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徐文医生被严重砍伤所想到的--医生是弱势群体（张友平医生的BLOG）

励杏老人

同仁协和医院警务室常驻4警员 医生称有安全感

2012年05月19日05:57    来源：新京报     

　　

　　昨日，天坛医院，一名警员和保安一起巡视。目前，东城7家三甲医院全部建成医院警务室。新京报记者 孙纯霞 摄

　　 本月中旬，北京市50家医院警务工作室统一启动，标志着“院警制”正式实施运行。

　　昨日，东城公安分局内保支队副支队长赵昆介绍，辖区内7家三甲医院已全部建成医院警务室，包括同仁、协和等，每个警务室配备常驻的4名警察和8位辅警。

　　据介绍，医院警务工作室担负起了接受群众报警求助、保护医务人员及患者、家属人身财产权益，维护医院正常诊疗秩序的工作任务。包括对于干扰正常医疗秩序的医托、号贩子、血头、黑救护进行打击等。

　　天坛医院保安队负责人介绍，在设备配备上，除了橡胶棒、防刺背心、防暴头盔、防割手套和对讲机“五大件”之外，保安还要携带记录本、配备摄像机。根据职责需要，警察、保安将重点巡逻门诊大厅、医院门口、住院楼等重点区域。

　　“同时，工作中会强调，在遇到医患纠纷时，尤其是在遇到患者火气很大，一定要注意说话的态度和方式。”天坛医院警务工作室负责人邱中奎称，由于警力的入住，目前天坛医院的号贩子明显减少。

　　据了解，同仁医院警务工作室目前也正在扩建，并已开辟出来数十平米办公地点。

　　北京还将关注警务工作室建成后医院及周边发案及治安形势变化，并在医务人员、患者及家属等特定人群中开展安全感、满意度调查。

　　■ 探访

　　警察在旁心中不慌

　　昨日下午，天坛医院，身穿白大褂的大厅咨询员谭秀秀在大厅里回答各种问题，马不停蹄。与以往不同的是，23岁的她时不时会看到警察、保安的身影。“特别是早上的时候，满屋子都是人，不会关注到周边的情况……”话音未落定，谭秀秀的目光已转向另一边，“现在还能开药吗？”“洗手间在哪里？”“在哪里挂号”……

　　去年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医生被患者砍伤的事情，一度让谭秀秀心中一紧；陕西医生集体下跪事件，也让她开始审视自己的职业。

　　北京市50家医院警务工作室建成后，近200名医院警务室民警全部到位，“警察、保安就在身边，会觉得安全了很多。”谭秀秀说。（记者仲玉维 实习生葛南南）


（责任编辑：袁悦、崔东）

励杏老人

京华时报：减患者负担不止于废药品加成 2012-05-20 08:35:41 来源： 新华网 转发至





　　本报特约评论员乔子鲲
　　医改是否成功，最终衡量的尺子在患者手里。患者对医改后的医疗是否满意，一个重要标准则是看病便宜了还是更贵了。
　　北京本次启动公立医院改革，将破除一个被视为医疗问题最顽固的病灶，这就是以药养医。即在有关医院试点医药分开，取消15%的药品加成和挂号费、诊疗费。有关人士透露，药品加成全部取消以后测算结果显示，每个普通门诊患者就诊一次平均少掏11.45元。相对于平均每次349.1元的医药费，这个降幅还算比较明显。
　　然而，是否感觉减轻了负担，患者的实际感受最重要。如果单纯从这个费用减少看，未必会有很多患者感受强烈。事实上，无论是社会公众还是广大患者，考量的数据更多的可能在“15%的药品加成”之外。
　　有两个数据值得重视：一个是全国许多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医院总收入比例高达40%以上，一些中小型医院更高达70%―80%；另一个是媒体的个案调查，一些药品的出厂价只有几块钱，最终传导到医院开售后往往翻了十几、几十甚至上百倍。显然药价膨胀的奥秘，绝不只是明面上的“15%的加成”，真正的秘密或许在“药品利益输送链”。
　　有的药品出厂后要经历若干“流通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是一次对相关人员腐败性的利益输送和中间商自己的钵满盆盈，最终使药品价格层层加码。有的药品推销员坐镇医院、搞掂上下，开药按比例分成。如此利益输送之后，廉价的药品就膨胀成了让患者难以承受的天价药。
　　正如北京市市长郭金龙所言：既要把看病就医的负担降下来，又要保证服务的安全有效方便，让群众在改革中得到更多实惠、更多好处，这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要大幅度减轻患者负担，扩大医改成果，就不能止于靠废除药品加成，或许更需要在打破“药品利益输送链”上建树新的制度机制。
　　此次医改有一个新动向是“药品耗材集中采购”，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或可有效降低药品价格。但从根本上说，或许还需要药房彻底与医院分开，参与社会竞争。使医院只管看病开处方，而不管卖药。药品价格彻底由市场化决定后，这种“集中采购”也才能更显价格优势。相关报道见昨天06-08版
　　要大幅度减轻患者负担，扩大医改成果，就不能止于靠废除药品加成，或许更需要在打破“药品利益输送链”上建树新的机制。

励杏老人

北京启动医药分开试点 欲斩断“以药养医”利益链2012年05月20日 08:21
来源：中国广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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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启动新一轮公立医院改革试点

