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徐文医生被严重砍伤所想到的--医生是弱势群体（张友平医生的BLOG）

励杏老人

公立医院该怎样告别以药补医2012-05-08 10:34 来源 工人日报

    近期，医患关系的紧张再起波澜，各地先后发生几起医患纠纷事件。4月30日，卫生部与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理由、手段扰乱医疗机构的正常诊疗秩序，侵害患者合法权益，危害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损坏医疗机构财产。

    业内人士指出，医患关系紧张的背后仍是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实行医药分开、管办分开，破除以药补医机制”，明确公立医院改革的任务。如何使公立医院成功转型，根本破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仍是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医改核心命题。

    今年3月22日，国务院发布《“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取消公立医院以药补医，到2015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降低到30%以下。

    医改核心是公立医院改革，而取消以药补医机制被认为是今年以来政府部门推行公立医院改革最有力的举措。然而，取消以药补医机制后的公立医院将走向何方，能否真正破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其改革向纵深推进的核心和关键是什么？围绕这些问题，记者近期进行了深入调查。

    投入不足分配不均

    多位业内专家对记者表示，我国看病难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长期投入不足且公共筹资比例偏低造成的。

    资料显示，我国医疗卫生投入最近几年虽有较大增长，但由于欠账较多，投入总量仍然不足。相比国际平均标准，我国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份额相对于国家经济规模和政府支出总量而言明显偏低。

    比如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例同比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以2011年为例，全国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环比增加1563亿元，增长32.5%，占2011年GDP总额1.35%。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多数是2%~6%。这样看来，我国政府医疗卫生支出比例低于世界多数国家，公共财政投入不足问题明显。

    与此同时，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不公问题日益突出。调查显示，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卫生投入存在明显结构性失衡，即“重治疗、轻预防”和“重城市、轻农村”。

    政府医疗卫生资金投入偏向于城市高层医疗机构（县级及以上医院、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妇幼保健院），而基本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服务主要由城镇社区和农村乡镇两级机构提供。

    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突出。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50.32%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但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地区间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也存在显着不均衡。我国卫生事业费主要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支持。因此，各地卫生事业费用多少很大程度取决于地方经济与财政实力，由于不同地区卫生费用不同而产生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差距不断扩大。

    2007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6年，每千人口医疗机构床位数最高省份为上海6. 81张，最低为贵州1. 69张，两者相差4. 03倍。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最高省份为北京10. 58人，最低为贵州2. 10人，两者相差5. 04倍。

    以药补医致过度医疗

    调查显示，以药补医机制长期存在造成的后果是过度医疗问题严重，直接导致看病贵。

    据统计，2009年我国医疗输液104亿瓶，相当于13亿人口每人输了8瓶，远高于国际上2.5瓶至3.3瓶的水平，我国近5年内医院抗菌药物使用率在67%~82%之间，是英美等发达国家2~3倍。

    过度医疗背后的直接推手正是“以药补医”的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目前我国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主要靠医疗服务收入、药品耗材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长期以来，由于财政投入不足，补偿机制又未建立，医院只能靠药品的盈利来维持运转。

    以北京市为例，据统计，2002年至2009年，北京市直属医疗机构工资总额构成中，财政拨款比例只占10%，90%的工资经费来源于医院盈利收入。

    知名新医改专家顾昕等多位业内专家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这种按医疗服务项目、按药品加成付费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鼓励”医院在市场条件下多开药、多开检查，诱导过度治疗。这一制度不仅伤害了病人利益，也损害了医生形象，最终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造成多方共输的后果。

    “以药补医”实质是公立医院的筹资和支付制度问题。它既是社会向医院的支付方式，也是医院的主要资金来源。不少业内人士指出，这种筹资制度已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必须取消。

    卫生部部长陈竺近期公开表示，公立医院不能过度市场化，如果只是跟着市场跑，它会完全跟着财富走，变成为少数有钱人服务的机构。公立医院资源配置应跟着民众的需求走。

    此外，记者调查显示，我国目前医疗卫生服务的高比例个人现金付费机制，也加重了贫困人口特别是农村贫困人口及流动人口的负担；加之医疗保险（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方面统筹层次低的问题较突出，弱化了民众的医疗风险分担功能，进一步加剧了看病贵问题。

    公平与效率的均衡

    看病难涉及医疗资源配置问题，看病贵涉及医疗卫生费用负担体系，这两者与公立医院资金筹措制度和支付体系直接相关。在这方面，无论是纯粹市场主导还是全民免费医保制度都被历史经验证明目前很难行得通。

    记者综合多方调查显示，这一命题背后，其实是“公平”与“效率”博弈白热化的体现。要想厘清改革思路，必须先回答两个问题：哪些问题应属政府职责范围？哪些需要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这两个问题能否得到精准判断与回答，不仅对改善医患关系有直接影响，更是我国公立医院改革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

    比如在支付制度设计方面，我国需要规划整合不同医疗保险制度，以平衡制度间差异，实现实质的全民覆盖。目前业内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根据各地条件，探索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保的整合；一种是探索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医保的整合。前者需跨部门，后者需大幅提高城镇居民医保筹资程度。无论哪种形式，都需在科学研究和论证基础上，提出各种制度整合的框架和安排。

    对于资源配置公平性问题，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王杉建议，国家应制定科学的区域规划，统一规划布局医疗卫生资源，优先发展和保证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重点加强西部薄弱地区农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建成卫生资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和规模数量日趋科学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

    而如何实现布局合理和结构优化，避免资源重复投入和低效运转，达到资源利用最大化，则涉及到效率问题。

    事实上，解决公平和效率问题的关键被业内普遍认为是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职责与分工。

    一些医改专家建议，新医改的推进应充分吸收和借鉴各国经验，既发挥市场配置卫生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又通过政府提供的保障性服务以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最终通过市场和政府共同作用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

    在陈竺看来，公立医院不能搞过度市场化，尽管有利于提升效率的市场机制可以借鉴，然而医患关系不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种市场为主的制度安排出了问题。单纯放开市场机制而忽略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立，只会使医患关系越来越恶劣，直至最后医生群体失去民众信任。

励杏老人

3人发酒疯在医院吵闹追打接诊医生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11日03:26  金羊网－新快报 微博
　　■大醉一场后，三人看上去无精打采。通讯员供图
　　大闹医院时均已神志不清，全被中山警方行政拘留
　　三人因喝酒过量导致神志不清，随后发酒疯在医院吵闹，对接诊医生箍颈并追打。昨日新快报记者从中山市拘留所采访了解到，目前违法嫌疑人洪某星、汤某辉、潘某辉因涉嫌寻衅滋事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
　　■新快报记者 张恩杰
　　通讯员袁倩琪张演强
　　伤口来时就有老问医生咋回事
　　据悉，5月8日晚11时许，浙江省浦江县籍男子洪某星因左眼眼眉处出血，被朋友汤某辉(男，35岁，江西新余市人)、潘某辉(南，33岁，江西省宜春市人)送至中山古镇医院治疗。
　　挂号后，值班护士告知洪某星到一楼五官科就诊，五官科值班医生麦某检查完洪某星伤口后，根据病情告知其需缝针，并按照程序要求让其朋友到缴费处缴费，同时麦医生先对伤者进行伤口消毒。
　　诊治期间，患者洪某星由于酒后神志不清，不断大声质问医生为何其有伤口，是谁弄伤其等莫名其妙的问题，麦医生耐心告知要等去缴费的伤者朋友回来才能知晓，并考虑到患者醉酒说胡话，也没在意其辱骂。待患者两位朋友缴费回到五官科诊室后，也无端询问麦医生为何出现此状况，医患双方情绪激动，遂产生冲突，麦医生遭遇误解。
　　解释不通想走
　　医生被人箍脖子
　　遭遇误解后，见耐心解释无效，麦医生遂走出五官科诊室，呼叫医院保安员先行劝解三名醉酒男子，但洪某星拉拽住麦医生，并用手环箍着麦医生脖子。经保安员劝解后，洪某星终同意跟随医生到急诊室进行缝针。
　　到了急诊室后，洪某星等三人突然情绪激动，无故追打麦医生，双方发生推扯，追至大厅挂号处，三人被保安员拦截并报警，但三人又跑至药房前继续追打麦医生，直至民警到场将他们制伏。
　　按“医闹”处理
　　启动了应急预案
　　据了解，古镇警方接报案后，迅速启动处置“医闹”事故的应急预案，指示民警最快速度赶至医院处警，并第一时间将三名寻衅滋事者成功制伏。随后，处警民警对医患事件发生经过进行详细调查，逐一对医院医护人员、保安员等人进行外围调查，同时调取医院的相关监控录像以固定证据。整个处置过程行动迅速，现场处置良好。
　　经古镇警方审查，洪某星等三人交代了当晚到古镇一卡拉OK厅娱乐饮酒。其间，洪某星因不慎跌倒致左眼眼眉受伤出血，随后被汤某辉和潘某辉送至古镇医院治疗。治疗期间，三人因喝酒过量导致神志不清，因对医生服务态度不满，于是借发酒疯在医院吵闹并追打医生。

