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徐文医生被严重砍伤所想到的--医生是弱势群体（张友平医生的BLOG）

励杏老人

老太因外孙病未好迁怒医生将其暴打2012年09月11日04:55  重庆商报 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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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报记者 王珏
　　重庆商报讯 外孙的病一直不见好转，外婆梅某迁怒于医生，竟冲进医生办公室，暴打了主治医生一顿。昨日，记者从璧山县法院获悉，梅某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
　　据公诉机关指控，去年9月，44岁的梅某带外孙去璧山县人民医院看病。医生开了药，但孩子吃了后病情迟迟不见好转，梅某觉得医生不尽心，于是她迁怒于医生。
　　同年10月12日，梅某来到璧山县人民医院大楼底楼的医生办公室，找到该儿科大夫后随即与其发生争执。突然，梅某挥拳打了医生，然后一阵拳打脚踢，直到保安赶来才停止。事后经检查，该医生被诊断出眼球挫伤、视网膜震荡伤、右耳挫伤等多处伤情，后经市法医学会司法鉴定所鉴定，医生的损伤程度为轻伤。今年4月12日，梅某向当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随后，她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提起公诉。
　　法院审理后认为，梅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不过她主动投案，还有悔罪表现，可依法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梅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赔偿受伤医生2.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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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审理后认为，梅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不过她主动投案，还有悔罪表现，可依法从轻处罚。最终，法院判处梅某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并赔偿受伤医生2.0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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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病贵在于县院服务能力低2012-09-10 14:24 来源 大粤网



    导语：“看病花100元，其中50元应该给医生”、“要有尊严，别学医”。近日，廖新波作客大粤网，坦言医改不会使看病更便宜，政府投入责无旁贷，县级医院改革是未来重要突破口。关于调整广东的医疗服务价格的问题，他直指中国医生劳动价值偏低，基本工资仅占总收入的20-30%。“我不是为医生说话，而是为大家说话，只有政府责任到位了，医生价值得到体现和尊重了，才能真正避免大处方、大检查。”

    “看病难”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绝对性的难，比如说排队难，另外一种是看不好，老是在周转，到处找医生。从省城、地级市到县有三级，如何使县里的居民能够在县里面就看好了病，既便宜又容易，就要提高县级医院的服务能力。

    大粤网：廖厅上个礼拜刚从北京回来，是去参加“2012中国医院论坛”，您认为县级医院的改革是今后公立医院改革的突破口，为什么这样认为？

    廖新波：医疗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是“看病难，看病贵”，“贵”有两种原因，一是长途跋涉来到广州，住上几天，陪护、车费都很贵。二是在大医院里有很多检查，手段又多，所以贵。

    “难”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绝对性的难，比如说排队难，另外一种是看不好，老是在周转，到处找医生，难也含有贵，次数增加了就贵。从省城、地级市到县有三级，如何使县里的居民能够在县里面就看好了病，既便宜又容易，就要提高县级医院的服务能力，有没有可信的人，有没有可信的设备、可信的环境。

    目前，县级医院和大医院的水平越拉越开，这完全是市场作用，弱肉强食。在市场的大环境里，政府的投入又不足，不足以使县级医院及以下的医疗机构可以自我生存，自负盈亏，没有钱买不了设备，建立不了平台，医生走了，病人就少了，形成恶性循环，或者停滞不前，这时候群众就会对县级医院不信任。再加上有了医保，无论是居民、职工、新农合，有了一点钱，一点保障，不信任这个医院，就跑到地级市，甚至省城去看病。

    大粤网：如果居民在县级医院遭遇了看病难，譬如看了很多医生，反复治疗不好，就对县级医院缺乏信任，跑去地级市，甚至省城，可是在广深一些大城市看病排队已经非常严重了。

    廖新波：盲目的看病，以为就大城市，大医院就可以，其实很多病不需要来省城看，按照广东目前的水平，很多病在县级医院就可以看好，可大家就是有一种不信任。大家认为县级毕竟还是“县级”，如果是三甲医院就认，盲目看病，认牌子，先敬罗衣后敬人，这也是看病难的一个问题。

    其实中国的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是很低的，我这么说可能很多网民不同意，不同意是因为医务人员的灰色收入部分比例很高，我所说的灰色收入不是受贿，而是开大处方。基本工资大概仅占医生在医院得到的总收入的20%到30%。

    大粤网：您的意思是政府要加大医疗这块的投入，在如何体现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方面，您又是怎么看的？就您所了解到的情况，灰色收入大概占医生总收入的比例是多少？

