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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励杏老人

(转帖)从徐文医生被严重砍伤所想到的--医生是弱势群体(张友平医生的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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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2/8/18 15:46:12 | 显示全部楼层
深圳投35亿试水港式医院 医生年薪最高达百万2012年08月19日01:44  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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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由深圳市政府投资35亿元兴建、深港双方共同组建团队管理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港大深圳医院)正式试业。
  根据深港双方合作协议,港大深圳医院将坚持公立医院属性,保障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医院因为致力“政事分开、管办分开、医药分开、营利与非营利分开”而备受瞩目。
  看病预约,“打包”收费,购买“职业责任险”
  据了解,除急诊之外,所有到港大深圳医院的患者均需提前预约,医院不接受任何非预约病人。
  “预约”会否受到抵触或“水土不服”?记者走访发现,试业期间,医院内秩序井然,每天300人次门诊量全部“约满”,有许多居住在医院附近的市民争当义工,为医院做宣传,接受度颇高。一位前来就诊的美籍华人告诉记者,预约模式区别于中国内地许多医院地铁似的拥挤排队,提高了舒适度,也节省了等候的时间,看病更高效。
  此外,针对市民最关心的诊金问题,港大深圳医院实行全科门诊“打包”收费制度,每次130元,包含挂号费、诊金、不超过7天的药物及常规标准检验检查和卫生耗材的费用。该费用参照了深圳市3家三甲医院的门诊基础数据并进行模拟测算,试行期1年,到期后将根据实施效果进行评估调整。而专科收费不采用“打包”制度,具体收费细则9月份将有定案。
  值得一提的是,医院还参照香港一些医院的做法,创内地首例,为全部医生购买了“职业责任险”,将医疗事故责任交予第三方处理,保证医生在治疗环节更加专心,改善医患关系。
  先全科,再专科,引入“家庭医生”理念
  就诊制度改革,是港大深圳医院改革的又一特点。医院实施“先全科,后专科”的分诊模式。初诊患者需先经全科医生门诊诊疗,必要时再转去专科门诊。
  该医院一位负责人表示,全科医生经过全科医疗的医学专业训练,具备医学的综合知识,是处理常见病、多发病及一般急症的多面手。“头疼未必是脑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其他内脏出了故障,因此直接找专科并不合适,其实90%的病患都可以在全科门诊得到解决。”
  制度的改革是为了转变理念,港大深圳医院院长邓惠琼说,试业至今,每位医生反映最多的是看到病人就医思路的转变,进到医院后不再直接要求打点滴,而是接受全科医生耐心诊断。“医院将保证每个病人都会得到十分钟的就诊时间。”
  此外,港大深圳医院还将在“全科”的基础之上,逐步引入“家庭医生”理念,邓惠琼介绍,家庭医生也是全科医生,在香港乃至欧美都很普遍,医生了解患者的病史和身体状况,每次治疗都更有把握。“但家庭医生并非只是一个人,最好是一个团队。”目前,港大深圳医院已完成了“全科”的建设,未来将逐步向家庭医生发展。
  全员聘用制,最高年薪达百万,收红包即开除
  港大深圳医院更以打破医生的“铁饭碗”而引来各方关注。与现有的公立医院人事制度不同,港大深圳医院实行全员聘用合同制,入职员工与医院签订3年聘用合约,约满后,医院将依据考评情况决定是否续约,薪酬方面,最高年薪可达百万。
  “编制有好处也有坏处。”邓惠琼表示,合同精神是优胜劣汰,好的医生会一直聘用,“那些对自己有信心、对医学发展有愿景的医生,将会得到最好的发展。”
  邓惠琼还透露,虽然无事业编制,但在薪酬福利方面,港大深圳医院会优于深圳本地的三甲医院,并可以为医生提供与国际接轨的机会,让医生的医术可以切实提高。截至7月20日,在港大深圳医院注册的香港专家已有106名,招聘内地医生48名、护士130名、医疗技术人员56名、管理人员48名、职员54名。
  除此之外,港大深圳医院对红包、回扣等医务人员的灰色收入持零容忍态度。一方面,“打包”收费的制度让医生灰色收入无“空隙”,另一方面,“不收红包”条款被明确写入合同,一旦违规即开除处理。医务人员的医德考核结果将作为续聘、薪酬、晋升以及评选先进工作者的重要指标。
  邓惠琼说,在深圳建一家香港模式的医院,“不容易,但有必要”。邓惠琼承认香港模式并非完美无缺,但她强调,港大深圳医院是一家阳光透明的医院,打包费用一目了然,“如果我们的模式成功了,老百姓每次看病前都知道自己要花多少钱,他们可以提前去买各种保险,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医疗费用都是可控的。”

 楼主| 发表于 2012/8/18 20:10:07 | 显示全部楼层
江西一男子持刀杀医生未遂 一审获刑1年半2012年08月19日04:03新华网我要评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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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南昌8月18日电江西彭泽县农民欧阳升华因到医院做B超检查后仍感觉身体不适,便以为是做B超的医生所致,竟持刀欲将医生杀死。近日,彭泽县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处欧阳升华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

2012年3月14日,家住彭泽县马当镇的农民欧阳升华因身体不适到县人民医院做B超检查。检查结束后,欧阳升华仍感觉身体不舒服,便以为是为其做B超的医生吕某所致。第二天上午9时许,欧阳升华携带一把水果刀来到吕某办公室朝其刺去,在吕某的奋力反抗和现场人员的解救下,欧阳升华的刺杀行为未能得逞。后经法医鉴定,吕某的伤情为轻微伤丙级。

法院审理认为,欧阳升华用水果刀刺杀被害人,企图剥夺他人生命,已构成故意杀人罪。鉴于欧阳升华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经鉴定其犯罪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且归案后坦白供述犯罪事实,法院遂作出上述判决。