励杏老人

夏余才的博客
快言快语
http://blog.ifeng.com/1574308.html

谁才是真正迫使女医生服毒自杀的凶手？
夏余才
5月8日下午，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28岁的女医生张娟在家中服下了700粒毒性很大的强心药“地高辛”欲自杀。张娟服毒之后虽然及时被家人发现并快速送到医院抢救，但因其服用太多，毒性已经融入血液，至今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张娟的父亲张子富拿出女儿服毒前写好的遗书告诉记者：“女儿是不堪忍受患者家属的侮辱和高额索赔才自寻绝路的。”（5月10日《大河报》）
又一起因医疗事故而引起的悲剧。在这场悲剧中，没有谁是赢家。患者的孩子离开了人世，患者家庭承受着失子之痛；而医生因患者的高额索赔，不堪压力服毒自杀。这是一出人间悲剧，它也血淋淋的撕开了医患之间原本温馨和睦的亲密关系，露出的却是让人扼腕叹息的真实面目。
曾几何时，医者救死扶伤，人们也视医生为天使。可如今，医患矛盾却越来越激化和上升，以至于医院对前来就医的患者如临大敌，不仅保安人员头戴钢盔执勤，还对患者的一举一动都格外警惕，防止发生不该发生的意外事件。
这种现象的出现，不能不引起我们反思，也不能不引起重视。就在不久前，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医闹严重者将被追究刑责。这一通告貌似“强大”，也似乎可以震慑“医闹者”，但这种做法，只会加深医患矛盾和增加医患间的隔阂，使得医生和患者越走越远。
实际上，我们不妨淡化医生身上所肩负的责任，将其和其他职业一样，视为一种普通工作而已。既然如此，在工作中我们就难以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而一旦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就要有相应的处理和防范措施。
在很多国家，医患之间若产生矛盾，既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还可以由保险公司出面赔偿。简而言之，医院会给每位医生买上误诊保险。美国医疗事故很多，可很少出现“医闹”，其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医生必须购买误诊保险费。
有了误诊保险，很多因医疗纠纷而引起的赔偿，就交由保险公司负责，从而也减轻了医生的压力和心理负担。假如南阳的女医生张娟有了这“误诊保险”，她还会因不堪忍受患者家属的高额索赔产生轻生之念么？
保护医生的合法权利，不只是加强安保，而是更应该给他们以坚强相关的保障制度。否则，只会将这种制度上的漏洞转嫁到医生个人的身上，并由此给他们造成心理上的压力，乃至他们的人身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医院给医生购买“误诊保险”，也是给患者一个保障。一些医疗纠纷闹到最后，无非都是因为相应的赔偿迟迟得不到解决。赔偿得不到解决，直接加剧了医患矛盾，从而使得一些人不得不到医院打闹，以此希望能还他们一个公平。否则，公平又从何而来？

励杏老人

调查称65.9%护士认为职位低下，遭患者谩骂2012-05-11 11:52 来源 中国新闻网



        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在护士节来临之际，记者采访了忙碌工作中的护士。记录了护士的工作现状和护士社会地位现状调查。调查称65.9%护士认为职位低下，遭患者谩骂。
　　记者走进宁波妇儿医院输液室，采访宁波最忙的护士
　　明天就是第1001个国际护士节。昨天，宁波市科协公布了宁波护士工作状况调查报告。在对300名护士的调查中，38.6%的护士不热爱护士专业，65.9%的护士认为护理职业地位低下，仅是一种谋生手段，两个数据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昨天，本报也报道了蓝孚家政公司的胡品女士的事。她曾是护理专业中专生，凭借良好的专业技能，几年内成为宁波市护理界中的翘楚，月收入过万。现在的她，宁愿做护工，不愿做护士。
　　究竟是什么遮蔽了护士们的职业梦想，让这个职业失去了她的魅力？昨天，记者走进宁波市妇儿医院输液室，采访了被业内称为全宁波最忙碌的护士们，听她们讲述对护士这个职业的感悟。
　　输液室的护士，忙起来顾不上喝水上厕所
　　昨天下午2点，天气燥热，记者的车子在妇儿医院空旷的停车场刚停下，耳边就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哭声正是从输液大厅传出来的，大厅里一半的座位坐满了人，护士们正在给孩子们打针输液。
　　病人虽不算多，但大厅里仍然十分嘈杂，哭声、电子报号声此起彼伏。护士长陈燕云说话时扯着嗓子，她说这是职业习惯。“到了夏天最忙的时候，座位和过道上全是人，行走都不方便，等待输液的队伍一直排到大厅外四五十米，那时的输液大厅喧闹得像是菜市场。”
　　陈燕云说，人多，她们就得低着头不停地给病人打针，从早上7点半开始，到中午12点。如果还有病人，就需要加班，一直忙到一点钟。中间顾不上喝水和吃饭。打到后来，她们也麻木了，除了快点、快点、再快点，再没有其他想法。
　　因为打针时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下班后一放松，整个人顿时就瘫掉了，吃饭也没胃口。下午2点半继续上班，忙到六七点，回家后除了睡觉休息，其他啥都不想干。
　　陈燕云笑着说，她们科室里的护士，在家基本都不做家务，因为回去已经干不动了，晚上也常常失眠。
　　11点送来的午餐，等吃时早凉透了
　　因为今天病人不是很多，陈燕云抽空带我去参观了她们的休息室，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
　　房间一分为二，外面是更衣室，里面摆了两张上下铺，床铺宽0.9米。还有一张桌子和一排柜子。陈燕云说，中午时，她们会来这里休息，一个铺子睡两个人，一共睡8个人。
　　她又指了指床下的垫子说，如果床铺不够，就只能睡垫子上了。有时候，晚班护士下班太晚了，也会在这里将就着睡一晚。
　　护士们吃饭也在这个狭小的空间。盒饭中午11点左右送来，但她们经常要12点以后才能下班，吃饭时，饭都冷了。
　　一针没见血，家长冲上来打了一耳光
　　虽然输液室的护士很辛苦，但要成为其中一员，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有专业技术过硬的护士，才会被安排到这个岗位上。这里基本都是工作五六年的资深护士，来之前，都经过了严格的挑选和培训。
　　陈燕云自信地告诉记者，这里的护士打针一针见血的准确率超过90%，给小孩打头皮针技术称得上全宁波最好。生手根本不可能派到这里来。
　　陈燕云说，前两天就发生了一件事，护士一针没见血，孩子家长马上打过来一耳光，护士当场就愣住了。还有些病人，注射前不停要求护士，一定要一针见血，给护士很大的心理压力。在输液室，病人们对护士无所顾忌，开口骂人是经常的事，护士们也不去理会，默默承受。
　　陈燕云说，因为压力大，一些护士经常找她谈心，排遣心中的负面情绪。今天，医院还组织了一场心理咨询课，让护士们去听。
　　ICU病房里的故事
　　小刘是一家医院ICU病房的护士。昨天，她跟我讲了几个发生在病房里的故事。故事里，有她们的酸甜苦辣，也有她们对世态炎凉的观察。
　　为省保姆费，家属拒绝转科
　　走到9床，我听到两个家属在窃窃私语：“我们还是不要把爸转到普通病房去，ICU多好，这里面有护士和护工免费提供护理，我们到普通病房去，每个月要花好几千元的保姆费，反正医疗费用我们老爸都可以报销……”
　　我很诧异地看了看这两位中年妇女，看到我走近，她们就不作声了。其中一个赶紧找到医生，嗓门很大地嚷嚷：“医生，我老爸坚决不转普通病房，你们ICU病房好，我爸住这，我们放心。你要是强行给我们转普通病房，那万一出什么事情，就由你们医生负责……”
　　说完，她推开站在旁边的护士，骂骂咧咧地回到她老爸床边。
　　管床护士小李说，这位老伯伯是个离休干部，得的是肺部疾病，病情已经平稳，今天可以转到普通病房继续治疗，可就在联系家属沟通这事时，家属死活也不愿意转，还和医生争吵。
　　看到这一幕，我的心凉凉的。
　　家属把ICU当成全托所
　　3床的王大伯今年92岁，是位离休干部，住在病房已经一年多了。
　　他患有慢性支气管炎、脑梗塞后遗症等多种疾病。刚进病房时，病情很严重，经过抢救，生命体征总算平稳下来，人也清醒了。
　　但他全身疾病很多，每天只能靠药物治疗延续生命，吃喝拉撒也全都在床上。
　　这几天，他一直拉稀，每次翻身，恶臭熏鼻。护工协助护士们不厌其烦地帮他擦干净，每过半个小时翻身按摩一次。
　　这一年多来，很少见大伯的亲人来探望他。管床的小李说，大伯的子女都是成功商人，平常很忙，自从老人住进ICU后，几乎没怎么来探视过。他们把 这里当成“全托所”，认为里面各种仪器设备齐全，老人家进来了就等于上了保险。没有重要签字或需要缴纳医药费，他们一般不会出现。
　　每到探视时间，老人家就探着头往病房门口不断张望，看着他失望的眼神，我们赶紧在旁边安慰，讲些笑话或放些优美的音乐给老人家听，想办法转移老人家的注意力。

