美国银行收购。这笔交易正是财政部长保尔森一手促成的。美国银行也接受了财政部的援助，非常慷慨的表示：美林证券高层今年仍然可以发奖金。发了多少呢？不多，36亿美元。而当年美林证券的账面亏损为276亿美元。

　　排名第二的投资银行摩根斯坦利收购了破产的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但摩根斯坦利表示，贝尔斯登亏损太严重，买来不划算。保尔森当即拍板：你们先挑，挑有价值的资产买。剩下的那些亏损严重的部分，美国财政部掏钱买！

　　——这可真是活雷锋啊。

　　摩根斯坦利收购贝尔斯登这个事，保尔森还很得意，认为自己没有为高盛谋私利——因为摩根斯坦利是高盛最大的竞争对手——自己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维护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啊。
　　至于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亏损，当然，全部由政府买单。

天涯居士

　　第五章 破坏力的会师：政治权力与资本权力的合流

　　当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为金融投机行为买单的时候，金融投机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由纯粹的经济掠夺变成了经济与政治的双重掠夺。

　　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种破坏力参与进来了。那就是政府掌握的暴力。政府作为整个社会唯一的合法的暴力使用机构，可以以此为后盾直接对人民征税。政府征税以后，应该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金融监管、市场调控。

　　现在金融监管失控，投机泡沫破灭，本身就是政府失职——收了钱却没把事情做好。这还不算，政府却要利用这种合法的暴力向人民征税以补偿金融资本家的损失。我们就一定要反思：怎么会这样？

　　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救助”那些全美国最有钱的人。这样的做法，保尔森不是第一个。真正的始作俑者，是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总统——胡佛。

　　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溃以后，那些把钱借出去炒股的银行，纷纷破产倒闭。那些没有破产的大银行，收不回来的呆账坏账也是一大堆，情况很危险。

　　这些大银行家——金融富豪，在投机活动最热闹的时候，坚决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但现在，又开始一致呼吁政府采取行动来挽救经济。

　　在他们的游说下，1932年，胡佛总统和国会一致同意，从财政收入里面拿出5亿美元，设立“复兴金融公司（RFC）”，专门支持那些即将破产的大公司。

　　但在1930年代，政府直接干预市场还没有先例。政府出钱开一家金融机构，该怎么管理呢？
　　经过政府、国会和银行家们的反复协商，他们最后找到了一个办法：

天涯居士

　　政府出钱，但是这家金融机构（RFC）完全由私人管理，跟普通银行一样，所有借贷活动都属于“商业秘密”，它把钱给谁、给多少，都不要政府管，也不用报告。

　　这样，政府就只是“救助”，而不是“干预”了。

　　——这可真是一个天才的主意。一般正常人肯定想不出来。

　　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结果如何是可以预料的：
　　RFC的第一任总裁是查尔斯?道斯。道斯是一个大银行家，当了五个月的总裁后就主动辞职。三周以后，他领导的一家芝加哥银行获得了RFC一笔9000万美元的贷款。而这家银行的总存款规模只有9500万美元。

　　对这个事，后来，连最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奥地利学派代表人物罗斯巴德，在《美国大萧条》里面也忍不住开骂：“这显然是一场对纳税人进行掠夺的政治阴谋！ ”

　　此外，RFC还向克利夫兰联合信托公司提供了1400万美元的贷款，而这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正是共和党（胡佛总统是共和党）国家委员会的财务官。

　　RFC的第二任总裁是克利夫兰联合信托公司的另一位董事。他上任以后立即批准了向克利夫兰联合信托公司新增1230万美元的贷款。然后，另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担任董事的公司获得了740万美元的贷款，商务部长担任董事的公司获得了1300万美元的贷款。

　　此外，还有2.64亿美元被贷给了铁路公司。这看起来像是在扶持实业。但在已知其流向的1.87亿美元中，只有0.23亿美元用于铁路公司更新设备，其它的1.5亿美元被用于归还债务。

　　根据罗斯巴德的研究，其中有很多落入了与RFC管理层所直接利益联系的银行手中。那些本来应该为自己错误的贷款决策付出代价的银行家，利用纳税人的资金实现了“胜利大逃亡”，但铁路公司的内部问题并没有得到纠正。

　　把这2.64亿美元和前面那几笔内部人贷款的资金加起来，总共是4.673亿美元。也就是说，政府直接出资的那5亿美元，在5个月的时间内就这样被基本花光了。

　　把胡佛政府花的这5亿美元的效果，跟2007年保尔森援助华尔街的情况相对照，就会发现，情况非常相似。70年过去了，大银行家们在侵吞纳税人的税款时候，都是同样的贪婪。
　　而且，他们的理由也很相似。