中广网北京5月20日消息（记者马喆 张棉棉）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长期以来，“以药养医”一直被视为导致 “看病贵”的重要原因之一。北京市昨天启动新一轮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将在北京友谊医院等5家市属公立医院，试点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挂号费和诊疗费，建立医事服务费制度。
斩断“以药养医”利益链
一场小感冒花上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其中药费占了绝大部分，这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情况。看病贵，一是因为医院对药品通常有15%的加价，于是很多医院鼓励多开单，多用药，明明一瓶药就够，医生给你开两瓶三瓶。第二就是过度检查。
北京市医改办公室主任韩晓芳说，这次医改，目的就是要让百姓都能看上病，并斩断“以药养医”的利益链条。
韩晓芳：一是医疗负担要进一步降低。另外，要让老百姓看病更便利、更安全，特别是要解决“以药养医”带来的大处方、滥用抗生素等等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问题。
作为本次改革的试点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取消了15%的药品加成，同时取消的还有挂号费、诊疗费。医院收入来源只有医疗服务费和财政投入两部分。
北京友谊医院院长刘建：试点医药分开，取消药品加成率，药品销售从医院来讲完全是进价销售，这样可能会在友谊医院以及友谊医院周边地区，包括周边兄弟医院和要点之间形成一个价格低谷。
优化资源有利于患者分流
而原本几乎一刀切，或差距很小的挂号费用被医疗服务费取代，这部分费用与医师的水平直接挂钩。例如过去，患者如果到普通门诊就诊，将支付3元以上的挂号费、诊疗费。而今后，医保患者每人次个人支付标准为：普通门诊2元，副主任医师20元，主任医师40元，知名专家门诊60元。同时，每次还要支付40元的医保报销费用，所以价格就依次为42元、60元、80元和100元。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周子君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首先可以让资源更好的优化，有利于患者分流，让专家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患有疑难杂症的患者：
周子君：比如说你要真正看病的话，你到大医院，你只挂一个主治医师的号，那么个人自付就是2块钱，但如果你一定要看专家的话，那么你自己要支付40到60块钱，所以说，它是用一种经济的办法来制约你，也就是老百姓要是真正需要看专家的时候再去看专家，而不需要看专家时就看普通号就可以了。
调高了医事费、降低了医药费，这就意味着：医院和医生不用再通过给病人“开大处方”和过度检查、过度医疗等方式，来增加收入——“以药养医”。
周子君：实际上，它通过这种方式，一个是提高了医生的劳务价格，因为以前医院的劳务价格太低，它弥补不了成本，所以他会通过卖药、通过多给你开化验检查的方式来提高收入，现在就是明码标价，就是医院经过核算以后，就是劳务指定你收这么多，收完以后，就不再允许你从药品里收钱了，所以这样会减少开药的数量。
医生担心不能弥补医药费缺漏
但也有一些医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自己对这项新政的疑虑，他们担心医事费的提高，并不能完全弥补医药费的缺漏，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三甲医院大夫介绍说，目前来说，医院里骨干主治大夫收入大概是2万元左右：
某医院医生：如果这个主治大夫也做手术，也出门诊，也就是说，他一半的收入来自门诊，一半的收入来自手术，一个月30个工作日，假设他出10个满天的门诊，然后做10个满天的手术，另外10天还要有一些教学任务、科研任务，或者说他休息的时间，这样来分配的话，那么10天的门诊应该让他能拿到1万块钱才是合理的，也就是说，每天应该有1000块钱的门诊费才行，那么，你觉得他一天能看多少病人？
这位大夫坦陈，这是一个很好的改革，但如果力度不够、不能让执行方真正受益，同时缺乏惩罚、监督措施，恐怕最终推行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不过，正如北京市卫生局局长方来英所说，改革不是一件易事，但它至少是一个开始：
方来英：这次明确要拿一家医院做医药分开的试点。虽然只是一家，但我想它预示着未来整个卫生系统的发展方向。
剑指“大处方”和“过度检查”
事实上，这次医疗改革总共选择了5家北京市属三甲公立医院进行分类改革试点。除了“医药分开试点”，还有“医保总额预付试点”和“法人治理运行机制改革”，北京友谊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和北京积水潭医院进行医保总额预付试点；同时，北京友谊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北京儿童医院进行法人治理运行机制试点。
其中，总额预付制是剑指“大处方”和“过度检查”的另一方法。北京朝阳医院院长封国生介绍说，总额预付制，就是按照“总额预算，定额管理，基金预付，超额分担”的原则，以上一年试点医院发生的实际费用为基础，适当考虑增长因素确定本年度医保定额管理指标，超过定额的费用由医保基金和医院按比例分担。主要特点就是把付费的总额事先预付给医院：
封国生：这就要求医院要加强医疗行为管理，减少或者避免“乱检查”、“大处方”，要做到合理检查、合理治疗、合理用药。
法人治理运行机制是说，要试点公立医院独立法人地位，通过实行理事会制度、院长负责制和监事会制度，构建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工、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据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介绍，医院成立理事会，由内部理事和外部理事组成。北京市医院管理局按有关规定任免理事长，选聘或解聘理事。理事长是医院的法定代表人。

励杏老人

原谅是医患和谐的润滑剂2012-05-17 09:30 来源 健康报



    正在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心术》，虽然有一些“理想化”的地方，但站在医生的角度，还是感觉这是一部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医生生活状态的作品。剧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对笔者的触动尤其深刻。

    医生小郑，对一名有潜在风险的老太太麻痹大意，允许其回家看孙子，结果老人突发脑出血死亡。这位老人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如果家人对此事深究，对小郑的前途可能造成严重的影响。可是，就在院方忐忑不安的时候，患方却选择了原谅，希望老人非正常死亡的生命能够成为医生成长的基石，为其他的患者带来福祉。来自老人的家人方面的原谅让这位稚嫩的医生懂得了忏悔，对着老人的墓碑深躬不起。

    这个的情节其实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相比于严厉的惩罚和冰冷的条款，宽容和原谅，有时更能触动一个人的灵魂，让人懂得反省，并将自己获得的宽容，化为一种精神，传递给周围的人群。

    近200多年来，西方社会主张博爱精神，事实上就是因为社会的发展已经证明，一个只懂得冤冤相报的社会，其换来的可能是更深的仇恨，相反，宽容和原谅，却往往更容易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引导人们追求向上的精神。

    所以，法国大作家雨果在他的名着《悲惨世界》中，出现了这样的情节：惯偷冉·阿让在从监狱出来后，偷窃收留他的神父家的物品，可是当警察将冉·阿让人赃俱获地带到神父面前时，神父选择的是宽容。他对警察说，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他送给冉·阿让的。神父的宽容，化解了冉·阿让心中的磐石，监狱的鞭子没有改变他，但在博爱的神父面前，他懂得了反省，并在以后的生活中，用爱和宽容拯救了更多的人。

