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推动国学应该“勇敢要钱”

梁知行

作者：柳建云


       有人说，他是楚辞专家，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与郭沫若等人一起进行屈原诗歌的研究，并出版了著名的《屈原集》。也有人说他是红学专家，因为他几十年来潜心研究《红楼梦》，出版了许多有分量的文章。还有人称他为中医专家，不单因他早年曾在北京中医学院任教，更因他深谙养生之道，年近百岁皮肤细腻。而今更多人认识他是因为他的书画，频频登门造访，只求他挥毫即兴留下的一幅幅千金难换的字画。几乎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知道，老人爱热闹，风趣幽默、风流倜傥、浪漫多情是年近百岁的他令人印象深刻的写照，近日，本报记者在端午节来临之际，独家专访了这位当今国学界泰斗人物、有着当代“活屈原”之称、98岁高龄的文怀沙老先生。

　　“我经常跟郭沫若贫嘴”

　　文怀沙说最初认识郭沫若是在1927年，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广东到处笼罩在白色恐怖中，郭沫若当时还是一身黄埔军校的戎装，由于在日本学医患上伤寒影响体质，最后不能从医只能从政。之后郭沫若为躲避白色恐怖辗转从上海到了日本，一住就是十年，也是那个时期，郭沫若常常在东方杂志上投稿挣钱糊口。文怀沙也是那时看了郭沫若文章，开始给郭沫若写信。

　　“因为我的字苍老有劲，郭沫若一直以为我是晚清年代的人，所以一直以文公相称，而我也一直没有透露真实年龄。记得当时郭沫若在用马克思历史学研究中国社会，而我写了一篇有关古代刀币的文章，郭老看了很是欣赏。”文怀沙说，“一开始只是神交，真正见到郭沫若是在1937年，郭沫若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三厅(文化厅)当厅长，当时第一次见面，郭沫若大吃一惊，他发现我原来不是老头子。”1943年文怀沙从三战区到重庆附近的国立女子师范大学教书，而郭沫若则在新成立的文化运动委员会当主任，两人交往更密。

　　文怀沙常常到郭沫若家住上几天。当时郭沫若50多岁，文怀沙30岁出头。郭沫若没架子，喜欢年轻人，他们平等地讨论时局，研究诗文，探讨个人的感情世界。“郭老最喜欢我去，因为我总会拎着当地出名的鸭子和爆米花，而后者是郭老最爱吃的。”文怀沙说。“北京解放后，我的组织关系还是郭沫若给介绍的，他是个浪漫诗人，从不记仇，每次争执之后，他主动先忘记。”文怀沙说，“当时文坛两大泰斗，郭沫若与茅盾，相比郭沫若，茅盾心细。因此我经常跟郭沫若贫嘴。”


　“喜欢我的都是佳人”

　　提到文怀沙更多人会想到与他有关的三句话。一是文怀沙对自己名字的解释：“我是一粒小小的沙子。你可别小看这一粒小小的沙子，沙滩就是离不开小沙。沙滩离开了沙子，就不会有沙滩；而沙子组成的沙滩足以怀抱海洋啊。”

　　二是有关他晚年的三字真言哲学：“正清和”，文出他写的最短的文章《文子三十三字箴言》，全文正文仅3个字，加上解释共33个字。“孔子尚正气，老子尚清气，释迦尚和气。东方大道，其在贯通并弘扬斯三气也。”中国的传统文化基本上由儒、道、释三部分组成，孔子儒学的核心便是一个“正”字，就是讲的无羞无愧，精神健康；老子的道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则是一种“清气”；而释迦的佛教讲究万事以“和”为贵。在他看来达到正、清、和则达到人生最高境界。

　　三是有关他对过往的98年人生经历的总结：引用的是王世鼐的诗——“平生只有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在文怀沙看来，美女分美人和佳人两种。美人爱的是英雄，先决条件是身体强壮，而佳人侧重的是男人的头脑。因此他这个年纪，喜欢他的都是佳人。

　　端午节在屈原前就有了

　　作为新增的法定节假日，今年端午节(6月8日)将放假一天，此前有关中韩之间的端午节来源之争令人印象深刻，作为国学界泰斗文怀沙并未出面澄清，而是表示“由他们去”，他更多提醒中国人，“因为我们虽然拥有辉煌的过去，但决不能沉浸在历史的光环里。”

　　对于许多中国人而言，并不真正知道端午节的来历，文怀沙告诉记者，端午节实际上在屈原之前就已经有了。“端午节最早起源于古代对龙的图腾崇拜，中国人成功以蛇为原型创造了龙。龙能大能小、能屈能伸，行运时可呼风唤雨，兴雷电，脆弱时可如蚯蚓入地，蜕无形。中国人以龙为父，因此端午节自古便有赛龙舟的传统。