一些专家提出,“伤医案”在一次次拷问医患互信困局的同时,让人深思。要从根本上重建断裂的医患信任,应先治医疗体制之疾。





 楼主| 发表于 2012/8/19 16:21:52 | 显示全部楼层
上海试点家庭医生1年遭遇人才少待遇低等困局2012年08月20日03:40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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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华年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挂号费只要两块钱?第一个看专家,还不用重复做B超?”来上海同仁医院看胆囊结石的沈华年,觉得自己刚刚享受了贵宾待遇。而他,只是一个签约了家庭医生的上海“平头百姓”,他的通行证,就是其签约医生陈华开具的转诊单。
  在上海,像沈华年这样的患者至今已有75.98万户,209.9万人。自从2011年4月,上海作为一个医改重镇在10个区县试点家庭医生制度以来,“一家一医”正在全市范围内,逐渐从梦想变成现实。
  但中国青年报记者调查发现,少医生、待遇低、缺药品,却让它的脚步“难快起来”。
  首诊找家庭医生,告别当“无头苍蝇”
  “喂,陈医生吗?我家有人血压又高了,呼吸有点不畅。您能不能过来看看?”自从签了家庭医生,颜媚娟一家但凡有个“头疼脑热”,再也不用为“看病难”犯愁。
  不多会儿,她的家庭医生就到了。测血压、诊疗、开药……大医院能做的一项不落。如果情况严重,家庭医生会直接联系上级医院或者建议拨打120,在等救护车期间,她的医生也不闲着,随时在身边救治。
  一年前,家住上海市长宁区的颜媚娟,可不是这么看病的。
  用她的话形容,有点像无头苍蝇“没方向”。“以前,不管什么病都去中山医院。排长队挂号,见了医生,也没太多时间交流。大医院开的药还很贵。”
  她的看病经历,与很多人相同。在上海市卫生局基层卫生处处长刘红炜看来,以社区为依托的家庭医生制,就是一道“滤网”。困扰老百姓的常见病、多发病,经过这些全科医生一“筛”,能及时救治的不再费时费力,不能就近解决的,再有序地转向二级医院。
  糖尿病、高血压、慢性呼吸道疾病……据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社区的家庭医生陈宇介绍,他们接触的患者,病症一般要比二级、三级医院的轻得多,但要广得多。
  “比如,高血压在上海的发病率是23.6%~23.9%。如果说大医院的专科医生是修理机器的‘高精尖’,我们就是给大家的身体机器‘上润滑油’的多面手。”她开玩笑说。
  在上海,家庭医生95%以上是国家认证的全科医生。像很多西方国家一样,社区居民如果愿意,就“签下”某个医生,为全家服务。签约后,医生会给每个人建立健康档案卡,记录体检状况、家庭病史,并定期“上门追踪”。
  “测血压,测血糖,做移动心电图、心肺听诊和拍照片采集信息。”说起上门服务的内容,陈宇医生如数家珍,但若发现哪个患者“病情突然爆发”,就迅速转诊。多数情况下,上午联系,下午就能住上院。
  沈华年已经尝到了转诊的“甜头”。
  需要做手术的他,走的是上级医院的“绿色通道”。“目前,上海试点的各个区县基本都打通了这个通道,上级医院会保留一点医疗资源,来‘接手’下面的转诊患者。”刘红炜说。此外,通过家庭医生,之前看病的“死档案”也变活了,上级医院不用从头看起。出院后,患者还能回到家庭医生那里继续治疗。既省了钱,又有连续性。而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沈华年、颜媚娟们“签医生”是免费的,只用付药费,预约上门一次15元,对残疾人,这15元也免了。
  4000人才缺口的背后:待遇相差一半
  在欧美,家庭医生被称作居民的“健康守门人”。颜媚娟所在的社区,已有80%以上的居民签了家庭医生。
  “你好陈医生,能再替我家老刘查查胆囊吗?”“你心脏要注意了,等一下帮你做个心电图。”上海的家庭医生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基地,同时留下24小时即时通信电话,以备签约家庭“叫诊”。推开服务中心大门,你能在消毒水味之外,嗅到人情味。
  “这里的居民和签约医生彼此熟悉、信任,所以医患关系相比二级、三级医院,要好很多。”陈宇医生告诉记者。
  在颜媚娟眼里,家庭医生不是生了病才有用,“没病更有用”。“我家得心血管病的比较多,陈宇医生会给我们做预防,平时家里人也向她咨询一些健康问题。”她说,“小病随时看,得大病的几率不就降下来了?”
  但问题也摆在眼前:并不是每个家庭,都能享受到这种个性化的医疗服务。
  “缺人。”刘红炜一针见血地指出背后的原因。
  他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上海在10个区县建立了7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家庭医生2000多名。但是根据国际惯例的服务标准(一个家庭医生对应服务2500个居民,或者对应800~1000个家庭),上海试点一年多,家庭医生的缺口仍有4000多人。
  不独上海市,在山西太原市、江西新余市等试点区,家庭医生制度改革也在启动。但业内共识是,一名合格的家庭医生,首先至少是有资质的全科医生。而据媒体公开报道,全国这样的医生目前只有7.8万人,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在上海,成为一名家庭医生更加“艰难”。
  陈宇医生告诉记者,在上海,做一名家庭医生,至少要5年医学本科以上学历,经过600学时的远程理论培训和3~6个月的实践培训。最后考取专业上岗证,工作之后还要不断晋级,同时,面对24小时“叫诊”,要有高度的耐心和热心。
  与付出相比,家庭医生的待遇却不是“香饽饽”。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平均下来,上海一名家庭医生的月收入税前在5000~6000元,这与大医院医生相比有明显差距,有的要差一半左右。
  陈宇医生告诉记者,家庭医生的待遇由两方面构成:一是基本工资,二是岗位津贴和劳务奖金。“劳务奖金就要看谁服务的家庭多、服务得好,谁的收入就高。”
  “国家推出绩效工资后,对上海这个制度也有影响。绩效工资面对的是中西部地区,重在强基层、保基本,但在上海,相当于把家庭医生的服务限定了上限,又回到‘大锅饭’层面上。”刘红炜表示,“服务少了,收入就减少,不利于调动家庭医生的积极性。”
  据陈宇医生介绍,上海试点一年多来,社区里的家庭医生团队基本“锁定”在10名左右。有的医生只接待社区门诊,都忙不过来,对患者“叫诊”,只能提供电话咨询。久而久之,信任关系难以建立。
  “我希望,能跟我的医生有更多交流,第一时间得到指导和用药提示,还能上更多的保健课。”颜媚娟说。
  刘红炜告诉记者,为此,上海正在着手建设一个包括培训中心、临床基地、社区基地在内的全科医生培训体系,今后计划每年培养500名全科医师。
  “但待遇问题得不到解决,人才缺口恐怕会一直存在。”刘红炜说。
  他希望家庭医生在收入上,能和大医院的医生相当,至少与同级别的人员保持平衡。“建议试着把部分医保经费,交由家庭医生管理。如果他服务得好、管理得好,会有一部分结余用作提高待遇。但这个方案,需要医保政策的相应扶持。”
  基药制度和观念都需“调适”
  虽然颜媚娟很满意她的家庭医生,但有时,也不得不往上级医院跑。
  她的理由透着几分无奈:“基层医院,缺药。”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家庭医生制度正在尝试解决医改的两大难题:一是看病排长队,医患矛盾突出;二是不合理治疗,滥用医保。
  为此,家庭医生改革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在保证疗效的前提下,对患者尽量用基本药物,避免“大处方”。而签了陈宇医生后,颜媚娟一家也乐意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拿药了。“陈医生推荐的药,不太有花花哨哨的,很多基药比大医院便宜10%~30%,疗效也不差。”
  但一到月底,某些基药“断粮”的风险,隐隐闪现。
  “社区用药相对二级、三级医院,要单一得多,加上经费有限,本来可能有100种药,到月底一些药就‘断档’了,只剩50种。”陈宇医生慨叹,药物是治病的“武器”,医生没了武器,医术再好也力不从心。
  这也造成了患者从家庭医生身边“流失”。
  据沈华年观察,身边的签约家庭中,有三成是“因药流失”的。“1个月的后20天,就可能没药了,药品种类也不全。老是去上级医院配药,一来二去,大家干脆绕过家庭医生了。”
  而据刘红炜介绍,目前,国家规定的基本药物是307种,上海增补到了381种,“总量是全国最多的,基本能够满足需求”。但陈宇医生建议,国家不妨进一步加大投入,增补基本药物目录。“毕竟上海不少人收入比较高,用药习惯也千差万别。即使不是‘零差价’,药品价格有适当浮动,老百姓也是能理解的。”
  陈宇医生告诉记者,另一个阻力恐怕更为深远:观念。
  “更确切地说,是很多老百姓——包括医生同行,对‘什么是家庭医生’还不了解,对家庭医生的医疗水平,还不信任。”她回忆,在四五年前这一概念刚刚引入时,老百姓普遍犹疑,有人在家庭医生主动上门服务时,连门都不敢开。
  今天,观念正在调整,但未有根本改变。上海一项调查显示,有75.4%的受访市民对家庭医生制度表示赞同。但2011年4月另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显示,10.5%的受访者对家庭医生制度仍不看好,主因是对医术没有信心,顾虑重重。
  “其实,如今家庭医生基本都是主治医师,只是和三级医院专科医生在看病分工上有不同。但不少老百姓对家庭医生有成见,宁愿去大医院排长队。”上海徐汇区虹梅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长任雪雷向媒体表示。
  刘红炜说,不管是医还是患,对这个制度都在由陌生到熟悉。“总结而言,家庭医生制度并不是医疗卫生体系单方面的工作,它的完善和成熟需要很多方面的帮助:财政要怎样投入?医保制度要怎样改进?拨款的资金管理怎么分配?家庭医生的编制是怎样的?更需要国家发改委、人社部等多个部门‘合力’。”他说。
  在陈宇医生看来,能成为中国头一批家庭医生,她很骄傲。“作为‘健康守门人’,如果某项病的发病率能降低百分之一,就收益无穷。”她说,“由于今天的努力,20~30年后,我们就能收获成果。”

 楼主| 发表于 2012/8/19 20:34:09 | 显示全部楼层
《“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解读2012-08-20 10:12 来源 卫生部



    一、“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提出了“健康中国”这一重大战略思想,这一思想的具体涵义是什么?有什么重要意义?