    笔者在多年前曾在报上看见这样一篇文章，作者是一名护士，她非常清晰地记得，自己刚工作的时候，有一天给患者扎输液针，连着失败了好几次，当时她的心里十分害怕，生怕患者呵斥她，可是患者却一直笑呵呵地鼓励她，患者的笑容成为她日后努力工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也促使她尽量让自己用微笑对待患者。可以想象，如果这位护士在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就因为一个不大的失误遭受呵斥，那么最可能的结果就是，护士对患者充满畏惧，畏惧积累久了，就会成为怨恨，由此她很可能不屑用微笑来对待自己的工作。

    现在，医患之间关系紧张，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对立的情绪，应该说，这与现在的医患之间，缺乏一些基本的原谅精神有关。患者方面认为医学本就是一个精细的工作，因此，常常对医护的失误不依不饶，以为这样可以最大化地维护自己的利益，事实恰恰相反，这造成的是更多的医护对患者态度冰冷，不愿意用真情来对待患者。

    在医方这边，对于患者在某些阶段的情绪变化，同样也缺乏必要的宽容精神，因为有医闹存在，就常常把患者的“脾气”视为“事多”甚至是“闹事”，随之而来的是对患者更加不客气的态度，缺乏用医护的职业情怀去温暖患者的耐心。为什么现在很少有患者能感受到医院里的“爱”，因为医护对于患者的不理解不是用一种勇于原谅的态度，而常常是“对着来”的情绪。

    当然，原谅是一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的事情，但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逐步树立一种原谅的意识，用自己的宽容与爱心，去逐渐改变我们所处的环境，从自己做起，也许，您就是打破医患对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励杏老人

如何斩断医药间的利益链2012-05-18 09:02 来源 经济参考报



    不久前，尤小姐因摔伤到北京一家公立医院看骨科。拿着医生处方去划价，她发现需缴费用竟达799元。

    “摔个跟头值八百？”她查看费用明细：挂号费仅4.5元，拍X光片也不过100多元，其余600多元全是药费。开出的药，除了外用的正骨水、跌打膏外，大部分是昂贵的进口止疼药。

    “这是看病，还是卖药？”尤小姐感慨道。

    “看病贵”问题已呼吁多年，为何仍未能有效解决？医疗费用中药品到底占了多大比例？药品利润究竟流向了何处？公立医院改革斩断医药利益链需要开出怎样一张“处方”？

    “医”为何要靠“药”来补

    我国对公立医疗机构用药实行“顺加15%的差价率作价”的药品加成政策，始于1954年。

    “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药品加成政策并未造成不良影响，因为当时医务人员工资由财政全额负担，他们的收入和医院收入没有直接关联，医院没有分配收入的权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说，“80年代后期，公立医疗机构引进了一些市场因素。以药补医弊端逐步显现，当前其负面影响日益突出。”

    多年来，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相对不足，以2008年为例，财政直接补助只占公立医院收入的7%；同时，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长期低于成本，且未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进行动态调整。改革开放以后，公立医疗机构对药品加成的依赖逐步增强。

    医院可以名正言顺地赚到15%的药品差价，而一些有处方权的医生可以私下从“医药代表”手中拿到回扣。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告诉记者：“一些医院对门诊每月要开出多少钱的处方有明确要求，还要考核绩效。要不然，医院建设、人员奖金等钱从哪来？”

    “我受药企资助参加过国际学术会议。我承认这可能影响到我的处方。”一位医生说，“没办法，我们的医院科研经费有限，无法提供这笔费用。”

    “以药补医”滋生“以药腐医”

    “我国公立医院的建设、发展及医务人员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靠药品加成解决，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独有的。”卫生部部长陈竺说，“以药补医”机制还逐步滋生出“以药腐医”机制，损害了医务人员的职业道德和社会形象。

    一位“医药代表”讲述了他的“攻关路径”：在医院药事委员会开会前，先“搞定”药剂科，然后找医生填单，再拜访几位药事委员会成员。

    “打通关系当然靠礼品和红包。”他说，“同一成分的药品有多种剂型、多家企业生产。如果不这么做，你的产品怎样竞争进入医院药房呢？”

    当前，“以药补医”已经成为“看病贵”的重要成因。李玲介绍说，医院和医生收入与药品收入直接挂钩，直接刺激医院卖贵药、用贵药，催生大处方、高价药等现象。一些医院药品费用占医疗总费用的比重达到50%，远高于发达国家的10%至20%；另一方面，“以药补医”易导致药物的不规范、不合理使用，影响医疗安全质量，恶化了医患关系。

    “‘以药补医’还影响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导致医药企业反常的价格行为，加剧了药品回扣等不正当竞争行为，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医药购销领域的乱象。”李玲说。

    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已成为深化医改的必然要求。陈竺指出，如果“以药补医”得不到彻底革除，群众医药费用的负担就难以减轻。同时，基层首诊、双向转诊、防治结合、急慢分治、医疗机构间分工协作的机制也难以形成。

    如何斩断医药间的利益链

    我国正在全力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有19个省（区、市）600多家县级医院启动了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浙江、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自治区）将在2012年实现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的全覆盖，其核心就是全面取消所有县级公立医院药品加成。

    取消药品加成后，医院减少的收入拿什么来补？陈竺说，主要通过调整部分技术服务收费标准和增加政府投入等途径予以补偿，并将医保资金作为公立医院主要收入来源，实现医院可持续发展。

    在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的同时，一些地方正在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就医实行总额预付以及按项目、按病种、按人头等付费方式。这样一来，药品就由医院的创收手段变为提供医疗服务的成本，从而引导和促使医院及医务人员主动控制成本。

    “医生是高技术含量、高风险、性命攸关的职业。可是，作为资深医生，我的挂号费才7元钱。”一位副主任医师说，“所有医疗行为最后都要落实到每个医生。要让医务人员摆脱对药品收入的依赖，消除药品回扣等不正之风和商业贿赂，必须通过建立符合医务劳动特点和规律的薪酬制度、绩效考核与激励分配机制，解决好医务人员的福利待遇、职业发展、执业环境等利益关切问题。”