　　在次贷危机以前，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设立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帮助穷人解决住房问题。大银行家们纷纷表示欢迎，然后说：“你不能直接干预市场啊，政府不能直接承包工程建房子。所以，虽然你出了钱，但你不要管事，最好是把钱都给我们——我们代表市场，让我们来给穷人建房子。”于是，就忽悠房利美和房地美拼命的买他们创造的“次级债”和其它一些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把政府出的钱都掏光了，还积累一大堆债务。最后出了问题，银行家们赚的钱是不会退的，而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亏损则全部由政府买单。

　　在大萧条的时候，胡佛总统用5亿美元来设立复兴金融公司，他们也是同样的理由：“你出钱可以，不能直接干预市场，钱怎么花要让市场说了算（其实就是大银行家及其代理人说了算）。”最后，把这5亿美元全部装进自己腰包。

天涯居士

　通过前面的分析，就可以回答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美国经济何时才能真正复苏？
　　对比1929年和2007年美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和美国政府在这两次大危机初期的表现，可以说，它离复苏还远得很。除非跟罗斯福新政一样，对整个社会经济制度作出大的调整，改变分配结构，否则它就不可能复苏。

　　要理解这个道理，我们还是先来看两个中国的例子。

　　吴思先生在《潜规则》里面创造了一个词，叫“崇祯死弯”。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说，在明朝末年，全国各地不断的爆发农民起义。要镇压这些农民起义，就要用兵；要用兵，就要花钱；要花钱，就得征税。

　　但农民为什么要起义？就是因为征税。税负太重，农民活不下去了，才要起来反抗。
　　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征税，结果就会让更多的农民活不下去。到了崇祯的时候，新增的军费开支所镇压的农民起义的数量，已经赶不上它所诱发的新的农民起义的数量了。这个时候，明朝就注定要灭亡了，无药可救。

天涯居士

　　这是一个死结。

　　中央政府（崇祯皇帝）处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农民起义是因为官僚体系彻底腐败造成的，但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又必须通过这个官僚体系来征税和用兵。所以，中央政府大把大把的银子撒下去，全部被官员和军事将领贪污。这个时候，想靠花钱来解决问题，是一点用都没有的，只能把问题越搞越糟。

　　明朝的前一个朝代，是元朝。元朝的灭亡，源于治理黄河。

　　由于黄河泛滥，中央政府花了很多钱来治理。但是，治理的钱都被各级官员层层贪污，见不到成效。相反，为了治理黄河要花的钱，又需要各级官员去向老百姓征税。

　　于是，不管是黄河泛滥的灾区，还是没有受灾的地区，人民都活不下去了，纷纷揭竿而起，元朝很快灭亡。

　　要解开这个死结，它的方法现在已经众所周知，就是进行制度变革：通过民主和法制的手段，来消灭腐败，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只有先实现政府的清廉，再通过花钱的方法来治理自然灾害或者维护社会治安，才能产生效果。

　　所以，我们来看胡佛和保尔森，通过往金融系统里面扔钱的方式来解决经济危机，跟明朝政府通过增加军费来镇压农民起义非常相似。

　　2007年的次贷危机，是谁造成的？就是华尔街上的这些金融机构制造的。它们通过各种金融手段，把房价炒的很高、把股价炒的很高，从中获取暴利。在实体经济创造的真实财富不变的情况下，这些金融家的利润越高，就意味着其它行业的利润越低。整个社会都来炒房炒股，实体经济就被“抽血”了，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出，人才也从实体经济流出。它的整个经济就被泡沫化了。

　　投机泡沫破灭了。政府要挽救经济，自己不能亲自动手，就好比崇祯皇帝不能自己带兵去镇压农民起义不能自己去征税一样，必须通过这个混乱的金融系统来向经济体系注入资金。

　　结果怎么样？

　　崇祯皇帝花出去的钱，被各级官员和军事将领贪污了，民生没有改善、军队战斗力没有增强，镇压不了农民起义；另一方面，崇祯皇帝花完钱之后又要问人民征税，结果人民的税负变得更加沉重。

　　美国政府往金融系统里面扔的钱，被各级金融机构拿去弥补它们投机造成的呆账坏账，被金融机构的高管拿来给自己发高额奖金了，这些钱到不了实体经济里面，更到不了底层人民手中。所以，它只能加剧整个社会的贫富分化。

　　然后，美国政府花的钱，最后还是要向全体美国人征税来弥补。底层人民的生活，就会因此变得更加困难。

　　这跟元朝政府花钱治理黄河一样：越治理，人民就越是活不下去。不是说黄河泛滥不该治理，而是不能让一个腐败的官僚体系去负责治理。

天涯居士

　以上的对比，不仅是表面上的类似，而有其内在的共通之处——如果一个社会的权力精英——无论是握有政治权力的精英还是握有经济权力的精英——贪欲过分膨胀、权力失去控制，都会出导致严重的两极分化，最后让经济社会体制崩溃。