    “健康中国”战略是一项旨在全面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国家战略,是在准确判断世界和中国卫生改革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践中形成的一项需求牵引型的国民健康发展战略。 “健康中国”战略思想的提出,是科学发展观在国民健康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卫生系统探索中国特色卫生改革发展道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卫生战线对中国特色卫生事业发展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

    “健康中国2020”战略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全面维护和增进人民健康,提高健康公平,实现社会经济与人民健康协调发展为目标,以公共政策为落脚点,以重大专项、重大工程为切入点的国家战略。实施“健康中国2020”战略,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性工程,有利于全面改善国民健康,确保医改成果为人民共享,也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充分体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

    二、“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对卫生事业发展所应遵循的指导思想与原则有怎样的考虑?

    关于卫生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提出,卫生事业发展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将“健康强国”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坚持以人为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以全面促进人民健康,提高健康的公平性,实现社会经济与人民健康协调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预防为主”,实现医学模式的根本转变,以公共政策、科技进步、中西医结合、重大行动为切入点,着力解决长期(或长远)威胁我国人民生命安全的重大疾病和健康问题;实施综合治理,有机协调部门职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应对卫生挑战,实现“健康中国,多方共建,全民共享”。

    关于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提出,卫生事业发展要坚持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则,一是坚持把“人人健康”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目标,二是坚持公平效率统一,注重政府责任与市场机制相结合,三是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增强卫生发展的整体性和协调性,四是坚持预防为主,适应并推动医学模式转变。

    三、“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提出“到2020年,主要健康指标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具体包括哪些目标?

    为实现卫生事业与国民健康的发展目标,“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构建了一个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卫生发展综合目标体系,将总体目标分解为可操作、可测量的10个具体目标和95个分目标。这些目标涵盖了保护和促进国民健康的服务体系及其支撑保障条件,是监测和评估国民健康状况、有效调控卫生事业运行的重要依据。

    10个具体目标是:国民主要健康指标进一步改善,到202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7岁,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下降到13‰,孕产妇死亡率降低到20/10万,减少地区间健康状况的差距;完善卫生服务体系,提高卫生服务可及性和公平性;健全医疗保障制度,减少居民疾病经济风险;控制危险因素,遏止、扭转和减少慢性病的蔓延和健康危害;强化传染病和地方病防控,降低感染性疾病危害;加强监测与监管,保障食品药品安全;依靠科技进步,适应医学模式的转变,实现重点前移、转化整合战略;继承创新中医药,发挥中医药等我国传统医学在保障国民健康中的作用;发展健康产业,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卫生服务需求;履行政府职责,加大健康投入,到2020年,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达到6.5%~7%,保障“健康中国2020” 战略目标实现。

    四、“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提出的今后一个时期卫生工作的战略重点是什么?

    “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依据危害的严重性、影响的广泛性、明确的干预措施、公平性及前瞻性的原则,筛选出了针对重点人群、重大疾病及可控健康危险因素的三类优先领域,并进一步提出了分别针对上述三类优先领域以及实现“病有所医”可采取的21项行动计划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任务,包括针对重点人群的母婴健康行动计划、改善贫困地区人群健康行动计划、职业健康行动计划;针对重大疾病的重点传染病控制行动计划、重点慢性病防控行动计划、伤害监测和干预行动计划;针对健康危险因素的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计划、减少烟草危害行动计划;促进卫生发展,实现“病有所医”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行动计划、卫生人力资源建设行动计划、强化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行动计划、促进合理用药行动计划、保障医疗安全行动计划、提高医疗卫生服务效率行动计划、公共安全和卫生应急行动计划、推动科技创新计划、国家健康信息系统行动计划、中医药等我国传统医学行动计划、发展健康产业行动计划。

    五、为保障各项指标的实现,“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在政策措施方面提出了哪些建议?

    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提出了推动卫生事业发展的8项政策措施。一是建立促进国民健康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医疗保障与服务统筹一体化的“大卫生”行政管理体制;二是健全法律支撑体系,依法行政;三是适应国民健康需要,转变卫生事业发展模式,从注重疾病诊疗向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转变,实现关口前移;四是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投入政策与机制,通过增加政府卫生投入和社会统筹,将个人现金卫生支出降低到30%以内;五是统筹保障制度发展,提高基本医疗保险筹资标准和补偿比例,有序推进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统一、管理统一;六是实施“人才强卫”战略,提高卫生人力素质;七是充分发挥中医药等我国传统医学优势,促进中医药继承和创新;八是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楼主| 发表于 2012/8/20 20:27:19 | 显示全部楼层
北京:医院法人治理试点大戏开幕2012-08-21 08:59 来源 健康报



    建立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北京市公立医院改革继医药分开后的又一重点。北京市公立医院改革方案提出,要落实公立医院独立法人地位,通过实行理事会制度、院长负责制和监事会制度,构建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分工,相互制衡的权力运行机制。

    7月5日,北京朝阳医院作为试点医院之一首先组建理事会。7月16日,北京友谊医院理事会正式成立。7月29日,北京朝阳医院召开第一届理事会。7月30日,北京友谊医院召开第一届理事会。北京市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的大幕逐渐拉开。

    执行层要平衡三方利益

    “与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不同,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承载的是政府赋予的公益性使命,要平衡政府、医生、患者三方的利益关系,追求利益合理化。”7月29日,北京朝阳医院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为原任北京朝阳医院院长封国生,原任北京朝阳医院党委副书记陈勇被聘为第一任执行院长。该院理事会由4名内部理事和3名外部理事组成。

    “既让病人实现看病就医简便验廉,又要提高医务人员工作积极性,还要让政府补偿得起,把握这三方面关系对执行院长来说是真正的难题。”谈及上任后的感受,陈勇说,理事会代表出资人行使对医院事务的决策权。对公立医院而言,出资人就是政府,政府提出公立医院公益性的目标,决定了医院在发展过程中不可能追求利益最大化,既要按照政府要求实现公益性目标,又要保证医院经营低成本、高效率。“如果医院还把单位小利益放在首位,那么改革的方向就错了。”

    陈勇说,尽管政府大幅度提高财政投入,但是在医院运行过程中,政府拨款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还要靠医院自己的经营去弥补,经营的主体是医务人员,因此医院要保证医疗队伍积极有活力,要通过绩效考核实现收入不断提升,但又不能实行完全的企业化运作。

    执行层还要处理好医院和患者的关系,要避免大处方、滥检查等不合理收费行为,让患者看病就医负担逐步减轻。

    厘清各方责任边界

    北京市医管局副局长毛羽说,理事会模式下的医院管理与以前相比肯定会有所进步,厘清了各方的管理责任和边界,也能够避免过去院长“一支笔”决定一切的做法。

    陈勇说,过去政府对医院的管理可以说“既管又不管”。“在改革以前,公立医院是事业单位,用人的编制由政府管着,财政按照编制数拨人头费。但是政府又解决不了编制不够、资金不够等问题,医院不得不挣钱养活自己。”他举例说,北京朝阳医院的日均门诊量已经从2005年的4000人次增至目前的9000人次,工作量增加了一倍,但人员编制却动不了,医院只能采取劳务派遣的方式增加人手。

    “实施以理事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对公立医院的一次解放。将来我们要进行灵活用人机制的改革,不再靠身份来管理。解决了同工不同酬的问题,就可以建立更加高效的激励制度。”陈勇说。

    外部理事的“旁观者清”

    以医院服务对象的代表身份进入北京朝阳医院理事会的外部理事邢平芳,是被社区群众最寄予厚望的一位。邢平芳说:“我是呼家楼街道工委书记。呼家楼社区覆盖10万人口,既有CBD企业的白领,也有在此居住几十年的老北京。朝阳医院就坐落在呼家楼地区,我是朝阳区的人大代表,平时收集的民意反馈很多。”(下转第3版)(上接第1版)

    邢平芳告诉记者,第一次理事会会议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僵局或者走过场。会上,针对北京朝阳医院提出建立区域医疗共同体的设想,他建议建立“1+2+6+n”模式,即以朝阳医院为核心,涵盖朝阳区2所二级医院、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私立医疗机构等。他认为,这样的模式既可以缓解朝阳医院的就诊压力,还可以方便百姓就医。

    邢平芳说:“社区一位老大妈反映说抽血化验要等很长时间。我就在理事会上提出这个意见,封国生理事长当时就提出要增设采血化验中心。”

    法律专家郑雪倩作为社会贤达的代表被选为外部理事,她既不代表医院利益,也不代表患者利益,但对双方的需求又有较多的了解,可谓“旁观者清”。在北京朝阳医院召开的第一届理事会上,郑雪倩提出“建立疑难会诊中心”的建议。“当时医院提出要增加专家号源,但据我了解,不少疑难病患者需要交叉挂号甚至重复检查,如果有各科室专家参与的疑难会诊中心,这个问题会得到有效解决。”

    链接

    对理事会的3个关注点

    关注一:理事是怎么选出来的?