    要彻底斩断“医”与“药”之间的利益链，还可以借鉴日本、美国等国家做法，取消医院门诊药房，给药店一定的利润空间，让患者带着医生处方去药店买药，真正做到让医和药从机构和机制上“分家”。一些医生和专家提出了另一思路。

    “这也会让老百姓用药更便捷，特别是对需要长期服药的老年慢病患者，可以不必时常去医院药房排长队取药了。”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张秀兰说，现阶段这样做也会遇到一些困难，例如，剥离医院药房会带来人员转制等问题，由于城乡差异农村居民买药可能不便。药店需要布点、建立信息系统，并实现与医保网络连通。不能一蹴而就，可以分步实施。

    中华医学会党委书记饶克勤提出了更深层面的问题。他说，医院进账其实是小头。一些药品进入医院时，价格已经是出厂价的十倍以上。如果不减少流通环节，不打压虚高定价，难免会有一部分利润被用于各种不合理“攻关”。

励杏老人

非医人士视点：由哈医大事件看中国医疗改革的破产

2012-04-09 13:17 来源 曲蕃夫

近些天来，随着哈医大一院的弑医案不断被发酵，一向安静的医生群体如火山般爆发了。本人校内的一条状态，被无数医生和医学生朋友分享，大家向我表示了感谢，当然，也有若干非医务工作者的同学，对我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质疑的中心，就在于我提出，医患关系紧张的实质原因，在于政府扭曲了医生的合理收入水平，患者的红包和高额的医药费，是在替政府失败的医改买单。对此，我觉得有必要专门写一篇文章，谈谈我的观点。文章写给医生朋友们，更写给非医的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医患关系紧张的问题，到底该由谁来负责？

首先我要声明，本人不是医生/医学生，只是一个普通的留英学生，本科学习经济学和政治学，硕士攻读中国研究。我的家中直系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也没有一个医生。因此，我不是为某个利益群体的代言人，我只是普通的中国公民，在国内休假时，我是中国政府的纳税人，在国内生病了，我也是患者，而且我不在中国工作学习，所以我没有任何医保，仅此而已。

作为土生土长的哈尔滨人，邮政街的医大一院是我从小就熟知的地方，距离我家不过两站而已。虽然平时我本人不常住在国内，但父母亲人生病，还是要常常去医大一院门诊/住院，对这间黑龙江省最出名也最忙碌的三甲医院，我是熟悉的。所以事情刚刚发生时，我看到新闻，感到很震惊。但随后看到网页上那些高兴的笑脸和攻击性很强的话语，我也和大多数的医生朋友们一样：愤怒，痛心……于是我没有当时就针对此事写文章，我想要等事情沉淀下来。冷静是理性思考的基础——这句话也送给现在还在愤怒和痛心中的医生朋友们：牢骚、抱怨甚至辱骂，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一、论中国医改的失败和政府职责的缺位

追本溯源，首先来看看中国医改的进程。起初，医改是为了缓解中国医疗基础设施极度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而开始的。当时的中国医疗制度和现在的北朝鲜古巴类似，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色彩。城镇居民看病靠公费医疗，农村居民靠卫生所（大病转诊至县市级的医院）。这样的公费医疗制度，英国现在还在用，制度本身没有错，但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国家，这种制度的缺陷很明显，就是基础设施的极度落后，医疗资源严重不足。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生病去社区里的卫生所，或者妈妈工厂的职工医院的情形。病房里掉漆的铁架子床和不甚清洁的床单被罩就不说了，巴掌大小的黄色的牛皮纸袋里面装着几粒扑热息痛，就是治疗发烧的方式。而没有医疗检验设备，就意味着发烧这种可能由各种病因导致的常见病理反应，根本得不到应有的检验，也没办法对证下药。因为治疗不及时也不对证，我因为简单的伤风感冒，恶化到扁桃体炎，后来变成肺炎，只能每天去打剧痛的臀大肌青霉素注射，打完之后腿要麻木十分钟，只能用一条腿跳着回家。这种经历至今记忆犹新，所以回到过去的公费医疗缺医少药的模式，这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的。

那么改革的重点，就在于提高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的质量。盖新大楼，买新机器，进好药品，加强医疗科研……可是这些都需要用钱，我承认，医改开始之时，中国政府的确没有足够的资金，把这一切都包揽下来。原因简单，我们老百姓当时还不富裕，没办法交足够的税给政府。可是当务之急还是要解决，那么有史以来最精明也最懂得变通的中国政府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就是用患者的钱来补贴政府对医疗的投入。可是门诊挂号费或者青霉素扑热息痛这种最基本东西是不能涨价的，否则政府对民众不好交待，于是医疗检验涨价了（因为进口了最新的设备），绝大多数的药品涨价了（因为是从市场化了的药厂买的），医科大学的学费也涨价了（因为科研费用不足，尸体和小动物都涨价，大学只能靠学费来补）……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读高中一个牛逼政策——自费生。我想对这个政策全国的同学都有同感。黑龙江省所有的省市级重点中学，都有一个自费生的政策，以我的高中为例，全哈尔滨市考分高的315名同学，可以每学期交300块学费就读，而考分稍微低一些的285名同学就要交每年交7000块（这是02年的数字）。大家只是觉得考不到统招生，交钱就交嘛，技不如人没考到高分而已。但是绝大多数人至今不知道的是，家长们每年的7000块钱，被算作了政府的教育支出，并列入政府的支出明细账！每个学生读三年，21000元，285个学生，600万的教育经费就这样出来了！这仅仅是一间高中一年的数字，哈市省市重点高中十余所，政府从家长手里收走近亿元，但这笔钱算是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哦，扩展全国，这项政策每年为我们国家各级政府增加了百亿元计的教育开支，还有谁敢说我们政府不“投资”教育哦亲？

医疗也是一样，政府推出的精明政策，让患者为医疗改革默默买了单。但是悲哀之处在于中国的百姓少有纳税人的意识。没几个人会想到去质疑政府对医疗的投入是不是严重不足，大家看到的是医院又盖了多少高楼，买了多少新设备，而就医费用又增加了，药费又贵了，于是一切的愤怒都被倾泻到了医院和医生的头上。再加上部分媒体的炒作，医患关系就这样紧张到了要用刀子相见的地步。