    廖新波：其实在这方面中国的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是很低的，我这么说可能很多网民不同意，不同意是因为医务人员的灰色收入部分比例很高，我所说的灰色收入不是受贿，而是开大处方。

    还有些比较难界定是灰色收入还是奖金，我只能说基本工资大概仅占医生在医院得到的总收入的20%到30%，其他都是所谓的激励奖金，也就是医院经营获得的剩余价值，利润。一些国外的医生固定收入占80%，20%才是绩效，这个绩效是服务的考核，而不是总收入弥补，而我们多数是以收减支结余分奖金，这完全市场化了，政府从某一角度也赞同，可以为政府减轻负担。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其他方面，不用金额考核，用服务效率考核也可以。

    大粤网：5月份，关于研究调整广东的医疗服务价格的问题时，您表示只有提高医疗服务的价格才能提高医务人员的劳动价值。如果病人看病要付100块钱，其中50块钱应该是给医生的，这在网上引起了很大争议，您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

    廖新波：其实很简单，假如看病100块钱，如果100块钱完全是给医生的，医生会尽量少开药减少他的成本，但在尽量少开药的同时还有一个原则性，必须治好病，所以给他一个判断，该不该用一线药、二线药，是否药能够治好病，这是最科学的。但如果这100块钱是根据医生开出多少处方、多少检查，那医生是不是尽量去开药开检查？就象感冒，现在看感冒通常要超过100元，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有些药开也对不开也对，至少可以预防嘛。

    如果100块钱里50块钱是给医生的，或者每次门诊给医生50块钱，然后规定所有的药费、检查与医生的收入无关，这时候会怎么想，反正是这50块钱，我就冲着这50块钱，而不会去以开药、检查“伤害”百姓，其实也不是伤害，只是用不用，需不需要的问题，没有良心坏，但为了收入。大家明白了之后，就会懂我廖新波说的是什么意思。

    通过医改使费用下降，那是一个很理想化的愿望。大家听了可能觉得很雷人，医改不是要使费用下降吗，但是费用从哪里来，如果不是从市场来，就是从政府来。其实政府投入也是税收来的，还给群众怎么不行？所以政府的观念要转变，为什么办医，是为了让更多群众享受比较廉价的医疗服务，这是政府办医的初衷。

   大粤网：廖厅刚刚提到药品加成的问题，深圳今年医改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就是实现了药品零加成，您怎么看待深圳药品零加成的效果和经验？

    廖新波：取消药品加成，一定会使服务费增加，但也是对医生的一种认可。另一部分，非医疗收入，减不减，我认为可以减，因为医生的服务费提高后，过度药费是会减低的，但是减多少，程度有多少难以判断。比如压20%的水分，但随着不断的规范化，新技术的应用，费用会反弹，或正常的上升，这是规律，所以医改要使费用下降，那是一个很理想化的愿望。

    大家听了可能觉得很雷人，医改不是要使费用下降吗，但是费用从哪里来，如果不是从市场来，就是从政府来。作为患者总希望费用越小越好，不付更好。但如果不用政府投入，那这个费用能降下来吗？其实政府投入也是市民的，税收来的，还给群众怎么不行？所以政府的观念要转变，为什么办医，是为了让更多群众享受比较廉价的医疗服务，这是政府办医的初衷。

   大粤网：医疗要投入，教育也需要投入，很多领域都需要投入，作为政府如何来平衡？

    廖新波：其实不是在这行说这行的话，医疗、教育、养老是每个国家都在考虑的问题，不只是中国政府在考虑，政府要创造一个公平的政策环境，让大家有所奔头，在公平的社会环境创造幸福；政府要纠正扭曲的政策环境，比如以药养医，让医院去赚百姓的钱。

    我不是在为医生说话，是在为大家说话，为百姓说话，政府责任到位了，花点钱让医生少点趋利，少点创收。为什么医院高楼邻立，还不是通过医生开处方的价值贡献？当然人们有时候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包括政府，觉得原来好好的，现在又要让我出钱，这里也需要，那里也需要，怎么拿得出钱，还是悠着点。但只要医院有趋利行为，一定重走老路，医改就无法达到真正的目标。

    我觉得，凡是引起领导关心才能够解决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并没有建立一个适应于广大群众的政策环境，就以看病就医来说，为什么阳江女孩看不起病？为什么患大病的人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就是因为制度设计不完善。