    北京市医管局副局长毛羽说,7名理事分别代表不同的层面和群体,能代表较为广泛的民意。理事由医管局负责选拔、聘用和任命,医院也参与人员推荐,因为医院更了解社区里谁参与公共事务能力比较强,谁更能够做好百姓的代言人。

    关注二:外部理事从医院获取薪酬吗?

    郑雪倩及邢平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表示,外部理事“零薪酬”。郑雪倩说,外部理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一种奉献,“如果拿了薪酬,与医院成为雇佣关系,就有可能难以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发表意见。”

    关注三:如何划分理事会与执行层的权责?理事会能否有效发挥作用?

    北京朝阳医院理事长封国生说,理事会是一个决策机构,涉及医院发展的重大问题,如发展方向、年度工作计划、工作目标、重大投资项目、优先发展的学科项目等,都由理事会决定。理事长不可能管得很细。医院每天的日常管理,则通过执行层(院长、副院长)来进行。

    陈勇说,过去的院长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老板”,在日常经营管理中,他既是决策者,也是经营者、执行者。现今执行院长的职责就是执行理事会决策的方向、框架、预算。“比如,理事会决定今年要发展某个学科,投多少钱。你按照这个目标,在预算范围内花这笔钱,没问题。但在理事会没有决定的情况下,你不能花钱去发展别的学科。”

    但也有院长提出,理事长作为医院的法人代表,自然要对作出的决策负责,执行层做得好不好,理事长更为关心。会不会出现理事长直接“下手”干预执行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理事长和执行院长的关系又该如何处理?对此,封国生坦言,医管局与理事会对接,理事会与执行层对接,都需要一段时间来磨合。

    一位医院管理专家提出,理事会如何发挥作用取决于理事会的构成。另外如何保证理事真正行使职责,怎样建立理事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等,也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楼主| 发表于 2012/8/23 23:54:32 | 显示全部楼层
北京试水公立医院“三权分开”改革2012-08-24 08:59 来源 新华网



    医改在卫生部的指导下一直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先是新农合,社区卫生服务站,再接着医药改革,县级公立医院改革,现在三级医院也进行了“试水”改革。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北京公立医院改革打破“院长一支笔”的决策运行机制,建立以理事会为核心,执行院长、监事会分工制衡的全新的医院法人结构。

    所谓全新的医院法人结构,主要将医院的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开,分工制衡。理事会是主体,作为决策层是医院最高权力机构;执行院长重在执行理事会的决策;监事会将以派驻监事组的方式入驻医院,加强对医院规范运行的监督。北京市医院管理局局长方来英表示,新的运行机制,是政府开放办医的探索尝试:

    方来英:过去我们是一个内部人的决策过程,不管是院长办公会还是院长自己,都是内部人决策的,内部人决策是以内部人利益为优先的。我们建立理事会之后,我们要听各方面的!
    点评:
    三权分开对医院的发展及对缓急医患矛盾都有很大好处,是一个改革亮点,值得一试。但是所谓三权分开是医院的决策、执行、监督分开,这里拷问的就是,是换汤不换药的内部分开还是重新洗牌根据三权成立三个互相独立,相互制约的机构。
    三权分开,想法初衷对医院发展,对医改的大方向都是好的,但是决策方的指令执行方会不会不折不扣的去执行,决策方的指令是不是正确,这主要取决于监督方。监督方要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真正能够秉公监督。在三权中更要防止三权集一身,那样就和原来的没有什么区别了。

 楼主| 发表于 2012/8/23 23:55:32 | 显示全部楼层
医生看医改:解决看病贵要提高医保水平2012-08-24 10:50 来源 新华网



    百姓眼中“看病贵”,医生认为贵在哪儿

    讲述者:北京同仁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杨建林


    医改正在积跬步。其中,“看病贵”是当前百姓印象中的医疗沉疴之一。有媒体统计,2011年中国住院人均花费6632元,相当于农民一年的收入。

    但在抱怨背后,你是否了解“看病贵”究竟贵在哪里?

    在北京同仁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杨建林眼中,“看病贵”主要不是贵在挂号和诊疗上,而是贵在手术耗材和进口药品上。

    “普通病人的看病流程都差不多,基本上是挂号-诊疗-手术-买药等步骤。在这个过程中,挂号费不应该是导致看病贵的主要原因。”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挂号费再高,也不会高到让患者承担不起的程度。”

    既然如此,为何有医院的专家号卖出“天价”?杨建林主任认为,有需求才有“黄牛”市场,而一部分患者没必要非得找专家看病。另外,一些医院试图以调高专家号,来避免医疗资源被浪费,在他看来也不是治本之策,反而抬升了“看病贵”。

    杨建林主任告诉记者,医护人力成本也不高,手术耗材的成本却高,好一点的进口耗材价格更高。“我国的医疗设备和耗材使用不统一,各地医院采用的耗材都不一样。医保不能报销医疗设备和耗材费用,患者若自费负担,很容易导致一部分人无法承受。”

    某三甲医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心血管科医生,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算了一笔账:一次心血管手术过程中,植入一个支架的费用是3万多一点,住院费一天是700元左右,检查化验费3000多元,药品约2000多元,医生诊疗费和手术费加起来不到2000元。基本上,整个医疗费用4万多元,其中,检查化验费、药品费占在5%以上,耗材费用占80%以上,医疗人力成本仅占不到整个医疗费用的4%。

    “但这也分情况,不同的病,成本比例不一。做不做手术,成本构成也不一样。”这位心血管医生说。

    在杨建林主任看来,药品也是造成“看病贵”的一方面,尤其在不需要做手术的诊疗中,它占了一个大头。“一些常用药、普通药——比如吡哌酸等是很经济实惠的,但在很多医院已经买不到了。”杨建林主任感觉,从2000年开始,药品开始越来越重包装、轻质量,过度包装背后是价格的翻番。

    他认为,医院在对药商进行招标的时候,不能光看哪家药商的实力雄厚,规模宏大,利润丰厚,而应该让临床的医生参与招标。“因为他们知道患者需要用什么药,着重找那些既经济又实惠的药品。”他说,“这能大大降低高价格药品的购入,百姓用药的费用也就降低了。”

    在杨建林看来,看病贵不贵,还在于医患间的认识与沟通。

    “在我所接触的病人当中,抱怨‘看病贵’的人其实并不多。”他说,“因为在我们诊疗之前或是诊疗过程中,会对治疗的流程作一个基本介绍。看什么病,花什么钱,建议病人哪些检查必须做,哪些检查没有必要做……这些如果事先都能与病人讲清楚,给他们更充分的知情权、选择权,绝大多数人是能接受的。”

    “按病种付费”破了大处方,能保证“疗效好”吗

    讲述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核医学科主任医师 李春林


    去年8月1日起,“按病种付费”已悄然取代“按项目付费”,在北京6家医院开始了试点。这个旨在控制“大处方”、“过度医疗”的医保支付方式,被卫生部部长陈竺形象地比喻为给病人“吃套餐”。

    “套餐”怎么吃?