励杏老人

女患者刀刺护士长助理 据称曾到医院取闹打医生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13日03:16  扬子晚报
　　扬子晚报讯(记者 杨彦 吴胜)昨天是5.12护士节，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却发生了一起针对女护士的伤害事件。当天早上9点多，一名50岁左右的女患者刀刺该院护士长助理陈玲，所幸没有造成重大伤害。据了解，双方并不认识，而受伤的护士不久前被评为南京市十佳护士，脾气一向很好。目前警方已将行凶者控制。
　　当时一直站在旁边的外科大夫秦主任告诉记者，护士被刀捅的一幕他看得很清楚。“起初这名患者问了一位医生，说想找心理科的张主任，让我们帮她打个电话。那位医生说不是同一科，这电话没法打，没有得到回应的患者才转而去问急诊的护士长助理陈玲。”
　　“陈玲对她说，我们也联系不到心理科的张医生，如果她想找他的话，可以陪她去二楼的一站式服务台，或是去心理门诊。结果突然间患者情绪就不受控制了。”秦主任告诉记者，当时陈玲手上正拿着帮器官插管病人检查用的剪刀，这名女患者先抢剪刀没抢到，剪刀掉到了地上，结果这名患者一下子从包中掏出了一把刀，刺向陈玲。“我赶紧大喊‘你干什么？’然后冲了上去。”
　　“她当时站在我的侧后方，一手抓住我的肩，一手握着刀子往我肚子上刺。”陈玲回忆说，当时她其实没有看清这名患者手上握的是什么，只是本能地不停用双手往外挡。等这名患者被赶过来的秦主任、周医生和一位研究生制住时，她才看清了患者手上的是一把把手处缠了纱布的刀，有倒刺有血槽，不是普通的水果刀，自己的左手已经被剌了几条口子。“衣服上也有破口，但不疼，我以为没事，结果回家后发现腹部也被划破了，但不算严重。”
　　“发生这种事情，我们心里挺不是滋味的。患者是带着刀来的，万一刺的力道再大一些，或是刺到心脏、肝脏这样的要害，说不定就有生命危险了。”中大医院急诊的护士张梅告诉记者，这次被伤的护士陈玲人特别好，加班、代班从来没有怨言，也没看她和患者发过脾气，前阵子还被南京市卫生局评为南京市十佳护士。“其实医院医生护士都挺辛苦的。急诊室的护士几乎没有没被打过的。”张梅右手上有道三四厘米长的疤，就是三年前被一个醉酒患者咬伤的。
　　据了解，这名患者之前与陈玲并不相识，不过有医院护工表示，见到她到医院来闹过几次，并且曾打伤过医生。患者被制服后就被警方带到了中央门派出所。警方表示，从这名患者在派出所的表现看，目前并没有看出患者有精神上的问题。而患者也没有交代为什么要对护士下手。
　　此前，外地曾爆出多起医护人员受辱或被伤害事件。3月下旬，陕西横山县一家医院因治死病人，院长披麻戴孝带领全体医护人员集体作检讨。3月23日，一年轻的男患者认为医生有意刁难，用水果刀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四名医生捅伤后逃跑，其中一名医生重伤不治身亡。5月6日晚，新疆乌鲁木齐一家三级甲等医院急诊科女医生被一去世的七旬老人的家属殴打，导致面部软组织受损，双耳鼓膜受伤。(应当事人要求，文中出现的医护人员姓名均为化名。)

励杏老人

河南南阳女医师因医疗纠纷服毒 经抢救已苏醒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14日02:34  新京报
　　5月8日，河南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儿科医师张娟在遗嘱中写道：“在医院天天面对领导训斥，病人家属的无理要求。”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摄