　　中国古代的专制政体，政府掌握了巨大的破坏力，对于它统治下的人民，可以任意的生杀予夺。掌握这种力量的社会精英——也就是行政官僚，可以用它来维持治安、兴修水利、修建道路、兴办教育……，总之就是提供有正效用的公共服务，然后领取工资。这就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反之，他们也可以利用这种权力来强取豪夺、横征暴敛，在合理的税收之外，再伸手问老百姓要钱，不给就变着方的收拾你。老百姓为了避免被这种权力伤害，只能老老实实的认账。这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在古代专制政体下，政府权力缺乏制约，官员们搜刮老百姓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反之，“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却是一件很劳神费力的事，干好了也不一定有好处。下级官员不想贪的，上级领导会逼着他们贪，不贪就没钱上贡，就没有前途；上级领导不想贪的，下级官员会求着他贪，他不贪下级就没有安全感，就会说他坏话……清正廉洁的官员就会被逐步淘汰出官僚体系。

　　官僚体系自身也在不断的膨胀——社会上的聪明人都看清楚了利害关系，想方设法从被搜刮的一方（老百姓）跳到搜刮的一方（贪官）中来。

　　最后，整个官僚集团的贪欲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老百姓无论如何辛苦劳作也无法养活这个贪腐集团。一个专制王朝，也就走到了尽头。

天涯居士

　　在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以前的欧洲，那种原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土地资本家和工业资本家，也掌握了巨大的破坏力。土地和货币，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如果一个人既没有土地也没有货币，那他就只能冻饿而死。最终的效果，与被政府判处死刑是一样的。

　　握有土地和货币的资本家，可以用这些资本来雇佣劳动力进行生产，按照资本与劳动力的贡献进行分配。这是生产性要素参与分配。

　　但是，他们也可以利用土地和货币的力量，来威胁劳动者的生存，由此从劳动者应得的报酬中剥夺一部分。这就是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

　　在原始资本主义关系中，资本的权力缺乏制约，要压低工人工资、降低他们的住房条件和工作环境标准，非常容易。资本家一边经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以企业家才能参与分配；另一方面也竞相压低劳动力工资，以对工人的低成本伤害能力参与分配。

　　但是，工人工资太低，工厂的产品卖给谁去？

　　由于每个企业都在过分压低工人工资，导致整个经济体的购买力不足。但某一个资本家提供工人工资，除了提高自己的生产成本外，并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购买力。所以，资本家们没道理联合起来提高工人的工资。相反，在消费市场日益狭窄的时候，只能通过裁员、降工资的方法来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把困难转嫁到劳动者头上。

　　最后，资本家的贪欲过分膨胀、资本的权力失去控制，每个资本家都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最后做出的决定却导致了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

　　所以，不管是政府的权力，还是资本的权力，都是创造力和破坏力并存的。如果其中的破坏力受到限制，创造力发挥作用，经济社会就欣欣向荣；如果破坏力失去约束，掌握权力的精英们觉得靠掠夺而不是创造来获得财富更容易、更方便，他们的贪欲不断膨胀，经济社会就会土崩瓦解。

　　对于夹在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中间的普通老百姓来说，哪一种权力太大了都不好，都会导致严重的分配不公，都会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劳动果实被人抢夺。不管自己如何辛苦努力，都无法填满精英阶层的胃口。被掠夺之后，剩下的部分仅购维持基本生活，而无法积累财富，也就没有安全保障。

　　经过几百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有资产阶级反对专制权力的革命，也有劳动者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最后，人类社会的各个阶层，在血的教训面前，终于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识：要让自己活得好，就得让别人也活得好——至少是要让别人能活得下去。

　　这个基本共识，又可以分为三点：

　　第一，政治权力不能太大。要用民主与法制的方式来限制政治权力。

　　第二，资本权力不能太大。在劳资关系中，在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劳动者必须在法律上得到更多的保护，而不是双方完全平等。

　　第三，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不能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政治权力吞并资本权力，搞计划经济；第二种是资本权力腐蚀政治权力，政府被资本家收买，沦为有钱人的工具。

天涯居士

　　——总之，在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问题的时候，无论是“政府—社会”的两分法，还是“资本—人民”的两分法都是不对的、有失偏颇的。正确的划分方法应该是“三分法”，即“政府-资本-社会”。有一些学者，认为呼吁减少政府干预，就是在为人民争取自由的空间，要建设“小政府、大社会”；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呼吁加强政府监管，就是在保护底层人民的权利。这样的呼吁，从两分法来看，都很难做出客观公正的评判。“小政府”不一定能导致“大社会”。相反，它往往会导致“大资本、小社会”。

　　如果政府在金融监管、遏制土地投机、保护劳工权利等方面表现软弱，资本权力必然会使得普通民众的利益遭受巨大的侵害。反之，过度剥夺资本的权利，也并不能让底层人民过上幸福的无忧无虑的生活。一个真正合理的社会，只能是政府-资本-社会三者权利合理划分的社会。由于底层人民在任何社会形态中都只能处于弱势的一方，因此对他们最有利的安排只能是资本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基本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