不知道我们伟大的党国，看到这一切，会怎样评价自己当时的政策，估计还是会偷笑吧……反正决策者和他们的家人都享受着完全的公费医疗，有最好的医院医生和药品，他们是不在乎的……

    好吧，当时政府穷，要做的事情也太多，我们必须要牺牲一部分民众的利益，让改革进行下去。这个我们认了！可是现在呢？我们的政府穷么？

政府每年财政收入都有近乎20%的增长，去年突破十万亿（RMB￥10,000,000,000,000），我的神哪！不敢数这些吓人的零……摊到每个中国百姓的头上，不论男女老少工作与否，上到耄耋老妪，下到嗷嗷待哺，每人一万块人民币交给我们亲爱的政府。我们有近千万的公务人员，有几百万的军队，有靠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人员（这里包括教师和医生），这些人都靠我们每个纳税人的税金活着。不过这笔钱对于这当中的一部分人（相信是一小部分人）来说，税金对他们而言不仅仅是活着，而是一块甜美的无人监管的大蛋糕，饿了馋了都可以去切一块。于是有了每年近万亿的三公消费，而我们每年投入医疗的经费，也还不足每年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和公款旅游的钱……

    我们的政府现在很穷么？纵观全球，谁敢和我们中国政府比钱多？我们都能砸死你，管你美帝小岛，枫叶袋鼠，法兰西德意志，北极熊小日本，毫不犹豫，一律都能用钱砸死。

可是别忘了，这里面的每一分，都是我们百姓的血汗钱，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都能告诉我们，政府是不能创造财富的，政府手里的每一分，无论财政收入还是外汇储备，都是我们劳动创造出的价值。我们给了政府税金，那么当我们无法获得应得的起码的医疗保障，病无所医，病无钱医的时候，我们是该去堵医院骂医生呢，还是该考虑一下，出门左转是政府呢？

二、医生应该挣多少钱才合理？

    这里再说说医生的收入问题，这个是批评者们攻击我观点的重点。我认为现在医生的收入太低，尤其是省市级大医院中在临床一线没日没夜地在门诊病房手术台之间奔波着的医生的收入，是严重被扭曲的。是的，我提出一二线大城市三甲医院临床一线的主治医师的年薪应该达到30-50万元，我的道理如下：

    1.据我所知，现在三甲大医院，新进的主治医年龄应在35-40岁之间，而他们都是经历了10-15年以上的医学高等教育外加5年以上临床经验的知识精英，普遍拥有博士文凭，有很多还有海外留学进修的经历，他们的青春完全葬送到了无止境的医学学习和探索之中，30多岁都没有办法正式参加工作而还在念书（因此也没有正式的工资，可能还要花学费），这个我敢说，极少有其他高等教育的专业能与医学相比。这个专业的特殊性，就是成才周期极长，而且淘汰率极高。因此只有在成材后的高工资，才能对得起他们年轻时的付出。

    2.医学是个普世的专业。会给中国人看病的医生，一样会给美国人英国人加拿大人澳洲人看病，因为人体的构造机能疾病机理是和种族没有关系的。那么，低工资将会造成高水平医务工作者流失到外国。近年来这样的例子已经为数不少，我在英国也见到了来自中国的医生（英国还是个公立医疗占绝对优势的国家呢！），至于美国这样私立医生比例较大的国家，来自中国的优秀的医生更是雨后春笋。如前一段，优秀的医生都拥有相当高的学历，而且医学的专业性极强，对于有志出国者而言，语言根本不会成为大的问题。美国一名优秀医生的收入我不需详述，几十万美金一年只是小菜，而且工作压力远远小于中国。人是理性的动物，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你觉得有几个好医生会愿意留在中国挣几千块钱一个月还时时刻刻担惊受怕被患者辱骂投诉甚至捅死吗？

    3.很多人可能想要攻击医生的灰色收入。我从来都不认为，医生收红包和吃药品回扣是个正确合理的事情。不正确不合理的事情，当然需要改变。问题是怎么改？从哪里入手？

    试想一下，在目前不合理的收入制度下，想改变红包回扣的陋习，难上加难。如果提高医生的工资，同时再加大监督惩治医疗腐败行为的力度，作为受过良好高等教育的社会精英群体，白衣天使们怎么会为了一点无足轻重的小利，断送自己的职业生涯？解决灰色收入问题的关键，根本就不在医生，也不在患者，而在于制度！

    4.现有的卫生部/工会/医师协会，根本就是木偶一般的政府操控群体，根本无法代表广大的医务工作者。中国的医务工作者需要有强有力的行业组织/工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合理合法维护自己的职业尊严。超强度加班，超负荷工作，不合理收入分配，极少数患者的侮辱和威胁……诸如这些事情，医生必须要学会说NO，而且必须有权利说NO。医师协会，作为代表医务工作者利益的行业群体，对于侵犯自己群体利益的事情，有责任有义务让政府主管部门听到医务工作者的声音。在任何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某个群体想要获得关注，惟有不再沉默！

    自从哈医大一院的惨案发生后，一些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医务工作者站了出来，对极少数患者或家属的语言威胁或侮辱（诸如“医生活该被捅”之类的攻击性语言）进行了揭露。以英国为例，对公共服务人员讲出这样的语言，一定会被定义为verbaloffence（语言侵犯），任何听到这样的话的医生，有权利马上拒绝为该患者提供服务，并要求道歉。如果得不到道歉，医生有权报警，患者将因为自己的语言威胁受到起诉，面临罚款和监禁。同理，诸如医闹这种畸形的群体，将因敲诈和扰乱公共秩序受到严厉惩罚。而现在中国医生和医疗单位对这种丑陋语言的无限容忍，其实就是在鼓励极少数人的暴力语言和行为。在医院这样为了人类生命健康而努力奋斗的地方，这种语言或行为，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他们必须被惩罚！