    通俗地讲,就是把108个常见病种“打包”,根据病人的年龄、疾病诊断、合并症并发症、治疗方式、病症严重程度以及疗效等多种因素,分成若干组,每组确定一个报销“上限”。同组的病人从入院到治好出院,治疗费用不能超过这个“上限”,否则由医院“埋单”。

    “以前按项目收费,医生容易多做检查,从而助推了‘看病贵’。现在试点按单病种限价收费,在我们医院,对抑制‘大处方’是有效的。”李春林医生所在的友谊医院,正是试点医院之一。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但我国现在的医疗合理性比较差,这种情况下,若单一地搞单病种收费,有点超前。”

    比如,既然定“上限”了,是否会牺牲患者的治疗效果?李春林医生所在的医院,为了“扬长避短”,采用的是DRG诊疗规范化路径管理,即把治疗一种病的标准化诊疗规范全部列出来,按标准化流程走,不能更改或省略,以保证每位病人“该做的检查、治疗项目,一个都不少”。但此举在他看来,又过于机械。

    “像做汉堡包一样,两片面包中间,是先夹肉还是先夹生菜?顺序不能变。一旦变了,要在电脑上一一填写变了什么,为什么变,很繁琐,加重了医生的负担。”他的一位在北大人民医院的同行也表示,“更重要的是,看病不是这么机械化的,流程上写着第3天换药,但病人吸收很快,第2天就需要换药;流程上写着用1个注射器,结果用了两个注射器;再加上很多并发症是难以预测的,这样试图用一个框子来‘框住’花费,能适应千差万别的病人和千变万化的突发情况吗?”

    此外,李春林认为,限价也不利于先进医疗技术的使用。“合理的医疗流程和机制,要用技术来承担,但设置上限后,费用不足以使用先进技术,这时医生就会采取保守治疗方案,对患者不利。”

    他举例说,比如,肿瘤病人来了,医生首先要作科学判断,“搞清楚了再治”,但这需要一个检查过程。“如果按病种付费,医保只拨给医院1万元,在化验的过程中就花完了,那就只能直接手术。在没搞明白病情的前提下手术,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李春林认为,如果从解决“看病贵”的角度评价,按病种付费的确是一个办法,但“基本医疗只解决基本问题”。“就像在餐馆里吃饭,如果说目的就是吃饱,那么,服务、营养、环境等条件是保证不了的。”

    权衡以上利弊,他认为目前按病种付费还不足以完全代替按项目付费。“如果要实施这一方案并根治‘看病贵’,第一步就是全面、高水平地落实医保。”

    “三甲”医院该用来治疗,基层医院该用来养病

    讲述者:北京积水潭医院骨科住院医生 李毅(化名)


    “病人一有病,排队挂号、候诊、取药都排大长队,动辄就用一天工夫。等待的结果是,只见了医生5分钟,感觉自己没受到重视,怨声载道,这样的情况实在太多了。”北京积水潭骨科医生李毅,这样概括他眼中的“看病难”。

    在他看来,“看病难”的直接原因是大多数患者生了病,习惯于盲目找大医院。“但事实上,有些病症不一定要看专家号,有的在县级医院——甚至社区医院,完全可以解决。”

    医改专家早已提出,“看病难”现象说到底,是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造成的。大医院有好医生、好设备,这在根本上决定了患者“宁愿协和蹲一天,不愿回县医院”。相应地,大医院的医疗资源被浪费,小医院的医疗资源却没用上。

    但在李毅看来,原则上,“三甲”医院应该只负责治疗,不负责养病,养病更多应该是县级医院、社区医院的事。

    “一所医院的医疗器械数量和专家人数是有限的,大家都等着专家看病,实质上是患者与患者间在争抢医疗资源,在抢医生。小病占去了专家的一大部分时间,他能留给真正需要的患者的时间,就被大大压缩了。”

    李毅医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医生们常说“不怕误诊,就怕漏诊”,这也是当前一些基层医院医生身上的“薄弱环节”。“误诊后果很严重,对于疾病的敏感性,基层医生是不够的,而且在诊断无把握的情况下,盲目治疗也是问题所在。”

    但在基层医院养病,对患者却是个不错的选择。

    “基层医院和大医院相比,床位费便宜,一些药品价格也低。”他说。卫生部公布的《2011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基层医院的门诊病人次均医药费用是81.5元,住院病人人均医药费用是2315.1元,住院病人日均医药费用是228.1元;二级医院的这三项费用分别是147.6元、4564.2元、489.0元;三级医院则是231.8元、10935.9元、912.0元。

    此外,基层医院也可以发挥中医药方面的优势,副作用小、降成本效果好。在基本社区医疗服务中,采用中药、针灸、火罐、刮痧等手段来处理康复问题,往往“物美价廉”。

    我国医改“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争取到2015年,实现“大病不出县”。

    怎么做到这一点?

    李毅医生认为,这必须提高基层医护人员的专业水平。“只有专业水平能满足病人的需要时,才会有更多患者到社区医院、县级医院就诊。其次,政府要加大投入力度,提高基层医生的待遇。待遇是引进人才的重要保障,人才是提高医疗水平的重要前提。”

    而基层医院要吸引人才,必须加大投入,提高“赤脚医生”的待遇。李毅举例说:“我所在的医院,属于北京市很不错的医院,我的收入也就是4000元左右,经济压力已经很大了。说到基层医院的医生,收入在一两千元左右,解决家庭生活也许都成问题。

    ”在这样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要求医护人员提高从业素养、护卫职业精神的。“他说。

    医患关系差,可能引导医生治病盯住”短平快“

    讲述者: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生 刘彦国


    ”医患关系紧张,最终受伤的是病人。因为它可能引导一些医生有意无意地‘躲避’危重病人,倾向于很保守的治疗,并且看病盯住‘短平快’。有时,可能会让治病成了‘但求无过’的表面工程、短期工程。“刘彦国医生这样概括他眼中医患对立的”毒果“。

    刘彦国医生告诉记者,医患关系不好,首先会引导一些医生”挑病人“。”当手里同时有几十个病人的住院条时,那些危重的、年纪大的、身体不好的、并发症多的、手术难度高的病人,就可能被‘婉言相拒’。“

    他表示,在一些专科医院,这种现象相对更明显,由于其本身的辅助科室不好,更倾向于接收简单的病人。”所谓‘简单’,就是手术好做的、偏早期的、病变比较小的、年龄比较轻的、身体底子好的。这样,病人能很快出院,家属高兴,医生也没有被骂、被打的危险。医患双方‘皆大欢喜’,问题是被‘挑出去’的病人怎么办?“

    让治疗变得小心翼翼,是刘彦国医生眼中的第二个”毒果“。因为”医生常常会把医疗的风险性搁在第一位,而将疗效搁在第二位,这不正常“。

    他举例告诉记者,在给肺癌病人做化疗时,如果严格按体表面积算,某种药用到150毫克,疗效是非常确切的,但150毫克显然提高了严重毒副作用的风险系数。”这时,医生会怎么选?如果医患双方很好沟通,对于毒副作用彼此有‘共担’意识,那么,肯定要首先保证疗效;但如果遇到比较‘矫情’、难以沟通的家属,很多医生会以‘不出事’为首要原则,把剂量适当降下来些。“在刘彦国医生看来,医疗的首要目的应该是疗效,”为了所谓的‘安全’而减少剂量,对病人是好是坏?难说。“

    保守不止体现在用药上,刘彦国认为,它甚至让医生对病人说话,都越来越像”外交辞令“。

    ”比如放在10年前,当你肺里有个小结节时,如果有90%的把握是良性的,医生会告诉你‘没事,记得3个月后再做个CT,观察一下就行’。这对病人是极大的宽慰。“但在医患关系紧张时,越来越多的医生不再用这种”担风险“的说法了,他们会考虑到哪怕1%的可能性,把一切小概率事件都说给你听,以免被”算后账“。

    ”当你检查了一大通,医生还只用‘可能是……也可能是……’的句式时,病人会怎么想?其实,医生比病人更怕‘误诊’,为了不惹麻烦,只有用排除法‘买安心’。“

    然而,刘彦国医生眼中最大的医患对立”毒果“,恐怕是治病在一些医生那里,正在变成面子工程、短期工程。

    ”拿我们常做的肺癌手术举例吧。医生在给一个肿瘤病人做手术时,如果肿瘤与周围结构‘粘’得比较紧,一个职业精神比较强的医生,会非常仔细地剥离肿瘤,一定要把它切除干净。但代价是手术时间长、创伤面大,而且会增加术中大出血和术后迟发出血的风险。这时,如果病人家属不好说话,对这些副作用和风险性全然不理解、不接受,有的医生宁愿安安全全地把肿瘤剔除下来,手术时间短,病人创伤面小,术后恢复还快,病人和家属都能高高兴兴地回家。“但是,后者可能过3个月肿瘤就复发了,而前者,也许3年都不会复发。