张娟 28岁，河南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儿科住院医师。

此前患者送给张娟的锦旗，称她“服务热情，医术精湛”。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摄

　　■ 人物简介
　　张娟 28岁，河南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儿科住院医师。

　　5月8日，河南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儿科的女医生张娟留下一份遗书，在家服毒自杀。后被家人送到医院，目前，已从深度昏迷中苏醒，趋于稳定。
　　事发前，张娟曾接诊并治愈一名新生婴儿。婴儿出院后，因再次发高烧，患者家属电话咨询张娟。后返院治疗，突然去世。
　　患者家属以“治疗不到位”索赔15万。
　　不堪患者家属和医院的双重压力，张娟写下遗嘱，选择以死自证清白。她在遗嘱里写道，不愿“在医院天天面对领导的训斥，和病人家属的无理取闹”。
　　闻讯，病人家属称，他们不是针对某一个医生追责，而是要儿科给一个说法。
　　院方称，他们对于医疗纠纷、突发事故有一套自己的处理程序。此前，医院并没有对张娟进行训斥。“若真有训斥，也是科室管理严格的体现。”
　　张娟的家属则表示，医院在处理医患纠纷时，应该明确责任，不应让医生承担不应该的责任。
　　□新京报记者 朱柳笛 河南南阳报道
　　“当一个人的一片真心，却得到病人家属如此的打击与对待时，我真是伤心透了。难道只有我死了，才能证明我的冤屈？”
　　5月8日，因一起医疗纠纷，河南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28岁的儿科医生张娟陷入了绝望。
　　在写下这份遗嘱后，她选择服药自杀，试图以此证明自身的清白。
　　压力大，女医师自杀
　　患者家属一再地说“一条人命来换另一条人命，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局”
　　张娟含着泪回到家时，母亲张瑞娥感到一丝不安。“很奇怪，她是个从不轻易哭的人，除非受了很大的委屈。”她回忆说。
　　5月8日中午，刚从医院值完夜班的医生张娟回来，她向母亲哭诉：“他们敲诈我，责任都推到我身上了，我实在受不了这委屈。”
　　几天前，张娟曾在家中跟张瑞娥说，她曾诊治的一个婴儿去世了，她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责任，但家属一直找她麻烦，还到医院去闹。
　　“大不了咱辞职不干了，想干啥干啥。”母亲张瑞娥劝她。张娟转身离开，砰”地将房门反锁进卧室。
　　张瑞娥理解女儿的愤怒。张娟自小向往医生这份工作。2008年，从牡丹江医学院毕业后，来到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儿科工作。
　　在科室，张娟是“业务骨干”，同事评价她：“工作出色，个性要强”。
　　在护士袁真眼里，张娟“能力很强”，很多患者找她看过一次病后，回头还会继续找她治疗。
　　在工作中，第一次遭遇患者家属找她闹，张娟很在意。
　　下午3点左右，一直将自己反锁在房内的张娟突然冲向卫生间，张瑞娥听到一阵呕吐声。
　　张瑞娥发现事情不妙。张娟蹲坐在马桶上，眼神呆滞，脸色发黄，嘴唇发紫。她怎么询问，张娟就是不开口。张瑞娥赶紧喊回张娟的父亲张子富，将女儿送到附近的医院抢救。
　　后来，张娟的主治医生张鸥证实，张娟吞食了约400片的地高辛，这是一种强心药，最严重时一天吞食两片也可能会中毒，引发生命危险。
　　“我万万没想到她会服毒自杀。”事发后，张瑞娥哭着说。同样“万万没有想到的”还有王勉(患儿的舅舅)——张娟遗书中所提及的“医闹”家属之一。王勉说，当天，他在上网浏览新闻，看到张娟自杀的消息，自己整个人就呆了。
　　吞药自杀前，张娟在遗书里写道：“在医院天天面对领导的训斥，病人家属的无理要求，就拿这件事来说，领导把责任归于我没有嘱咐家属来医院诊治。我已经受够了这样的委屈。我尽职尽责为病人治病，却得来如此待遇。”
　　事发后，王勉一再地说“一条人命来换另一条人命，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局”。
　　出院后的电话咨询
　　正在家休息的张娟接到王默的电话。王默的儿子再次高烧至40度，他问张娟，该怎么办
　　王勉和张娟只打过两次交道，第一次是和姐夫王默询问外甥王小新的病情。“个子矮矮的，脸蛋圆圆的，看起来是个普通姑娘。”
　　张娟耐心解答他的疑问，让他好感倍增。“张医生是个很可以的人。”王勉说。
　　4月20日，外甥王小新在河南南阳医专附属第二医院出生，体重仅2.3公斤，这名“低重儿”，还伴有脑缺氧症状，后转入张娟所在的儿科救治。
　　婴儿出生后，呆在保温箱里12天，一直由住院医师张娟负责治疗和照顾。
　　5月2日，医院通知婴儿的父母王默夫妇，儿子已经病愈，可以带回家。
　　当天下午三点半，王默和妻子抱着儿子准备离开医院前，为感谢张娟的悉心治疗，一向沉默寡言的王默特地跑到医生办公室和张娟告别。
　　忙碌中的张娟抬起头，笑呵呵地说“再见”。
　　5月2日晚上9点多，儿子再次发烧，高烧至40度。正在家休息的张娟接到王默的电话。他问张娟，该怎么办？
　　“当时我问家长孩子是否有其他异常状况，家属否认，还说孩子吃奶良好，问其病史，家长说带着孩子坐过公共汽车……考虑患儿目前已松解包被，体温不降，随即告诉他可口服退烧药‘功臣再欣’，并嘱咐他喂药半小时后再给我打电话，密切关注患儿病情……”张娟后来在遗书中写道。
　　找不到“功臣再欣”，王默给儿子服用了另外一种退烧药。
　　5月2日当晚，遵张娟嘱咐，喂下退烧药，儿子安静地睡去，王默以为儿子的病情会有所好转。到深夜11点，再次量体温，发现仍高烧40度，王默坐不住了。
　　王默冒雨骑一辆摩托车出门。“我找了好几个村诊所，都不开门。”
　　后来，在村里一位亲戚的帮助下，附近一位小有名气的老医生最终给看了诊，建议“孩子从哪儿来就送到哪儿去治”。
　　王默找来一辆小面包车，载着儿子前往南阳医专附属医院，直到5月3日凌晨2点半才抵达。
　　与此同时，对此尚不知情的张娟，没有再等到王默的咨询电话，在家里睡去。“当时患儿只是高热，如果物理降温，加之口服退烧药，半小时后体温逐渐下降，自可无大碍。”张娟在遗书中写道。
　　然而，她并不知道，王家人对她的“信任”，在一夜之间已转变为“愤怒”。
　　婴儿去世
　　得知儿子死亡，王默第一反应是“天都塌了”：盼望了10年的孩子，只在世上活了12天
　　第二次见面，面对张娟，王勉对她的印象已完全推翻，他直接质问张娟：“你对孩子的病指导上有误，难道不应该承担责任吗？”
　　5月3日凌晨，患儿被送到医院后，一名值班医生接诊，对患儿进行检查，发现其体温上升到41.5度，她判断，婴儿患了捂热综合征，又称“婴儿蒙被缺氧综合征”或“婴儿闷热综合征”。
　　这是一种由于过度保暖、捂闷过久引起婴儿缺氧、高热、大汗、脱水、抽搐昏迷，乃至呼吸、循环衰竭的一种冬季常见急症。
　　“送来时，孩子的病情就已很严重了。”儿科主任王荣林说，“已经烧了5个小时。”
　　婴儿立即被送进儿科ICU病房。
　　5月3日上午七点半，王荣林与其他医生对患儿进行会诊治疗。
　　上午9时半左右，王荣林向家属宣布：婴儿抢救无效，死亡。
　　王荣林说，患儿死亡主要原因是高烧时间太长，家属疏忽大意，再加上是出生才10多天的新生儿，身体太弱。
　　得知儿子死亡，王默第一反应是“天都塌了”：盼望了10年的孩子，只在世上活了12天。
　　至今，他仍记得只见过一面的儿子：在保温箱内，穿着纸尿裤的孩子全身红彤彤的，小小的双手轻轻地挥动，极力想抓住什么。
　　今年将近40岁的王默，是第一次真正做父亲。已经8岁的大儿子是他和妻子王筝领养的，结婚10多年，夫妻俩一直四处奔波，治疗不孕不育症。
　　妻子最终怀孕，让王默欣喜不已。在他看来，“终于得偿所愿了”。儿子出生后，王筝也定下请客时间，准备向亲戚朋友公布喜讯。
　　然而，儿子在庆祝前过早地夭折。
　　5月3日上午，来上班的张娟在走廊里撞见了王默，对方在默默地落泪。这让张娟觉得“很突然”。
　　不是指责某位医生
　　王家人的愤怒并不是针对张娟个人，他们并没有认为是某一位医生的责任，而是要求儿科给一个说法
　　“为什么在电话里不嘱咐我们立刻去医院？”第二天，5月4日，王家人堵在王荣林办公室质问。婴儿去世后，张娟和家属之间信任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指责。
　　此时，张娟意识到，她被扯进了一个漩涡。
　　据患者家属说，在5月4日对峙时，张娟坚称，家属打来电话询问，她自己只是电话指导一下，并不关她的事。在当晚的电话中，她已嘱咐家属给患儿服药半小时后再打电话给她，并密切观察患儿病情。
　　而王家人则声称并没有听到这样的话。
　　当时，张娟的情绪有些激动，大声冲着一旁低头落泪的王默说：“你说你到底有没有听到？”其中一位家属看到此情景，认为张娟态度不好，于是猛地拍了桌子，朝张娟冲过去，作势要打，并大声喊：“他都这样伤心了，你还吼他？”
　　站在一旁的王荣林，赶紧将张娟拽到身后，并要她离开，张娟气呼呼地扭头走了。
　　“我们已经尽力了，该怎么治都治了，该用的药也都用了。我们科室没有责任。”事后，王荣林跟家属解释。
　　“我们怎么知道他们是不是尽力了，是不是采取了最有效的措施，只有一位值班医生和值班护士进行治疗，我们可以信任吗？”王勉说。
　　王勉说，王家人的愤怒并不是针对张娟个人，他们并没有认为是某一位医生的责任，而是要求儿科给一个说法。
　　在儿科的医生、护士看来，张娟被患者家属逼到了墙角，挨了骂，如果不是有人拽着离开，她还可能会挨打，这让她感到委屈和愤怒。而对方提出15万的索赔，也让每月收入仅2000元左右的张娟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
　　王勉说，此前向医院提出15万的赔偿要求，只是“一时的气话”。
　　不明晰的责任认定
　　如果张娟有责任，医院指出，该怎么承担怎么承担；如果没有责任，那就清楚地告诉她
　　5月10日，经过抢救的张娟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从昏迷中苏醒。
　　还躺在ICU病房的张娟并不知道，这场纠纷并没有因她的自杀行为而告终。5月11日上午，王家人再次来到医院，推翻了原本答应的1万元赔偿。
　　同时，还有一名律师陪同。“我们要走法律途径。”王家人说。会谈中，和医院再次发生争吵，并引来警察。这次“谈判”，双方依旧是“不欢而散”。
　　王家人称，他们曾有两次来医院协商，也只是与王荣林见面。协调中，他们从未见过代表院方的领导，只有王荣林一再与他们协商，并称希望他们不要将此事闹到医院领导那儿。
　　对此，院方解释，科室主任有一定的处理权力，也可能是在分管领导的指示下做出的处理。
　　并称，此次婴儿死亡，他们不存在任何过失。
　　院方称，他们对于医疗纠纷、突发事故有一套处理程序，首先科室要跟分管副院长汇报情况，由分管副院长指导处理。但医院通常建议患者及其家属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
　　另外，医院还有相关法律法规的约束，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
　　在此次纠纷中，张娟的父亲张子富认为院方的态度暧昧不明，“如果张娟有责任，医院指出，该怎么承担怎么承担；如果没有责任，那就清楚地告诉她。”
　　张子富说，张娟对工作要求很高，总希望尽善尽美，不希望一直这么不清不楚。
　　在遗书中，张娟也提到医院带给她的压力：“在医院天天面对领导的训斥，病人家属的无理要求，就拿这件事来说，领导把责任归于我没有嘱咐家属来医院诊治。我已经受够了这样的委屈。我尽职尽责为病人治病，却得来如此待遇。”
　　而王荣林则否认了这一说法。她说，科室确实通报了婴儿死亡的情况，但她的措辞是“困难时期，共同面对，共同承担责任”。
　　院长赵付生得知儿科遭遇“医闹”后，严厉批评王荣林，王也曾将批评转达给张娟，“但我并没有训斥她。”王荣林称。
　　对张娟称受到医院领导的训斥，院方解释说，他们目前还不了解情况，需要在张娟出院后进行调查，若真有训斥，也是科室管理严格的体现。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勉、王默、王小新均为化名)