    笔者写作此文，并不想挑起任何的争端，只是想尽可能理性和客观地寻求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本文主旨，就在于论证政府的缺位和不负责，是目前医患问题的根源。

    我想，中国的患者，只是想生活在一个人人都能够病有所医的社会。中国的医生，只是想自己的工作有尊严，付出有回报，安全有保障。患者和医生的要求，都不过分，而且，患者和医生是理应该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为人类的健康而努力奋战的。那么两个本来是利益共同体的群体，何至于对立至此？如此不合理的现状，又如何能得到改变？这才是我们该思考的问题。不是谩骂，不是攻击，不是灰心丧气，不是牢骚满腹，更不是血腥地举起屠刀……

    最后，笔者以希波克拉底誓言为本文收尾。希望医生朋友们重温这段2500年前的古希腊先贤对众神许下的誓言。每一个有理想并为人类生命健康和人道尊严不懈奋斗的医生，都值得获得全人类的尊敬。（这里的誓言不是中国大陆现用的版本，而是根据世卫组织日内瓦宣言重写的誓词的中文版本）

   今我进入医业，立誓献身人道服务；我感激尊敬恩师，如同对待父母；并本着良心与尊严行医；病患的健康生命是我首要顾念；我必严守病患寄托予我的秘密；我必尽力维护医界名誉及高尚传统；我以同事为兄弟；我对病患负责，不因任何宗教、国籍、种族、政治或地位不同而有所差别；生命从受胎时起，即为至高无上的尊严；即使面临威胁，我的医学知识也不与人道相违。

    我兹郑重地、自主地以我的人格宣誓以上的誓言。

励杏老人

凸显医术价值还需高质量医疗2012-05-20 18:09 来源 京华时报



    社会公众尤其是患者，希望这次医改凸显的医术价值，能够最终传导到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上。

    医术在医生收入方面的价值被埋没，是为社会诟病的一大怪现象。无论你是高水平的专家，还是最普通的医生，一次看病也就几元钱的就诊费，以致医院不得不靠卖“加价药”来弥补收入缺口，少数无良医生便开起了“大处方”、高价药。本次北京医改，另一个突出亮点即是凸显医术价值，试图消弭这一怪现象。

    从凸显医术价值的决心看，这次医改的力度不小。在医保定额支付医保患者每人次40元的基础上，每次普通门诊2元、副主任医师20元、主任医师40元、知名专家门诊60元。这累积下来对于医院来说显然不是小收入。

    当然，这个被称为“医事服务费”的收入有多大比例体现在医生身上，还有待医院的收入分配机制、激励机制、用人机制。这是医院内部的一个利益博弈过程，看起来与社会公众无太多干系。不过，社会公众尤其是患者，希望此次医改凸显的医术价值，能够最终传导到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上。而没有对医务人员的有效利益激励，就没有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明显提升。

    医务人员是医改的主力军，如果把医务人员的积极性给减弱了，医改就失去了基础和动力。只有建立科学公正合理的用人机制、激励机制、分配机制，才能使医务人员的收入在提高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中得到大幅提升。这同样是一个不小的难题，如何体现公平与水平、数量与质量，以最大限度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主动性，促进他们钻研业务水平和质量，同样考量着医院决策者的智慧和能力。

    医改的总体价值取向即是要化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同时助力医疗事业发展。增加医事服务费和取消药品加成，则共同成为撬动医改的一个重要支点。二者一增一减，总体上不太可能新增患者负担，却使医疗服务结构和方式有重大调整。比如，遏制小病也挂专家号的现象，形成有序就医格局，激励各层次专家出诊等等。如此则有望使“看病难”问题明显解决。

励杏老人

医患之痛在于社会躯体之病2012-05-21 09:17 来源 证券时报网



    4月底，被媒体广泛报道的陕西榆林横山县百信医院事件，将医闹推向了又一个顶峰。结合前不久的黑龙江哈医大伤医事件，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极端事件不过是多年来医闹持续发酵的典型代表而已。

    虽然针对越来越严重的医闹，为了维护正常的医疗秩序，保障医护人员正当的权利，4月30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警方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医闹行为进行治安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百信医闹是否将成为中国式医闹戛然而止的标志性事件，实在值得怀疑。我不是担心卫生部、公安部《通告》的威力，而是担心这类扬汤止沸、治标不治本的处置方式难以消除医闹的根源。治标不治本是医之大忌，扬汤止沸则是治疗社会之病的大忌。

    小恙为疾，疾加为病。从社会生活来看，病患关系只是整体社会关系中的一部分，医闹也并非不和谐现象主流。因此，尽管从单一事件看，上述医闹性质严重，冲击了道德、良知乃至法律底线，但它不仅仅是医疗系统的事，而是社会躯体之病的反映。为着治本的目的，任何单一的道德处方、行政处方，乃至法律处方，都不是治病的良方。

    在展开分析之前，我想谈点个人感受。首先必须申明，笔者与医院交道不多，没有被疾病折磨的切身体验，因此，难以体会那些进出医院的患者因艰难困苦而与医院之间的故事。但是，听多了看多了周遭的故事，偶尔去医院时，我还是不太放心，总要事先找医院的朋友打个招呼，一来觉得这样可靠，二来会省去不少麻烦。这是医患关系的一个侧面。大量的事实表明，近几年来医患关系确实比较紧张。这种紧张至少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首先，医疗是技术含量很高的职业，一般人拥有的知识少得可怜。因此，就医患而言，他们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非常严重的。由此，误解、担心、埋怨之情几乎是天然的、普遍存在的。所以，行医是一门高风险的职业，医生不仅要应对技术上的挑战，还要求得病人的理解与认可，至少别让他们捏住把柄，节外生枝。与其他职业相比，医生工作的难度与风险度成倍增加。职业本身的特性，注定了医患之间容易出现误解与冲突。

    当然，信息不对称的职业特性并不必然招致矛盾冲突。如果医院能在服务方面做得更好，医患之间良性互动，关系和谐，极端的医闹不太可能出现。可现实的情况是，患者不仅不理解，体谅医生，即使面对一些模棱两可的事，他们也往往先咬定是医生医院的责任，这样“先下手为强”的做法，缘于他们的生活经验。这种经验的来源至少有两个：一是过往医疗事故的受害人总是病人，医生医院担责甚少；二是医生医院更愿意从经济角度考虑问题，更习惯于冷冰冰的医术。