    ”3个月还是3年,对病人性命攸关。当治疗被迫成为面子工程、短期工程时,谁之过?谁受害?“刘彦国忧心忡忡地反问。

 楼主| 发表于 2012/8/25 16:23:43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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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港大深医如何突围低价围城[/url]
2012-08-22 17: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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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诊试业月余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看上去一切比较平稳,这只是开始,或许是良好的开端,还有很多问题等着人们去解决、去适应。这只是门诊,如何在即将全面营业的医院运行中寻求落脚点和发展点呢?也许港大深圳医院的管理者们依然等待着;深圳政府和卫生部也在等待着从这个国内公立医院的改革样板中吸取什么。

      我见证着这家医院诞生,港大深圳医院是引入香港的管理模式、管理团队来管理医院。,用一种国际上认可的医院管理手段,来改变中国现行的“以药养医”等引起的弊病,改变现行大陆医护人员的薪酬制度,以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这种试验令国内医疗系统上下感到震撼,也带来质疑。从130元的门诊打包收费能否维持医院的高昂运营成本的质疑到财政单独投入与补贴如何带来公益性和对公共卫生的公平性如何实现,都是人们求解答的问题。

      人们不是不知道的。我相信香港大学的管理者知道,两地政府官员也知道,因为管理政府的人无不对公共管理深谙。然而,人们总是从担心中得到“快慰”,因为中国卫生部对港大深圳医院的探索表示支持,港大人很有信心也很有依赖,他们觉得“如果他们觉得这个方向是不对的,就不会请我们来做这个医改”,有道理!他们是请进来的。

      港大深圳医院前身可追溯到八年前即已立项的滨海医院。当年我也参与了该项目的论证。成立滨海医院的初衷是在深圳兴办一家有一定水准的国内一流的三甲医院。因为审计当初的论证报告指出:深圳总体的医疗资源远远没有达到国家的平均水平,当时真正的三甲医院只有深圳市人民医院一家。而深圳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不仅拥有大量的高科技、白领人士,精英人士常来工作和休闲,对高端和VIP医疗有一定需求。

      在医院快要建成的时候,“有人提出要跟香港合作。”国家卫生部首先找到港大,希望港大与深圳合作,结合香港经验,探索医改新思路。这促使滨海医院承载的价值重新定位。

      香港大学的引入,在深圳市政府看来,有引入高端医疗,带动深圳整体医疗水平提高之功。而深圳市卫人委则看到了引入新制度,促进内部改革,提高医生的劳动价值的曙光。这个想法是很好的。

      作为港大的愿望,则主要是希望有个平台让两地在医疗、科研、教学方面共同发展,互补共赢。毕竟港大的附属医院是委托香港医管局管理的,他们缺乏管理医院的经验,这是一个弥补其科研和临床实践缺口的好机会。

      经过多次磋商和深港高层的促进下,滨海医院开始深港合作的“先行先试”。

      首先,这家医院推行“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医院的产权为深圳市政府拥有,由香港大学与深圳市政府共同管理。

      其次,人事和分配制度改革上,港大深圳医院取消公立医院的编制管理,实行全员聘用,并在政府核定的工资总额内,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建立体现医务人员劳务价值的薪酬标准,医务人员的绩效与工作量、工作质量挂钩。

      此外,医院非营利性服务与营利性服务分开,其中非营利性服务(即基本医疗服务)收费根据广东省医疗服务收费指导价执行,占比约20%-30%的营利性服务(即特需服务),则实行市场调节价,并将探索医疗服务分级定价制度改革和社会医疗保险付费制度改革。

      港大深圳医院这个动作,几乎伴随着深圳以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为突破口医药分开改革的正式启动。试业期间开设全科门诊和内、外、妇、儿、骨科五个专科门诊。病人需要提前预约,专科门诊需要从全科门诊转诊,或者需要有其他医院的完整病历。专科门诊按照项目收费,其基本医疗服务的收费根据广东省医疗服务收费指导价执行。

       130元门诊包 “全包干”备受关注。据说这一“诊费包”提供26个检查项目和七天的药物。其中药物包括抗生素,检查项目有B超、X光等,并由医生根据病情选择是否进行哪项检查和开哪类药物。

      就目前已知的收入构成看,港大深圳医院的全科门诊收入,是其与现存其他医院收入重要的差别点之一。除去尚未开始的营利性特需服务外,其基本医疗服务部分,与其他公立医院的定价无大差异,均根据广东省医疗服务收费指导价执行。而且,如果按照香港的经验,80%的门诊在全科门诊阶段即可解决。如果这种全科门诊费用包能自负盈亏,无疑是一个进步,甚至可复制。

      全科门诊130元的定价是如何确定的呢?据说是医保部门深圳市医药分开实施第一周,67家公立医疗机构医保病人次均门诊费用227.4元,其中次均药品费用95.3元,次均医疗费用132.1元。制定的价格。假如这130元都没有药品与检查成本支出的话,恐怕也难维持医生、护士、药房等辅助部门的人工成本的支出。与香港相比更是羞于启齿了。

      全科门诊偏低的收费可能带来的运营包袱,令人担心。由于是打包收费,可能会出现“套利”和“洼地效应”的可能。即在病症比较复杂,费用较高的时候,选择港大深圳医院。而医院面临复杂病例越多,支出也越庞大;技术与服务越是做得好,病人越多,医生做得越多医院亏得越多,将会打击医生的积极性,也会使管理者的信心也下降。政府如何“兜底”?

      130元/次门诊对于内地医生来说也许“很高”但是,港大深圳医院如何按照香港的医疗支出标准,支付给香港医生呢?按照香港的医疗支出标准,80%是工资支出,20%才是医疗器械药品。以此估算,130元的门诊费中,约有100元支付给医生,30元是各类检查、药品的支出。深圳公立医院平均门诊费超过60%是药品支出。在整体运营上,沉重的人工成本支出,这将使港大深圳医院在与其他公立医院的竞争中陷入被动。

      中国的药品费用不知道怎么会高于港澳台,假如港大深圳医院的药品通过广东省医药服务采购平台统一采购,这种负担会沉重;如果从香港采购,政策法律如何调节。即使调节得力,药品使用不作为医院赢利管理而是作为成本管理,这就更使“洼地效应”更加明显。

      港大深圳医院离不开中国药品市场的大环境,当然还有昂贵的卫生材料市场,就算药厂低于其他公立医院的供货价卖药给医院,医院也难以维持日常的运营开支。目前港大深圳医院的开支标准并未公开,但业界人士指出,这家医院将为同等资质医务人员提供一般公立医院2倍-3倍的工资,支出大头在人工,与其他公立医院迥异。

       应对潜在“财务窟窿”的方式主要有两个途径:

       一个是政府补贴。目前,深圳公立医院的政府补贴约占收入的17%,这一比例将对港大深圳医院放宽,五年内逐步降低。不过,政府投入的力度不可与香港而语。香港政府计划在2012至2013财年,向医管局提供约411亿港元的拨款。虽然深圳过去10年在医疗领域上的投入在全国已经是佼佼者了,但还只相当于香港一年半的投入。

      另一方式则是以特需医疗反哺基本医疗。港大深圳医院是深圳最大的综合性医院,占地面积约19.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完全建成后,将设有普通床位1700张(含ICU床位72张)、VIP特需诊疗中心床位300张。其特殊医疗服务占总收入的比例,比一般公立医院的10%的上限高出许多,可以达到20%-30%。由于尚无数据,这部分服务能否覆盖医院的运营成本,尚不可知。

      而在医院管理者的眼里,该医院并不以营利为目的,收支平衡则可。“千山万岭吾独行,千军万马吾不惊”,院长邓惠琼强调,“不用担心,这家医院有它的方法。”这家医院有什么办法呢?无非有尚方宝剑而独立与众多公立医院之外?