励杏老人

医患关系恶化 媒体有无责任？

叶铁桥

2012年05月14日08:04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2009年11月3日，南京一名婴儿徐宝宝因高烧、眼眶部肿胀等症状被父母送至南京市儿童医院住院治疗。深夜，徐宝宝病情恶化后，其母亲多次向值班医生反映病情，但由于医生忙于打游戏等原因，未及时作出治疗，婴儿随后夭折。

　　徐宝宝事件最终以玩游戏当事医生被开除，医院院长书记分别受处分而告终。这起事件，确实表明某些医务人员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酿成恶果，导致患者家属以及社会公众对部分医务人员丧失信心。

　　徐宝宝事件的处理，源于网络舆论和媒体的报道。此前，卫生部门对此事进行通报时，否认存在值班医生玩游戏的行为，也否认徐宝宝的母亲跪求治疗而不治的行为，但在媒体的介入下，该事件迅速公开化、公共化，在这种舆论压力下最终真相大白。

　　然而，近年来，媒体对于医患冲突的报道，却引发了更多的矛盾心态。在5月8日清华大学“医路何方”的讲座中，王晨光教授认为，社会舆论把对医生的负面评价夸大了。

　　他说，实际上，北京几家大医院到法院诉讼的医疗纠纷已经从过去的每年三十几起降到了现在的每年十几起，“但舆论对医生总有负面印象”。

　　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医生李和也认为，有些媒体不专业乱报道，“如重庆有媒体曾报道六旬老人做骨科手术要查梅毒，这本来是正常的，但媒体为了吸引眼球进行报道”。

　　媒体人朱煦也在清华大学“医路何方”的讲座上认为，作为媒体，集中和部分客观地去传播医患关系极端案件会导致恶的效应，如“8毛钱治10万元病”，事实上是放大了医患冲突。媒体津津乐道这类事件，不断渲染和放大传播，不仅没有回答更深层次问题，还会加重公众对医生的不信任。

　　广州军区联勤部原研究员阎惠中也谈到部分媒体很难避免一个问题，就是为了传播的效果，容易夸大事实。有些媒体在报道恶性事件的时候，过于关注杀人者如何凶残，偏向于渲染事实，而忽视了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缺乏思考。

　　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朱煦所称的“八毛门”事件。2011年9月5日，深圳新闻网刊登了题目为《医院要动十几万元的手术，最终8毛钱治愈》的文章，称牙医陈刚出生6天的儿子肚子有点鼓，被深圳市儿童医院诊断为先天性巨肠症，建议做手术，手术费用可能超过10万元。但陈刚觉得蹊跷，拒绝了手术，带幼儿到广州市儿童医院就诊，结果仅花了8毛钱就治好了孩子的病。此事被陈刚怀疑是深圳市儿童医院医生为收入而给病人过度检查，甚至建议做费用昂贵的手术。

　　此事件被广泛报道后，成了抨击医方最强有力的资料之一。然而，就在舆论纷纷谴责医院时，该婴儿却突然病情恶化，不得不再度入院，医院诊断的确是患有先天性巨结肠，最终在武汉同济医院的治疗费用是两万余元。为此，陈刚通过媒体发出公开道歉信，表达了对深圳儿童医院的深深歉意。

　　“八毛门”事件也引发了媒体的反思，有传媒研究者撰写论文认为，记者缺乏专业水准和独立判断能力，由于受到对医方刻板印象的影响，没有了解相关医学知识和深入调查、广泛求证及先入为主地作出判断，进行报道，使得受众被误导。同时也进一步激发了对医方的不信任情绪，强化了社会对医方的负面刻板印象。

　　广州某三甲医院医生王云说，确实，很多记者毕竟在这个方面不专业，“写出来的东西似乎充满正义，但我们看上去就觉得好笑。”

　　李和谈到，媒体也要做些工作，告诉大家对生命和死亡应有正确的态度，医生能做的事情有时候很有限。他认为媒体不能纵容医闹的风气。

　　不过，在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医疗律师刘晔看来，出了医疗问题，当然不能回避媒体，因为这样矛盾只会越积越多。“但媒体也要提高专业素养，尊重事实，立场公正，不懂的问题要请教相关专业人员。长期报道医疗纠纷的媒体，我认为要配备两类人员，医生顾问和法律顾问”。

　　阎惠中也认同非医学专门媒体在报道类似事件时要多向医疗系统专家请教。“医患纠纷的报道不同于一般事件，记者应更加专业，不偏不倚，审慎地报道医患纠纷，避免误导受众，激化矛盾。”

　　（文中王云和李和应要求为化名）

励杏老人

警力进驻医院治标不治本2012-05-15 09:32 来源 中国青年报

    5月初，卫生部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协调公安机关在二级以上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设立警务室。

    近年来发生了多起“杀医案”，恶性案件不仅冲击着社会公众心理，也逼迫着医疗卫生部门不断进行防御升级。在此通知发出前，已有医院要求保卫室配备头盔、盾牌、防刺背心、长短棍。今年4月30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要求对在医疗机构焚烧纸钱、摆设灵堂、违规停尸、聚众滋事或者侮辱、恐吓医务人员等行为进行治安处罚甚至追究刑责。

    5月8日，清华大学法学院原院长王晨光教授，北京协和医学院教育处处长王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卫生部政策与管理研究专家委员李玲等在清华大学举行“医路何方”的讲座。

    对上述通告，王仲称：“这是医患关系恶化最集中和最严重的表现”。但他认为医院并非不可以设立警务站，“1998年我去美国洛杉矶南加州大学医院，进大门要过安检，也是因为1993年因医患冲突导致3名医生被杀。”李玲则认为，在二级以上医院设警务室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要对立情绪存在，不信任关系继续，医患冲突还会不断发生。

    医患关系为什么恶化到这种程度？矛盾的根源在哪里？和谐医患关系如何回归？

    “看病贵”和“看病难”是主因

    医患纠纷到底因何而产生？面对这一突出矛盾，一些医院自身也在做总结。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西苑医院一份资料显示，该院在2007～2009年一共发生了333例医患纠纷，其中：

    工作责任心与医疗质量139例，占41.7%。此方面纠纷往往表现在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工作不细致，病历记录不及时、不完整，告知不充分或流于形式等；

    服务态度与沟通109例，占32.7%。主要表现服务意识落后，对病人缺乏同情心，对患者态度冷淡、生硬，或者带着不良情绪工作；

    医院管理42例，占12.6%。主要反映就诊环境差，流程、布局不合理，造成病人等候时间长。遇到问题缺乏快速解决机制，各部门推诿，小问题变成大纠纷；

    医院管理不到位，诊疗环节脱节，信息沟通不畅等引发纠纷。不合理用药和检查28例，占8.4% ，纠纷主要表现在医务人员大处方，多种药物同时使用，超剂量、超药品说明书适应症用药，未及时与患者沟通。

    其他15例，占4.5%。主要是反映病人对于一些医保政策、管理规定的不理解。

    然而，在广州一家三甲医院医生王云看来，这里面的有些原因只是表象，她认为，医患纠纷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看病贵”和“看病难”。

    一场小感冒花上上千元，医生过度开药和虚开高价药的情况非常普遍。在王云看来，“看病贵”究其原因是财政投入不足，导致医院成了创收单位，公益性的一面体现得很不明显。“医生之所以要多开药，以药养医是根本原因，医生也没有办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余晖认为，以药养医、过度使用检查和用药，说明对医生的良性约束和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公立医院医生的名义工资是很低的，迫使医生用药”。

