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散子谈到玉雪救苦丹 圣散子这张方子,废用久矣。许多学医的人,大概都不知道此方曾经在历史上掀起过轩然大波。
最先得到这张方子的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先生:“余既得之,谪居黄州,连岁大疫,所全活者,至不可数”。陈无择《三因方》也说:“此药(指圣散子)以治寒疫,因东坡作序,天下通行”。尤怡《金匮翼》也根据古代文献记载,说:“徽州郑尚书在金陵,用此治伤寒,活人甚众。”宋嘉祐中……苏东坡勒石川广其传,圣散子之功益著。”
然而,《三因方》指出:“辛末年,永嘉瘟疫,(用此方)被害者不可胜数。”“宣和间,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医顿废之”。
看来,同是一方,治疗瘟疫,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一边是“所全活者,至不可数”,“活人甚众”;一边是“被害者不可胜数”,“杀人无数”。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了。
那么,圣散子是一首什么样的方呢?
圣散子方:草豆蔻十个,猪苓(去皮)、石菖蒲、茯苓、高良姜(剉炒)、独活、柴胡、吴茱萸、附子(炮,去皮脐)、麻黄(去节)、厚朴(炒制)、姜汁(炒制)、藁本、芍药、枳壳、白术、苍术、半夏、泽泻各半两,藿香、防风、细辛各半两,炙甘草一两。右为剉散,每服五钱,水盏半,茶七分,去滓,空腹热服。
以上系《三因方》所载。《金匮翼》与此略有出入,无白术、半夏,多升麻、羌活、川芎、白芷。以用药论之,此方之主治当为风寒湿邪无疑。三邪相合,性质以寒为重点,故陈无择说此方主治“寒疫流行”。其按病邪用药为:
寒:麻黄、细辛、附子、吴萸、良姜。
风:防风、藁本、独活。
湿:苍术、厚朴、藿香、猪苓、泽泻、半夏、石菖蒲、茯苓、白术、草豆蔻。
其他:芍药、甘草、柴胡、枳壳。
这是一个大致的归类,使读者可以一目了然。细析之,寒胜则阳微,故用麻、附、细辛、吴萸、良姜以散寒振阳;风药能胜湿,所以用独、防、藁本;至于湿邪用药,则近于后世之平胃、二陈、藿香正气;柴、芍、枳、草则仲景之四逆散,是调畅气机,有升有降的名方。以方测证,当有憎寒、发热、无汗、头痛、身痛、不思食、恶心呕吐、胸闷、腹胀、腹泻以及舌苔白腻而厚,满布于舌面,脉浮紧数等症。
经过这样一些分析,可以说,圣散子这张方子如果用以治疗寒疫,应该是有效的。而苏东坡在谪居黄州时,遇到的瘟疫正是寒疫,正好对证,“所全活者,至不可数”,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而且我们相信苏东坡笔下的真实性:除了他的为人耿介磊落以外,还在于他当时是因政见不同而被贬到黄州,且生活在朝廷严密的监视之中的,如果这张方子出了乱子,“杀人无数”,其后果就可以想知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后来的“杀人无数”呢?盖后来的瘟疫乃是“暑燥疫“或者“湿热疫”,余师愚每服药用石膏120g到240g,吴又可则用大黄。这样的瘟疫,如果用圣散子,都不啻火上加油了。然而由于东坡的名气,使太学生信之尤笃,以至于“杀人无数”,这张方子也就顿时废用了。
自明清温热学兴,寒疫之说更几乎悄然无声了。究竟有没有寒疫?陈无择《三因方》在圣散子方后说:此方就是治寒疫的。并且说为医者“不可不究其寒温二疫也”,“不妨留以备寒疫,无使偏废也”。尤怡说得更清楚:“且也岁运有太过不及之殊,天时有恒雨恒旸之异,是以疫疠之行,亦有表里寒温热湿之分,其可一概论哉。”亦有寒湿独行,而病在肌皮胸膈者,则东坡圣散子之证也。而有寒湿而无蓄热,亦十中未得其一二也。然而法不可不备,惟用之者得其当耳。”除了“病在肌皮胸膈”这句话尚须斟酌之外,可谓通达之论。
吴鞠通《温病条辨》有一篇《寒疫论》,他也承认有寒疫:“世多言寒疫者,究其病状,则憎寒壮热,头痛,骨节疼烦,虽发热而不甚渴,时行则里巷之中,病俱相类,若役使者然;非若温病之不甚头痛骨痛而渴甚,故名曰寒疫耳。盖六气寒水司天在泉,或有是证,其未化热而恶寒之时,则用辛温解肌;既化热之后如风温证者,则用辛凉清热无二理也”。
疫,瘟同义,均指流行性传染病。温疫是流行性传染病中以热证为主要症状者,以寒证为主要症状者则称作寒疫。在其化热入里之前,寒热无汗身痛头痛,非用辛温香燥药不解,不能早用苦寒凉遏。但化热入里之后,诚如吴氏所说,就当辛凉清热,与温疫治法无异。
最后,我想谈一谈与圣散子相近的一张方子,玉雪救苦丹。这张方子药味多至48味,程门雪先生说:此方与牛黄、至宝之类大相径庭,温燥之力大,清热之功浅,“其意似重辛苦开泄,降浊通结,与宋人所定辟秽瘴,解疫毒方相近……又似三消、防风通圣等方意,寓解表通里、和中化浊、清热开闭于一方之中,而稍重辛开为主,药味虽杂,分之亦有理解,此方用之得当,确有捷效,不可以其芜而忽之也”。程先生之论在四五十年代,如今,此方也与圣散子一样,废用久矣。莫非真如刘河间说的“五运六气有所更,世态居民有所变”吗?还是重温热而轻寒,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