      早在2009年,深圳卫人委就指出,深圳和香港在医院资产管理、人员聘用、薪酬管理、政府补贴、绩效审计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实施港大深圳医院项目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较大的难度,并建议合作双方要认真研究两地的法律制度,以减少项目实施过程中的争议。

      港大深圳医院实际上是香港一家非政府机构和深圳一家公立医院的一种合作,但由于体制、机制与筹资渠道不同,双方如何合作缺乏理论的和法理的根据,诸多细节性的问题没有解决,而这家医院就在诸多悬而未决的机制问题中诞生。

      如上述医疗支出结构,香港80%是工资支出,20%才是医疗器械药品。而内地公立医院几乎是正好相反。且香港医生的平均收入较高,就算10倍于深圳,给三五万元,也是一种磨合,是对现有制度的一种冲击。

      引入香港模式后,势必带动整个深圳医疗费用的提高,而不是降低。过去医生的劳动价值被压得非常低,靠检查和过度医疗来维持其生存,或者以药品加成来维持其生存。现在提高了医生的劳动价值只是一种“回归”。医生的价值回归之后,过度医疗和在药品流通环节上的灰暗是否可以大幅度减低呢?又有什么机制在监督呢?不容乐观。

      中国目前好像是在走美国商业保险的路子,也好像在走德国社会保险的路子,不管什么保险,我们目前都没有一条合适的路径去解决与监督费用的合理性。如果我们医改不从深层去改,而是“公立医院”在原有的制度下做一些“平价”的动作,必定一事无成!医学科学是循症科学也是经验科学,必须有一条基本临床路径规范医生的医疗行为,规范就是约束过度医疗和医疗不足。这亦是循证医疗决策过程,专业化、科学性本身也会使费用上涨。

      港大的管理者也不得不认可,港大深圳医院的改革,无法脱离国内的医疗现实,不可能完全照搬香港经验,是“摸着石头过河”。事实上,解决过度医疗、“以药养医”的关键可能超出了港大深圳医院改革所能涵盖的范畴。公立医院超过80%的收入属于“自负盈亏”。当前对公立医院服务的支付制度,过于市场化,必然导致唯利是图。港大深圳医院以比例颇大(据说40%)的特需服务反哺医院运营的路径,正有重回旧路之嫌。以香港经验看,公立医院的特需服务比例极低,以保证其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也就是说,香港都非常清楚的:公立医院不可有私人产品,必须是保持其公平性和可及性。

      而取消“以药养医”虽是医改的重要方向之一,却不能是简单一步。在享受特殊的政府补贴和政策之下,港大深圳医院得以高薪养医,却也限制了经验的复制。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平台,因为过去的“以药养医”有15%涵盖了医院的所有支出,包括医护人员价值过低的不合理性也通过这15%来弥补了。削减这15%之前的利润空间,才是最重要的。

      港大深圳医院的运行模式的实验,其实是为深圳整体医疗改革探路的。如果港大深圳医院之外的公立医院改革成功了,可能它就失去优势!原因:不堪负重!

 楼主| 发表于 2012/8/26 20:08:51 | 显示全部楼层
大病需政府建立救助机制提升医疗的公益性2012-08-27 10:12 来源 广州日报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谈医改——

    “当医生的劳动价值提高后,医疗费用是否就会下降呢?大检查、大处方是否就会减少呢?一定是会的,但是也不要抱太多希望!”前日,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出席由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举办的首届广州脑血管病论坛时指出,我国大病致贫、返贫情况非常严重,他呼吁政府提升医疗的公益性,建立大病救助机制。

    谈现状:

    大病致贫返贫情况很严重


    会议透露,目前,脑血管病已成为危害我国中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生命的主要疾病,是我国居民死亡的第一位原因。

    据悉,我国脑卒中年发病率是150~200/10万人,全国每年新发脑卒中约200万人;每年死于脑血管病约150万人;存活的患者数(包括已经痊愈者)是600万~700万人。在存活的脑血管病患者中,约有3/4不同程度地丧失劳动能力,其中重度致残者约占40%。

    目前,全国每年用于治疗脑血管病的费用估计要在100亿元以上,加上各种间接经济损失,每年因本病支出接近200亿元。

    “脑血管疾病是四大杀手之一,也是大病的一种。”廖新波也说,在我国,大病致贫、返贫的情况非常严重,“跟白血病、肿瘤一样,因脑血管疾病引起的生活、工作困难的情况比比皆是。”

    谈医改:

    呼吁医生不要替药厂打工


    廖新波将话锋转到医改的话题上。

    “医学技术不断发展,医改不断深入,我们在提高医生的劳动价值方面做了很多尝试。”他说,北京和深圳也正在医改,都是围绕着如何提高医生的劳动价值和减少患者的医疗费用两个问题进行。

    “当医生的劳动价值提高后,医疗费用是否就会下降呢?大检查、大处方是否就会减少呢?”廖新波直言,“一定是会的,但是也不要抱太多希望!”

    他认为,过度治疗仍然会存在。过度治疗的原因固然有很多,有机制方面的原因,也有流通领域的原因,尤其是卫生材料,比如支架、导管价格本来就贵,就算不加收15%,也是贵。“可是,如果在本来就贵的基础上,再提高医生的劳动价值,今后的医改会让百姓满意吗?”

    “医生的劳动价值问题,我们过去一直习惯于以药养医的旧体制,但是,以药养医给医生带来什么坏处,医生非常清楚。”他说,“医改就是要使医生的尊严得到体现,而不是替药厂和卫生材料打工。”

    谈解决:

    大病需政府建立救助机制


    “作为医生,我们需要用自己的技术、良心和责任好好为人民服务,而作为政府部门,更是要在提高医院的公益性方面做出努力。”廖新波坦言,“我们都知道,医院本身没有公益性可言,它只是提供服务的平台。医疗公益性的提升要政府来做。大病救助,需要政府建立救助机制,因为医生不可能不赚钱,亏本来做。”

    他说,尊敬生命,作为医生理所当然;而作为病人和制定政策的人,要更加尊敬生命。“如果制定政策的人不尊敬生命,就会扭曲政策;如果病人不尊重生命,就会对医生和医学不尊重。”

    他还笑言:“医改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而不是我一个人在媒体上咋咋呼呼。”他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在医改工作方面有所建树,“使我们能够安心踏实地为人民服务,而不是窝囊委屈地生活着”。

 楼主| 发表于 2012/8/26 20:10:30 | 显示全部楼层
成立时“找不到政策”的民办非盈利医院慈善试验2012-08-27 09:43 来源 新华网



    成立实体“自造血”,高规格低收费,这场慈善试验能成功吗?

    国内首家民办非营利儿童医院的生存之道

    “大家就是担心这样一个医院,不能活下去。”刘燕群已经习惯了当有人听到“民办”与“非营利”两个词组合在一起时,惊讶地睁大眼睛。

    刘燕群是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常务院长。当“民办”渐成“忽悠”的代名词,“非营利”与“低配服务”常成对出现的今天,这家营业刚“满月”的医院,希望打破这对固定搭配,甚至拧个个儿。

    因为,它的“妈妈”是一家民间慈善组织。医院正在替“妈妈”完成一项试验:当慈善组织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来“自造血”时,慈善理想究竟能走多远?

    这在国外并不新鲜,在国内却“前无古人”。

    “找不到政策”的医院

    墨绿色的玻璃外墙上贴着五颜六色的圆点装饰,地上铺着卡通地图,并排摆着大红色的摇摆木马。二楼儿童活动中心圆圆的拱门里,粉红色大象玩偶,垂着长长的鼻子站在架子上。

    没有刺激的来苏水味儿,在同一屋檐下,有50张多功能病床,能同时进行手术的4间现代化层流手术室,和120多名医护人员。这是在营业前一周,才拿到民政部门审批证书的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样子。

    这是一家成立时“找不到政策”的医院。

    “不像个医院,像家。”带着9个月的宝宝来做手术的曲佩斯,对“嫣然”二字不陌生。6年来,由李亚鹏、王菲夫妇发起的红十字基金会下设嫣然天使基金,已经为8000多名贫困家庭的“兔唇”儿童(正式名称是唇腭裂患者——记者注),实施了免费修复手术。

    曲佩斯就认识这样一个宝宝,“是听说好了才来的”。但她没想到,嫣然咋自己有了医院?