    10多年来一直不懈地与医疗腐败现象作斗争的著名医疗器械打假人陈晓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医院滥做检查，滥开药品的情况确实很普遍。“过度是为了收费，收费跟医务人员的开单提成回扣有密切关系，很多医院也鼓励多开单，医生多开药，还能拿到药品公司的回扣。医生合法收入不高，但灰色收入远高于合法收入”。

    在清华大学的讲座上，李玲教授也认为，医患关系紧张是医疗卫生机制的问题，在制度设计里，国家没有承担起医疗卫生工作人员拿到体面工资的职责。有些医院尽管是公立的，但要自己挣钱，这是一种扭曲的状况。

    王云说，这些年来，一直说要提高医生收入，要提高诊疗费，改变以药养医的状况，但在她看来，并没什么改变。北京一家三甲医院医生李和也认为，“我感觉还没有落实到我们身上来，雷声大雨点小”。

    在王云看来，“看病贵”所导致的问题是，患方将医方当成服务业，花了钱就要有结果。加上医生收红包、开高价药的“潜规则”，使患方容易产生不信任感，一旦在诊疗过程中有不如意的地方，就有可能发生医疗纠纷。

    她说，只要没治好，患者和家属就不能理解，总觉得把人送到医院，交了钱，治不好就是医院的责任。“这种想法有偏差，每个个体存在区别，一种常规治疗方法并不是对所有患者效果都好，有些常见疾病到某些病患身上就需要特别治疗，医疗本身有很多不可预测性，有些病在现在还没法治，手术中也有一些意外情况，有不可预知的风险。”

    李和也认为，救人就会有两种后果，一种是救活了，一种是救死了。有些人可能想，花了那么多钱，最后人财两空，确实难以接受。

    在“看病贵”的同时，“看病难”也有许多鲜活案例。2009年，北京19家三级医院院长扮成普通患者亲身体验就诊过程，结果，最短的耗时3小时，最长的花了7个小时，但真正看病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到十几分钟。

    “看病难”凸显了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的现状，大医院集中了太多的患者，而一些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患者蜂拥至大医院，经常导致大医院超负荷运行。王云说，一个门诊医生一上午就要看七八十个号，说多了，喉咙都会说哑，到最后话都不想说了，甚至连厕所都不敢上，服务态度怎么能好得起来？而患者等上几个小时，几分钟几句话就打发了，心里当然不会舒服。

    王云说，她碰到的病患，几乎一半都可以在二级医院或社区医院治疗，不一定非要到三甲医院，但老百姓不信任，觉得那些地方水平不高，可能也有患者在小医院吃过亏，不愿去。“我也有同学在社区医院，他们病人少，病历少，收入也少，经验水平就上不去，这样形成了恶性循环，患者更不愿去了。”

    余晖也提到，基层医院硬件确实有很大改观，但这几年医疗机构综合改革不但没有提高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反而降低了。统计数据发现，乡镇卫生院和医院门诊量这几年呈下降趋势，原因一个是基本药物制度造成用药品种变少，送货慢，乡镇医院原来可以提供的二级诊疗服务也停止了，第二个还是激励机制，很多地方搞收支两条线，实际收入下降。

    如何重建和谐医患关系

    要建立和谐医患关系，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解决上述问题上。对于医院进驻警务人员的做法，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医疗律师刘晔认为，警察进驻医院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医患纠纷需要疏而非堵。

    陈晓兰表示：卫生部和公安部的规定是二甲医院及以上设警务处，那一甲医院和基层医院就不顾了？这种方法是治标不治本，不可取。”

    余晖也认为，警察入驻解决不了医患关系紧张的根源。

    对于缓解医患矛盾，余晖认为，要给医生开高薪以解决医生趋利问题，这不现实，财政是撑不住的。可行的路径是先进一步提高国家对医疗保险、尤其是低收入人群医疗保险的投入，然后要求医保经办机构跟医院谈判，开展更多医保付费机制的改革，通过医保打包付费的方式约束医院行为，从而通过医院管理好医生。

    余晖同时认为，公立医院要加快改革，真正实现“管办分开”，把医院独立出来，卫生部门需要做的是预防医患纠纷和管理行业事务，如加强对医生监管，保证医疗服务的安全和质量。

    刘晔则认为，医生要靠技术而不是靠多开药、多做检查吃饭，应提高医疗技术的价值，如挂号费手术费要合理提高价格，“医生的服务价格国家不能干预太多，要由市场决定。现在最大的问题在于医生不是自由执业者，需要依附于医院，尤其是国有医院，医生对医疗技术无定价权。医生不能自由执业，这与医生的本质不符，也极大限制了医生的执业能力。如果医生得到解放，医生的能力可以得到释放，看病难也能大大缓解。”

    余晖也认为，如果让医生能更自由地流动，服务价格更加市场化，医生拿回扣等现象就会大大减少。

    另外，为缓解医患矛盾，现在很多地方都建立了人民调解机制，有资料显示，2009年4月起, 南京市开展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工作, 截至2010年8月底, 共接待群众2589批次、7000多人次, 受理纠纷1350件, 已调解成功1304件, 涉及赔偿金额约4279万元，还有通过劝说疏导、释疑解惑，使患者明确放弃诉求的495件。

    2010年1月，国家司法部、卫生部、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后，全国各地也陆续成立了医患纠纷人民调解组织。

    对于调解机制，清华大学教授王晨光在讲座中认为，“有一个基本原则，碰到医患纠纷时，应当有中立的第三方，把医生和患者从对立中解脱出来，有一个误解是法治社会就是要到法院诉讼，我们要大力推动仲裁和第三方调解，避免把医生推到医疗纠纷的枪口上”。

    但余晖并不赞同这种方式，而将之看作“更高级的私了方法”，“我觉得解决医患矛盾现阶段还是要走司法的程序，要通过完整的司法程序把这么多医疗纠纷和事故发生的机理和危害通过案例总结出来。可以把诉讼的程序公开化，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只要审理程序是公开的，包括专家的名单公开，我觉得不中立的情况会大大减少”。

    刘晔也认为，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只能起到缓冲作用。能够在医疗纠纷中起中流砥柱作用的还是公平公正的司法途径，包括符合证据规则的鉴定体制。切不可为调解而调解，为维稳而调解。

    他说，现在的情况是，对于医疗鉴定结论，法院往往难以充分有效质证，或者质证流于形式，基本上法院对鉴定结论是照单采纳。“鉴定过程要向双方公开，鉴定结论要双方公开质证，鉴定人要出庭，接受医患双方的质询，法官对结论的采信应有一定能动性。”

    刘晔还认为，从全国来看，法官审理医疗纠纷的能力要加强。目前我们国家还没形成独立审判医疗纠纷的法官群体，其他国家和地区，如台湾医事法就明确规定，审判医疗纠纷的法官要有医学背景或资深法官。“我国在北京、上海和广东等地的某些法院有长期审理医疗纠纷的法官，但其他更多地方的法官缺乏医疗审判的经验。”

    陈晓兰说，医患矛盾很大程度上是患者和医院的矛盾，但医患关系对立的另一面，是医院、医疗机构、医疗法律法规、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医学会、医学行业学会、物价部门。“这些是医患关系的真正对立面，这些不作出改变，医患关系现状很难改变”。
　　（文中王云和李和应要求为化名）