    再次，病患之间医疗纠纷的调解与裁决，是通过卫生行政部门下属的第三方进行的。这个第三方表面上是独立的，实际上与医院是同门兄弟关系。因此，医患纠纷之裁决，实质上就是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的医疗行政机构的独角戏。在这种制度框架下，其公正性不容易获得民众认可。一旦出现医疗纠纷，患者理性选择法律途径的可能性不大，往往诉诸其他手段。

    最后，在医院行政化味道很浓的背景下，在医术不受重视、医生的职责不是治病而是创收的条件下，最简单的办法行之最广：多检查、多开药、开贵药、过度医疗、见死不救等现象就变成了家常便饭。

    正是由于诸多问题的存在，医患矛盾越来越多，医患冲突呈激烈化趋势。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调查统计，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22.9%。另据中新社2007年的报道，卫生部新闻办透露，2006年中国内地发生9831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5519人，造成医院财产损失超过2亿元。这种局面2008年以来不仅没有缓解，相反有加速、加剧的趋势。据报道，2010年，我国共发生医闹17243起。

    医患关系恶化，矛盾冲突不断，实际上反映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患者权利意识觉醒与医院责任意识欠缺之间的矛盾；二是市场化的高支出与不相匹配的医疗服务之间的矛盾；三是权利受损与维权手段缺乏之间的矛盾。由此可以看出，医患冲突实际上是社会躯体病态的集中反应，是医疗系统脱离改革轨道的结果。因此，缓和医患关系，消除医闹的重点不在于道德说教，也不在于高压打击，而在于医院自身的变化，在于对现行医疗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

励杏老人

听，他们心里流泪了！2012-05-21 09:20 来源 廖新波



    周末，多数人的休闲日，但是有那么一些人，包括医生和护士，他们却在忙碌着……，忙碌并没有什么，他们忍受不了的是心灵的煎熬……他们一边救治着病人，一边向我述说着：
    夜班，全院抢救一个颈椎骨折送来时已无心跳呼吸的车祸病人，历时9个小时，患者死亡，家属表示要让主持抢救的医生偿命，扯烂了他已经浸满鲜血和汗水白大褂，作为他辛苦奋战9个小时的回报。终于明白，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了，医生是医不好中国人的。
    医疗费用医保超标医保局要扣全科室医生的奖金，众医护无语，每天至少十分之一危重病人在床，新收患者各种尿毒症心衰癫痫脑梗胃穿孔脾破裂肝肿瘤，总不能不管病人病情一味来追求医保金额达标。但全力抢救、医治病人的下场就是患者多花了医保的钱，某某部门要回头找医生钱。日夜操劳担风险把病人从死神手里拉回来，某某部门却很生气。
    如果你的朋友长时间没有和你联系，一种情况是他死了，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是医生；如果你的女性朋友在26岁还没有结婚，一种情况是她喜欢女人，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她是医生。
    我，80后，医务工作者。
    我们经历了高中般的大学生活，当其他专业的大学生们在上网、逛街、化妆、看电影、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整日泡在自习室里，用5年（本科）或8年（硕士）的青春和一摞摞成百上千页的书作伴，终于毕业了，有了一份工作，一份既让你们羡慕，又被你们唾弃的工作。这是一份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还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我给你看病，你的病恢复的快，你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你的病恢复的慢，你认为我是庸医，是刻意留你在医院里，好多赚点钱。给你治好了，你认为是应该的，毫不领情；一旦病治不好，医生立刻就成了杀人凶手，轻则被告上法庭，重则遭打杀报复。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过程，况且有些病的确是目前医学上解决不了的难题，你以为医生是神仙，无所不能、包治百病、药到病除、起死回生啊，对不起，我是人，不是神仙。
    我给你做全面的检查，你说我是过度检查，牟取暴利，你向媒体极力控诉我的恶行；我给你省钱，尽量少做检查，当某个病没检查出来时，你又告我，说我玩忽职守，不负责任。那么，请问，你到底想让我怎样呢？
    你家属急需手术，需要你签字同意，你却害怕承担手术的风险，迟迟不肯签，最后你家属死了，然后你对着媒体的镜头无比愤怒的斥责医生，然后媒体也是一脸正义的质问着为什么医生不能把病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为什么非要因为一个签字而耽误了一条生命。那么好吧，作为医生，我们换种做法，我们不管你签不签字，马上先进行手术，但是如果手术失败了呢？我知道，你肯定又会对着媒体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说我们医生没经过你的同意就擅自进行手术，把你的亲人给害死了。然后你可能还会叫了一大帮亲戚朋友甚至请专业医闹到医院拉横幅、摆花圈、砸桌子、打医生。我倒想问问你，我们医生怎么做你们才满意呢？我也想问问媒体，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在什么都不懂的情况下，不分是非的伪装成一个正义者！
    你急需要输血，血液储备却不足，有血型相符的人说要输血给你，我们拒绝了，因为法律有规定医院不能自行采血。从外单位调用血液时耽误了病情，然后你告我们。而如果我们答应了现场抽取血液立即为你输，到时感染了肝炎、梅毒、艾滋等等，这责任你又该推给我们了。难道不是吗？
    我夜班时不时在病房里溜达，你认为这是我应该做的，我累的打个盹你就把我的照片传到网上，接着控诉整个医疗作风是如何败坏。在外科，常常是做手术忙一整个白天，然后接着上夜班，写病历抢救病号折腾一夜，凌晨打个盹第二天又照样上班。要不你也试试这样连续几十个小时的工作，你要是不打个哈欠、闭个眼，我就去死。其实，这是很多医生工作的写照，你以为他这样加班就有很多钱拿啊，那你也来做医生好了，试试看钱会不会多的堆成山。有多少大夫这样忙碌了十多年，却连房贷都还不完。你以为媒体曝光一次红包事件，就表示所有的医生每天有收不完的红包！
    你半夜拉铃叫护士，护士来的迟了你就骂骂咧咧，护士是你花钱买下了专门给你服务的么？一个病区几十个病人，她每个人花五分钟，一圈下来要多少时间？她一整个晚上都在病房里来回奔波，她又不是百米冠军，能你的铃一响她就立马到跟前吗？曾看到过挺着大肚子的护士被病人来回使唤着，我问你，你愿意你怀孕的妻子这样辛苦吗？但是护士没有办法，这是她的工作，她的责任，你们有感谢过她的劳动吗？我们能体谅你作为患者的心情，也请你体谅下医务工作者的辛苦好吗？
    你们会认为做医生怎么怎么好，多么多么赚钱。其实医生拿的工资远远低于很多岗位，可是他们要上夜班，要面对病人的辱骂甚至殴打，他们没有国庆，没有五一，没有周末，没有寒暑假，除夕可能还在病房里啃干面包，好容易休息一天也要去病房看看，处理好了病号再走。如果你们那么恨医生，那么我们集体辞职，你们自己当医生试试，亲身体验一下究竟有多好。