    “很多人不理解,慈善组织不办医院其实更‘省钱’。”嫣然天使基金执行总裁李诗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以前,基金会在全国有自己的定点医院,但手术之后,怎么关注孩子的后续成长?怎么让他们接受唇腭裂修复术、语音治疗、心理治疗等一系列的持续康复治疗?现有的大多数医院是做不到的。”

    李亚鹏夫妇开始考虑:在中国成立一家医院。但慈善组织建医院,要不要营利?“为这个纠结了两年半。”李诗笑言。

    念头初起时,李亚鹏认定要建一个非营利的医院,“我觉得作为公共医疗,医院就应该是非营利的。”这可谓“吃了第一口螃蟹”,因为业内人士皆知,儿童医院存在投资大、风险多、收益慢、医生少的困局,民办非营利性的综合儿童医院在国内几乎没有。

    “医院能不能活下去?如果‘自身难保’,谈何做公益?”问题很现实。犹豫之下,刘燕群院长曾向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取回了2009年10月提交的申请。但几番商量后,李亚鹏和7名创始董事还是选择“尝试一下”。

    这给卫生局出了很大的难题。

    “国家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办医,但中国目前医院就两种性质:一个是公立非营利,相当于国家福利;一种是私立医院,发烧看病都几千块。‘民办’加‘非营利’,政策上是空白的。”李诗说。

    朝阳区卫生局接下了这个“山芋”。该局相关负责人坦承,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尚没有一家非营利性、由慈善机构捐助提供免费治疗唇腭裂疾患并提供康复训练的儿童医院。“该院的设立,为慈善捐助办医做了有益的探索,同时,还可为社区的儿童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和保健服务。”

    终于,2011年12月23日,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贴着“民办”与“非营利”两个标签诞生。

    北京市卫生局对朝阳区卫生局《关于设置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的请示》的批复是:同意设置该医疗机构,机构类别为儿童医院,级别为二级甲等。

    今年6月29日,医院拿到了民政部门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证书。

    “做慈善”跟“活下去”只能选其一吗?它们应该是循环的

    在这家医院,很多现象“混搭”在一起,在外界看来不可思议。

    比如,医院是民办的,但全部15名董事都协议“只投资,不分红”。

    比如,医院在试运营1个月内,已经接收了两批唇腭裂患儿,每例宝宝按照治疗难度,收费标准大约是5千-1万元,而在院的16个人里,有10个是基金会救助的。

    比如,曲佩斯告诉记者,宝宝的玩偶、毛巾被、棉被、大人的褥子,都由医院准备,“护士还给孩子剪指甲,想得比家长都细”,而在收费标准上,“就是按照北京市物价局定的‘大红本’定价:挂号费分4块、6块、8块,所有科室都是这样。”鲍副院长说。

    再比如,李亚鹏曾公开表示,希望医院在3年内,配上最好的医护团队,医生工资在同行业里是最高的,但医院同时承诺药费一定不高于普通三甲医院,不搞“以药养医”。

    “‘这怎么可能活下去?’大家都这么问。但‘做慈善’跟‘活下去’只能选其一吗?在一种良性运作下,它们应该是循环的。”李诗说。

循环的秘密恰恰也来源于非营利。

    “非营利不是说我们不收费,而是医院不以营利为目的,收入主要用于弥补医疗服务的成本,结余只能用于服务的提高。”刘燕群院长解释道。

    作为与嫣然天使基金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依存的医院,“16个手术10个免费”是靠它的基金会“妈妈”救助而来。河北张家口来的曲佩斯一家,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符合一定条件的贫困家庭,会享受免费救助;剩下的6例是自费的。我们希望有支付能力的家庭,向医院支付正常的费用。因为费用里的一部分,也会流向慈善,我们也能用更多的钱回馈社会。”李诗说。

    作为“回馈的回馈”,国家则允许这家医院不上税,还可以接受社会捐款和捐赠。

    于是,一幅生动的“自公益”景象在这里铺开。

    “从地胶、油漆到空调、节电系统,包括整个充满童趣的设计方案,都是企业捐赠的。医院租楼所花费的房租,也得到了低于市价一半的优惠。通过嫣然天使基金慈善晚宴,基金会还为医院筹集到5460万善款。”刘燕群院长说,“创业成本低,‘自造血’也能更顺利。”

    非营利还意味着可以接受捐款。

    “玩具、奶粉、尿不湿……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人直接捐给医院,有人捐给嫣然天使基金,再通过基金会把专款转给医院,专用来帮唇腭裂宝宝。”刘燕群说。

    公益,也把一群有想法的医生集合起来。这些来自儿研所、北京儿童医院等机构的医生告诉记者,选择这里不仅因为“待遇不比公立医院差,还能为宝宝做得更细。”往深了说,“做公益的医院不容易,需要我们年轻的大夫去奉献。”

    医院甚至有10%的工作人员是志愿者,极低的行政成本下,是一对一引导患者的贴心服务。

    就这样,“高规格、低收费”神奇地组合在了一起。

    官方资料显示,目前我国约有240万名唇腭裂儿童,其中相当一部分因贫困不能获得医疗,只能以残缺的形象面对社会。由于系列治疗费用较高,国内此前也缺乏专门针对唇腭裂进行系统治疗的医院。

    怎么监管“民办非营利”医院

    前所未有的医院,怎么监管?没有现成的经验。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研究员黄少卿看来,在国内各种民间慈善基金,大多还以项目形式对教育、医疗等进行资助时,像嫣然这种设立法人实体,持续从事慈善事业的活动,“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又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但他同时提示,2011年,郭美美事件曾让人们对部分慈善基金产生了不信任,而不久前发生的女童小益益在儿童希望之家的北京寄养点去世事件,让人们看到了民间慈善基金设立的运营实体存在着管理不善、从业人员不够专业和财务不透明等问题。

    “显然,任何一家以慈善为使命的法人实体要想获得社会信任,保持持续的良好运营,必须要有防止出现上述问题的机制。”黄少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李诗也提到了监管的必要性:“大家主要是担心这样一家医院:既占‘非营利’的政策,也有‘私立医院’的定价政策,几乎所有事情都是自己决定的,会不会乱来?”

    为此,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设了四种监督途径:医院内部的董事会和员工监督,律师的审计监督,红十字基金会的财务监督,国家民政部门监督。

    “一句话,对捐款人负责。”刘燕群院长说。

    等医院的一些收尾工程完成,刘燕群打算委托第三方,将医院的筹建过程做一个审计,初步估计在10月进行。通过审计报告,接受董事会的监督。

    对企业直接捐赠的物品,医院会向企业提供收据,记录批次、入库,然后投入使用。

    医院通过嫣然天使基金收到的捐款,则接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监督。

    “由于医院无法开具公益事业捐赠专用收据,给医院的捐款,通常会通过向嫣然天使基金定向捐款的方式,进入到红十字基金会的账户,再拨款到医院。”刘燕群说,“这是一个共同账户,没有一方有权单独使用这笔资金。从红基会拨的每一笔钱,都需要我们提供使用用途、使用目的、发票的复印件等。”

    上千万资金,就是这样分拨到医院的。

    李亚鹏表示,从对捐款人负责的角度出发,“如果有人想为医院捐款,我们也会建议他们捐到嫣然天使基金去。”

    “红十字基金会本身还有非常完善的监督机制、社会监督员。”刘燕群介绍,红十字基金会网站显示,这项社会监督机制是2009年7月建立的,基金会公开招募社会监督员,对实施中的公益项目进行实地巡视和监督,并陆续发布一系列社会监督简报。

    “手术患者术前术后的资料,每一笔都要查的。社会监督员对每一个病历都要仔细看,提出意见。”刘燕群说。

    如果说医院现在还缺什么,李诗觉得还缺一个学术机构。

    “一家慈善医院怎么能留住好医生?挣钱不是我们的标准,你能给医生的是共同的社会价值,和更多的培养、交流渠道。”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这种福利标准是一个立体的标准,不是给钱最多,医生就愿意来。我们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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