励杏老人

北京医调委调解员：信息不对称系医患纠纷主因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16日03:59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卫生部5月4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协调公安机关向二级以上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派驻警务室。一时间，医疗纠纷、医患矛盾又成为社会聚焦的热点。
　　其实，对于医疗纠纷，除了我们熟知的司法、行政手段解决之外，还有人民调解的方式，这种更温情的方式已经在全国壮大起来。
　　近日，中国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去年底，中国已成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专门组织1358家，实现地级市以上全覆盖，县级覆盖面达到73.8%。人民调解专门组织作为非营利的独立第三方，成为化解医患关系矛盾的重要新途径。
　　■ 调解不收取任何费用
　　“医院多收了钱，服务态度也不好，没有帮我们治好病。”一位患者拿出材料说。上午不到9点，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医调委”)里，调解员罗维一边阅读材料一边安抚着患者的情绪：“您先不要着急，我们会尽快通知医院查明情况，给您一个说法。”记者看到4个调解室满员外，咨询接待室内也坐满了人。
　　为促进良好医患关系、深化医疗改革，去年5月，北京市司法局、卫生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北京市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成立北京市医调委，负责全市医疗纠纷的宣传预防、实地调处、咨询服务等工作。作为独立于卫生系统和保险公司的第三方组织，医调委成为解决医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
　　据北京市医调委副主任刘方介绍，医调委有政府的财政支持，调解工作不收取当事人的任何费用，“当事人可以先在网上申请，委员会审核受理后通知双方提交相关材料，并组织专家对医疗过错进行认定，提出调解方案，由调解员沟通医患双方、达成共识。”
　　“通过医疗鉴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的介绍，大部分的患者和医院都能认可我们的调解建议。”北京市医调委的调解员刘韦说。
　　■ 信息不对称是纠纷主因
　　“医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是医疗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刘韦说，患者在医疗专业知识方面处于弱势，因此医调委组织医疗和法学方面的专家进行问题分析与认定，着重保护患者的合法利益。“有委屈的患者找到我们就像找到‘娘家人’一样。”罗维也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
　　同时，医调委也会极力敦促医院配合保护患者权益。“根据规定，医院内部必须启动医疗事故问责程序。”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医务处处长王燕说，医院会配合听取医调委的专家组意见，根据是否存在并发症等标准，评判医生在事故中的责任比例。
　　“我们理解患者的心情，但说实话，在很多情况下医生也有苦衷。”天津市环湖医院院长王金环说。
　　刘韦认为，不少纠纷因患者本身的家庭矛盾和生活压力等而“加码”，医院有时会成为情绪宣泄的一个出口。因此，调解员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细致耐心地进行心理疏导。
　　“通过沟通，患者明白了其中的具体原因，也更能理解医院了。”罗维举例说，不久前一位患者与医院的护士发生了冲突，认为护士的差错导致了自己器官的病变，经过调解患者理解了缘由，最终理智地选择了体谅。
　　■ 解决看病难是根本
　　近年来，为妥善解决医疗纠纷，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各地都进行了探索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上海市制定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属地化原则，凡符合受理条件的均纳入所在区县调解范围；海南省创立“政府搭台、各方参与、全省统保、市场运作、专业调解、调赔结合”模式，患方满意度达97%。
　　然而创造和谐的医患关系，第三方调解只是合力中的一股。作为矛盾的一方，医院的努力非常重要。刘方表示，医调委会将典型案例编成防范纠纷培训教材，让北京市各医院学习。此外，医调委专家认为医院还应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完善医疗事故问责程序。
　　在政府层面，邓海华表示，最根本的还是要通过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解决好群众的看病就医问题。