　　关于屈原与端午的联系，文怀沙说，屈原的死赋予端午节更多人文思想含义，端午节后来成为人们纪念屈原的节日，人们以此认识到生存的理由看得比生存本身更重要，因此端午节也是太阳的节日、战斗的节日，它体现了中国人宁可站着死也不肯跪着生的奋斗精神。

　　国学热不是无条件接受历史

　　记者了解到，继惊世之作《四部文明》出版后，国学大师文怀沙最近忙于倾力推动国学市场化的发展。文怀沙认为，对于现代商品社会而言，最重要的是钱，而中国传统文化则让中国人更爱面子。钱与面子有时会是冲突的，“对于生存和发展而言，钱很重要，不可不要，穷酸注定不能发展，但面子也不能不要，于是屈原的《离骚》给我们的启示是，人应该在要脸的前提下勇敢地要钱。”文怀沙说，让国学服务于市场的用意正是如此。

　　谈到自己热心推动国学策划的原因，文怀沙说，“天下事往往是我愿意者，我不能够；我所能够者，我却不愿意，余之暮年能多做一些既能够又愿意之事，苟为此，则甘心瞑目矣。”

　　究竟国学市场化是否意味着可以无条件的国学热，评价于丹等年轻学者评说论语的现象，文怀沙说，继承传统不是开倒车，我对古代传统的总结是“正、清、和”，即强调继承中国的正气、清气、和气，强调吸取儒家、道家、释家之长，继往开来并非让孩子跟着无条件背诵三字经，孩子需要有自己快乐的童年。

　　文怀沙说，国学热不是无条件接受历史，不是热得失去理智，“不能继随地吐痰之往，也不能开艾滋病之来”。


文怀沙谈汶川地震：

　　“魂兮归来，哀江南”

　　“若无折难，哪得千秋？”

　　广州日报记者：屈原有《国殇》流传后世，您被称为当代“屈原”和国学大师，如今国殇当前，能否谈谈中华民族该如何面对灾难和苦难？

　　文怀沙：汶川地震让我们心爱的人民遭难了，我们应该为倚靠智慧和冷静渡过难关的幸存者，及那些投入到抗震救灾的英雄们“赞”。屈原《招魂》中有云“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以此为遇难者“奠”。当前我们不仅要救灾，更要重建家园。我将我的作品捐献出来拍卖，并把款项献给了压不垮的英雄人民。但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希望更多人献一点爱心。多难兴邦，不幸本身能产生强大的力量，若无折难，哪得千秋？

　　“历史上有四个人最尊重女性”

　　广州日报记者：潜心红学数十年，作为老一辈红学研究者如何评价刘心武等后辈说红学现象？

　　文怀沙：在我看来，红楼梦是一部不同年龄都有不同理解的书，刘心武与我算是忘年之交，他对红楼梦也有自己的理解。对我而言，红楼梦是一部歌颂女性的书，尤其对未婚女性地位特别尊重。历史上有四个人最尊重女性，古代有三个，一个是老子提倡阴阳，强调雌在前，雄在后，另一个是屈原，在《离骚》中将自己比作女子，将自己与楚怀王的政治关系比作男女之情。第三个则是红楼梦作者，将女性的思想和才学表现得淋漓尽致，当代有一个小人物，就是你面前的，文怀沙。

　　把西施列为先秦“第七子”

　　广州日报记者：你如何评价女性在中国传统文化地位？

　　文怀沙：在我看来，孔子对中国传统文化固然贡献卓越，但他的阴暗面在于对妇女不尊重，三纲五常就是他思想的延伸。先秦诸子的最大特点是没有妇女，也是一大遗憾，事实上，在古代女子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极大，尤以西施为典型，我将亲自编撰一本《先秦七子》，其中包括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屈子和西子(西施)，中国有四大美女，我最欣赏的是西施。越王勾践为了消灭吴国，就把西施献给了吴王夫差。西施忍辱负重，跟了吴王，但她明白自己的使命，最后吴国灭亡西施回乡。难道她还不够伟大吗？

　　《四部文明》为后代存信史

　　广州日报记者：你主编的共计200册的《四部文明》应该是你迄今最大的编撰工程，而且一度因此与清代纪晓岚《四库全书》叫板，为何想要编撰这样的作品？

　　文怀沙：我编《四部文明》其实很偶然。50多年前，我的好朋友、北大著名的教授周祖谟先生把我写的一篇短文拿给他的老岳丈余嘉锡先生看。余嘉锡当时正在写一本书，是关于《四库全书》问题的。他一直希望编撰一部贯穿学识与知识的书。他说，虽然你才不到四十岁，但我发现你的这篇短文里面充满知识的闪光，你是我心目中的“智识分子”。那天的谈话，正是促成我立下宏愿编《四部文明》的契机。而《四库全书》是清朝“才子”纪晓岚编的，它把凡是汉文献里不利于爱新觉罗王朝的都加以篡改。我编《四部文明》的目的就是“为中国文明聚原典，为子孙后代存信史”。如今我正在编撰《后四部文明》。


来源： 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