    你们嫌医药费贵，可是这个药费又不是医生说了算，它都是省里统一规定的啊，你们又凭什么来指责医生，说我们拿回扣？！请别再说药品成本很便宜，卖给你们那么贵，是我们医生拿了回扣；砖头也很便宜，房价却那么贵，难道是建筑工人拿了回扣？
    曾有不少人质疑我们为什么要查肝炎系列，梅毒，艾滋等等，因为你们动不动就要投诉我们，向媒体控诉我们，所以我们怕了，我们不得不保护自己，所以你住院时我们必须先查这些。不然如果你住院前就已经有肝炎、梅毒或艾滋，而你自己不知道，我们也不做化验检查，那你出院后发现了这些病，到时候可就说不清楚了。你说是在我们医院被感染的，我们没有事先的化验结果，就只能被害的赔了钱又丢饭碗。
    如果有下辈子，我们坚决不做医生。我们做着神圣的职业，却被你们一遍遍唾弃成魔鬼。我们做的好，你们视而不见忽略不计，我们有过失，你们就用放大镜看我们，肆意夸张大肆渲染。我们也是娘生父母养，凭什么要受这气？！我们也有家庭，上有老下有小要照顾，却干着辛苦的工作，拿着微薄的收入，还要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生怕一不小心就被辱骂、投诉、殴打、砍杀，正所谓“赚着卖白菜的钱，顶着卖白粉的罪”。
    ……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就在自己的微博上疾呼：“高考，唯告学子：要有尊严，别学医！”

励杏老人

专家称重典治医闹荒唐 司法效率低无助缓解矛盾

2012年05月22日00:21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重典治“医闹”很荒唐
　　朱恒鹏
　　北京同仁医院血案不久，又爆哈医大一院惨案，不过二十天，北大人民医院又出伤医案件。最新的消息是，陕西榆林百信医院因与死者家属发生纠纷，医院医生集体下跪，全社会哗然。
　　怎么办？我们真的要给医院派警察、设安检，给医生发警棍吗？或者如卫生部和公安部的办法，将“医闹”列入刑罚，重典治乱？若如此，这可是全体中国人的奇耻大辱。
　　想要打开死结，首先要弄清为什么“闹”，为什么“乱”。
　　我们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期，人口流动性急剧加大。以前，医患之间，不管是患者和传统中医之间，还是农民和赤脚医生之间，或是职工和单位卫生室医生之间，都是一种长期的熟人社会活动关系，双方具有长期信任的情感基础，适应这种熟人社会的社会观念和道德规范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现今，患者和医务人员之间更多的是不稳定的短期关系，奠基于熟人关系的社会规范已经没有约束力。
　　在完善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医疗体制却严重滞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医疗需求尤其是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城乡居民的自由度被最大化，而医疗资源配置机制依然是僵化的计划体制配置模式，导致一方面患者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日益扩大和足够自由的就医选择，另一方面却是僵化体制下优质医疗资源严重不足且聚集于大城市大医院，必然导致的后果是供需关系严重不对等，医生被超负荷工作量绑架，态度急躁，患者被长途劳顿所激发的高期盼值所裹挟，要求更高。
　　在我国，公立医院行政垄断把最优质的医疗资源几乎全部集中在大医院，这种体制在高度市场化的国家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在高度市场化的美国，70%的医生分散在诊所中。在英国，患者看病多去诊所而非医院，前提是，承担了门诊业务的全科大夫以个体执业的形式分散在社区中。而我们至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默许甚至纵容公立医院扩大门诊业务。
　　此外，“以药养医”造成了医患间本不应存在的直接利益冲突。我国依然维持着对医疗服务和药品价格的不恰当管制，使得医院和医生不能依靠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获得合理报酬，而是通过“红包”、药品“回扣+返利”的不规范形式获利。一来加深了患者对医生和医院的不信任，二来扭曲了医生的心灵，医生的社会地位大大下降，原有的高尚、尊重被质疑取代。
　　供方垄断格局加剧了医疗费用上涨的幅度，加剧了弱势群体的看病贵困境。我国医保体制明显滞后并且很不协调。我国医保覆盖是从公费医疗和城镇职工医疗等高收入人群开始，而市场经济国家的医保一般先从低收入群体开始。虽然我国一直在大力推动医保制度，但仍存在实际补偿率过低，数千万流动人口未被覆盖等问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在人财两失的冲击下，医患关系成为集中爆发点。
　　在社会管理机制方面，首先应建立维护患者权益的组织，当患者权益受损时能够通过更理性的方式来解决和处理。其次应该成立医疗机构的民办行业协会。这样既有助于行业自律，清除业内害群之马，维护行业整体素质和声誉，又有利于向政府和社会反映并维护行业合法权益。
　　再者，我国司法体系效率低，公信力不足。医患纠纷出现后，如果社会组织解决不了，就走司法程序。但如果司法在解决医患纠纷上，既无效率、又缺乏公正，则显然无助于缓解医患矛盾。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本文由本刊记者李妍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