励杏老人

麻醉医生税后年收入不足6万 自比流水线工人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5月15日16:31  南都周刊
　　1
　　接二连三的伤医凶案，使得林灿(化名)先是生怒，继而动摇。他说：这对医学生打击很大。
　　林灿是上海某医学院眼科专业的一年级研究生。早些时候，他看医疗剧《无限生机》着迷：剧中有一干超脱的大夫，病人来了说没钱，他们给治，下本用好药；病情告急时，又能凭借洞察力，做到药到病除。
　　“现在看来，这是美好向往，而非现实的反映。”林灿说，支撑医学生走下去的，是一种类似于股市中的“被套牢”心态——舍不得割肉，便维持现状。
　　他记得，念本科时，就有师兄灌输：既然在重点医学院，不能只去地段医院做个全科大夫，那么，考研即成为目标。而现在，他可以预料，待到读完研，导师必然又会讲：3年了，学到很多东西，离胜利一步之遥，停止的话非常可惜。
　　即便辜负了导师的期望，直接进入医院，但等到要从住院医生晋升主治医生的那天，博士文凭仍会是一个硬指标。
　　5年本科、3年硕士、3年博士，再往后是1至3年的住院轮转，医学生的大好年华便被绞入了旷日持久的求学与临床见习里。
　　上了高速路，林灿没法怠速或者掉头逆行。他的本科同学——未能被保研的，却都在做妥协，比如曾立志要做骨科医生的，去了辅助科室。
　　“作为26岁的男生，至今还只是学生，没有收入，不能独立养活自己，没时间陪家里人。”林灿沮丧地说，“选择学医愧对家人，社会对我们又如此不理解。”
　　2.
　　林灿说的不理解，是指医疗纠纷。有一回随导师出诊，他在旁做文书录入。有个病患排了很久的队，要做眼疾手术。导师检查后发觉另有问题，暂不适合动刀，建议他先去另外的科室排除隐患。家属认为被“踢皮球”了，就来责难：你不是很牛的教授？你不是世界第一？怎么这样的病就看不了？
　　导师激动地与其争辩，场面失控了。
　　“这种对你的攻击是突如其来的。”林灿说，“医生会一愣，觉得不是我的错。”
　　根据卫生部统计，仅就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了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
　　进入2012年之后，医生被伤害的案例越来越多。除了此前哈医大和北京等地接连出现刺医事件之外，就在5月5日凌晨，在湖北荆州第一人民医院，一名躺在急诊室手术台上准备做手术的患者突然坐起，跳下手术台开始追打医生。而当事医生称，自己是照例问询核对伤者信息。
　　有时，调换位置想，林灿也体谅病人。“长时间候诊，病人已经烦躁了，一旦出现问题，或者某个状况需要进一步处理时，他的心态就彻底坏了。”林灿说。
　　但排队在所难免，林灿所在三甲专科医院，一个眼科医生一天门诊大约看100个病人，从早上8点，看至下午点点半。
　　林灿承认，“就诊检查的细致程度非常有限”，“只能看眼里有无问题，测眼压，验度数，如果是一般近视，就让去配镜。”
　　“对于门诊医师，一要做到不出错，二要尽量看出隐患。”林灿这么理解，“常规的检查已成模式，检查一做，一般的病症基本能反映出来。”
　　“许多病患怨言：什么都不问就给我开检查？”林灿老实作答：“实在是没时间问。”
　　3.
　　徐夏(化名)在江苏某三乙医院做麻醉科医生，有17年医龄。她一周工作6天，工作日7点45分到岗，忙碌7小时，照理是14点45分下班，但几乎每天要加班。
　　麻醉科有30名医生，常态下，有人值急诊或者轮休，能上手术班的大约是12人，一天要应对70多台手术。
　　徐夏常加班至傍晚五六时，乃至夜里11点，相应的加班费是5元一小时，这比麦当劳的小时工还差一截。
　　“占用的时间太多，我们和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没区别。”徐夏抱怨说，“并且加班是制度性的，即便一分钱没有，你还得干，除非辞职。”
　　另一个问题是，这点付出没能产生多大效益，医生的技术价值没能在收费上得到体现。
　　徐夏举例说：北京协和医院最出名的教授，专家门诊的挂号费是14元；做一台时长七八小时的插管全麻手术，麻醉收费约490元，不插管全麻收190元；一台大手术，需要5至6名外科医生、2名麻醉医生和2名护士一齐协作，耗费数小时，费用是一千至三千元不等。
　　“医生的技术付出都是亏的，医院收入靠药品提成和检查费弥补。”徐夏坦率地讲，“药品回扣，有些医院有，有些医院没，分配方式也不尽相同，多数情况下，普通医生拿到手的很少。”
　　“现在，在社会公众看来，医生就成了一群逐利的小丑。”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的谢汝石医生说，“但是医生也是人，不但要生活，同时还要担负医院的建设和发展。”
　　他透露，在现行的制度下，在大部分医院里，政府每年的拨款还不到医院总支出的10%，而大学的附属医院更少，不够6%。
　　“你说医院如果不赚钱，病人到医院就诊有这样的环境和设备吗？能有那么多的专家吗？”谢汝石反问道。
　　2010年，徐夏全勤，税后年收入不足6万元，这包括了工资、奖金、节日费、加班费以及手术津贴。
　　徐夏也曾拿过红包，面对诱惑，她挣扎过，确实也需要钱。她自己说，后来不拿了，因为“社会的净化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另一个原因是：收红包有风险。她说：“在医疗上要找差错太容易，医生不收红包，还被砍被杀呢。”
　　“收受利益不是个体医生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好制度，来约束这种行为，也没有一个好制度，帮助医生实现他们的价值。”她补充说。
　　4.
　　徐夏介绍，医院科室的奖金，由院部核算得出，原则是收入减去损耗，“但具体数额，仍要看科主任有没有分量。”
　　她记得，今年一月、二月，一位同僚只拿得月奖金800元，效益好的科室，医生的奖金亦不过是5000元。
　　徐夏说：“奖金的多少，与科室地位有关系。科室越强势，科主任在院长面前越有话语权，奖金就会高些。”
　　这笔奖金统一派发至每个科室，科里会安排人依系数计算分配，系数同每个医生的工作年限与职称年限挂钩。工作头一年的新进医生系数是0，没有奖金；第二年是0.5；第三年是0.75。
　　与微薄收入所相称的是工作环境。徐夏工作的医院，手术室里装有流层系统，作用是调温、与外界交换气体并灭菌。但院部规定，手术结束要关掉流层。
　　“使用的成本只是电费，院部要省电费。”徐夏不理解，一些微创手术，例如腹腔镜胆囊手术，要往患者的肚里充二氧化碳，使肚皮鼓起来，整个过程中有大量废气滞留在手术室里。手术结束即关掉流层，会导致室内环境恶劣。
　　“日积月累，许多同事头痛。”徐夏说，他们向领导提意见。领导“哦”一声，讲：怪不得最近我也头疼。但没下文了。
　　另一条制度也令医生头疼，院部规定：病患逃费，所欠费用由相关医生偿付。徐夏所在的医院里，曾有一个医生组——三位骨科大夫共同治疗一个住院病号，在治疗尾期，那病人逃了，欠下19000元医疗费。医院判定，扣罚组长——副主任医生1万元，另一主治医生承担9000元。
　　“所以你去住院，没钱了，医生会给你停药。”徐夏揭示缘由，“临床医生都学精了，不交钱，便停药，连手术费都要预先交。”
　　5.
　　若发生停药，有人会拿“医德”来说事。与诸多医生一样，朱桓(化名)不喜欢“医德”这词，他是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住院医生。他觉得：我待患者好，不因为医德，而是我对病患的痛苦有同情心，我在付出同情的过程中也得到道德上的满足感。
　　朱桓认为，一个人适不适合做医生是天生的，如果只会考试，那远远不够。他说：“临床医生以床边问诊，判断病情为要点，若是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不具备基本的同情心，没有观察力和判断力，都不适合做医生。”
　　“接着的问题是，适不适合在中国当一个大夫？”朱桓继续说，“受不了高投入伴随着低回报，可以选择离开。”
　　对朱桓而言，他所图的，是临床诊治时缜密推理与缉拿“真凶”的乐趣，是心安理得接受他人信任与尊重的成就感。
　　有时候，乐趣与成就感会被破坏。朱桓说，得了肿瘤要医治，治疗只有四成的可能会缓解，不治则没戏。
　　“多数人却没有愿赌服输的精神，只肯吸收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他说，“一种药固然可能有用，但病情会发展，会变化，药对别人有用，对自己未必有用，现在有用，将来未必一直有用。”
　　徐夏认同这点，她觉得病人对医生的期望过高，是科普没做好，现代医学有其局限性，许多疾病仍是不治之症。
　　朱桓觉得，国人的思维和文化传统不适合西医，广泛流传的是相信奇迹，相信个例，却不认同概率论。
　　他仍拿肿瘤举例，医学对肿瘤有预判，50%的几率活三年，20%的几率活五年。医生一步步地告诉患者，每个治疗选择，都有对错的可能。“夸张点说，90%对，10%错，错了那10%里还能用下一招，而最后那1%可能是死亡。有的人却想，为什么这1%无法挽回，是不是没给红包？”
　　他说：“医疗不是服务业，我们和患者是战友，我同情你，才帮助你。你有财力，愿意掉头发，能忍受痛苦，也对或许会人财两空的结局有预期，医生和患者达成了这些共识，才能往下走。”
　　6.
　　朱桓不希望，每做一步治疗，都要医生签字，患者再签字，医患间防范到这地步。
　　“现在把你的命拿出来，拍在桌上，我帮你赌，你赌不赌？”他这么说，“病人应该与医生站一块同疾病博弈，如果预设了立场是来买服务，那对不起，有些服务我不卖。”
　　朱桓见过磕头下跪的病人，他坚持，这是农夫与蛇的故事。“跪得下去的病人，回头也会来告你，因为他把尊严看得比性命更低。”
　　对这类病人，朱桓会避免做危险性的操作，这是他的自我保护。
　　朱桓说，自己所在的医院多少有些精神家园性质，但这并不能代表整个医疗环境。他所在科室，没有回扣，没有红包，用药与治疗都按规范来。多数医生也不会讨论房子与股票，大家都有情怀，守着念想。
　　至于过度检查，他解释，一些医生怕担责任，就多开检查。“检查开多了，至多说他水平不够，学医不精，但把一个肿瘤病人放走了，他就是误诊。”
　　朱桓说，他并不排除确实有差劲的医生在其中牟利。比如，民营医院买了设备，就去大医院的门诊给大夫递名片，塞回扣，说：我这儿机器闲着。
　　“往好了说，这是医疗资源的再分配。”但朱恒认为，只要医患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金钱诱惑仍存在，这些暗处不可避免。他也指出，在一些国家，如果大夫多开检查，市场机制能约束他，保险公司会要求其缴纳更多的保金。
　　7.
　　多数人在选择学医时都是高中生，没有形成价值观，父母都说干这行能挣大钱，但后来发觉是假的。
　　“如果哪一天，物质匮乏或安全缺失所带来的折磨，超过了临床带来的精神享受，我会离开。”朱桓如是说。
　　黄文(化名)在行医两年后，最终选择了给自己松绑。之前，他在某省会城市的一间三甲医院任住院医生。
　　黄文记得，硕士实习时，尚且轻松。到了轮转期，他要独当一面值夜班，一个病区，整晚上只有一名护士和一名医生看护。遇到问题不会处理，或者无法独立处理时，他可以给总值班打电话，电话咨询仍不能解决的，总值班会跑过来。通常，总值班是低年资的主治医生。
　　轮转期的第2个月，黄文在白天独立处置了一次死亡。他说，做医生都有胆量，不怕面对死者，就怕家属闹。“病患死了，我们在道义上会难过，刚参加工作的小医生都有这感觉，一个照顾了10来天的病人死了，心里会失落。”
　　有一回，黄文参与一台心脏介入手术，出现了并发症，但患者没有死亡。“每个病人的体质不同，解剖结构也不一致，我刚参加工作，见过的病例少，拿以往的经验去应对，就发生了问题。”
　　“幸好抢救成功，也没落下后遗症。”黄文说，术前的知情同意书就并发症作过说明，家属也签字了，但一旦留有后遗症，哪怕家属签过字，也会来讨说法。
　　这事对黄文打击颇大。他说，大部分医生在手术出现并发症后会“封刀”——暂时歇一歇，个别医生还会去庙里烧香。
　　8.
　　黄文学医7年，迈入了三甲医院，似乎是前途光明，但在那时，他深感有压力。他说，每个上进医生的头上，都悬着“SCI论文”之剑。
　　大型医院一般定了规则：医生升任主治，或是申请课题，获取经费，首先要在SCI索引收录的杂志上发表论文。
　　“你就要去做动物实验，用英文写文章，把业余时间都耗在里边。”黄文说，他明白沿袭这条路走下去，外科医生成为主刀，或许能带来灰色收入；内科医生成名以后，则有学术地位和社会声誉。
　　“这些，都要经历异常艰辛的努力，熬很长时间。”黄文说，他希望在短时期内就可以活得开心，小医生阶段非常难熬。
　　况且，黄文所在的科室，一些病人在手术后出现并发症，或是发生了难以预料的情况时，会死亡。
　　他说，这其中就有潜规则：“院方认为可能产生纠纷的病历，多数被修饰过。”
　　“科主任判断，某份病历会被牵连进官司，就吩咐小医生重写，要求措辞得体，语言严谨，把漏洞都堵掉。有的操作，医生做了，但没写进病历，就要补上。写完了几个医生轮流看，确准了没问题才誊写一遍。”
　　黄文听过老医生讲叙，在以往医患关系不太紧张的时期，一台阑尾手术，病历上可能只写一行字：剖腹，探查，切阑尾，缝皮。现在的医生则要写：仔细地一层层分离，没有见到出血，按照步骤将阑尾弄出，一步步地探查。
　　“看到这里有脓，那里没脓，但是阑尾感染了，怎么切的，写得很细致，就怕以后打官司。”黄文说。
　　压力就这样交汇在了一起。工作第一年时，有药企同他接触，“面对收入翻番的机会，肯定心动。”但黄的父母不同意。
　　“一步一步，外面有诱惑了就会想一想。”某年的春节，黄文在医院急诊间度过，那时候，又动了离开的念头。
　　这年下半年，黄文以个人原因为由，离职去了一家医疗企业。
　　采访的尾声，他坐在写字楼裙房里的咖啡厅内，以舒缓的语速告诉记者：“在企业，不需要值夜班，不需要写SCI论文，也没有医患纠纷，自己会觉得社会地位降低了，但心态能调整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