   大粤网：今年6月，身患骨癌的女孩胡美韶，因为一张发在人民网上的帖子，被汪洋书记关注到了，并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多渠道予以帮助。对于她的遭遇，网友们认为是不幸的，同时又是幸运的，但未来每个得重大疾病需要救助的人，不可能都寄希望于被书记省长关注到，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完善的重大疾病救助机制，廖厅觉得目前广东在大病救助这块做得怎样？

    廖新波：这样的故事不只是一例，温总理也关心过白血病人，汪洋书记也不只关心一个阳江女孩，他还关心了很多其他需要帮助的人。但我觉得，凡是引起领导关心才能够解决的问题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并没有建立一个适应于广大群众的一种政策环境，就以看病就医来看，为什么阳江女孩看不起病？为什么患大病的人会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就是因为制度设计不完善。

    现在制度主要是为基本医疗买单的，大病没有保障体系，依然存在因病致贫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下一步准备建立一个“大病救助政策”，国务院文件已经下来了，只要参保了15万封顶，15万可以解决很多事情。但有人统计，要大概花了30万以上才能达到15万报销标准，我没有确切统计，但这也说明了还远远不行，所以必须要建立大病救助，政府出一点，社会出一点，商业保险出一点力。关键点还在于，没有大病的时候愿不愿意参加，是不是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而不参加高一等的大病保险，我认为有条件的就去参加。就算不参加也有一种社会责任，帮助其他，大病救助是全社会要积极参加的事。

    大粤网：广东省政协委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界别发言人王理宗也认为目前广东省纳入特大疾病的病种范围太窄了。

    廖新波：这个我不知道社保部门怎么考虑。病种太窄怎么认识，我认为先起步，慢慢充实，不只是大病，还有一些稀有病种也都要考虑。在这方面我有更深层次的思考，不要紧紧局限于以疾病为中心，医保部门、社保部门是否考虑减少疾病的发生，像健康生活、健康养育，去掉一些不利因素，高脂高蛋白的饮食，少抽烟，这是从长远考虑。尽量把钱用在这里，让大家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包括体检，孕前检查，减少先天性疾病的发生。有了病及时治疗，不至于导致多器官的损害，两级预防必须考虑，否则筹再多钱都无法治疗大病。

励杏老人

深圳港式医院130元全包 内地或无法复制2012-09-10 10:53 来源 齐鲁晚报



    这是深圳市政府与香港大学合作,豪掷35亿砸出的一个“公立医院改革样本”。提前预约、全科门诊、130元“全包干”收费、医生拿年薪、40%的VIP特需服务反哺公益服务……香港模式空降深圳,能否在内地站稳脚跟?

    贴着“香港”标签的港深医院,目前患者还不太多。

    2012年7月,伴随着深圳医药分开改革正式启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港深医院)开始试营业,宣称要用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年薪打造专家医生。

    这是深圳市政府与香港大学合作,豪掷35亿砸出的一个“公立医院改革样本”。提前预约、全科门诊、130元“全包干”收费、医生拿年薪、40%的VIP特需服务反哺公益服务……香港模式空降深圳,能否在内地站稳脚跟?

    深圳人用脚投票——　从“到香港打酱油”,到“上香港看病去”

    8月21日,港深医院在深圳试营业已有一个多月。当地居民对这家贴着“香港”标签的医院,还有些陌生。

    来往于香港的便利,让深圳福田区的出租车司机孙茂强对“港式医院”很熟悉。孙茂强的孩子就是在香港出生的,拥有香港身份证,发烧、肠炎什么的,都去香港看病,“那边便宜,公立医院基本上不花什么钱。”

    8月初,孙茂强还带孩子去香港打了免费的流感疫苗。去之前,他到深圳的医院咨询过,“注射类似疫苗,国产几十元,进口的好几百。”

    在深圳,像孙茂强这样时常赴香港看点小病的深圳人并不在少数,“这就像2010年通货膨胀严重时,深圳居民流行到香港打酱油、买卫生纸一样。”孙茂强说。

    按照香港公立医院收费标准,公立普通科门诊诊所每次收费37元,专科诊所44元。普通病房每日收费68元,一切膳食、住院、化验、药物及手术费用均包括在内。

    王彩云在深圳居住已经十余年,对于在香港看病的那套程序很熟悉。“只要有香港身份证,去公立医院看病花钱很少,不过需要预约。“

    香港医院的很多细节让王彩云感触很深,一进门,医院提供免费口罩,就摆在门口；洗手液免费派发；进去后说看什么病,导医会帮着安顿好,让病人知道接下来干什么、在哪里等；科室安排很合理,病人不用到处跑来跑去。王彩云印象最深的是打吊瓶,“香港医院的吊瓶器是安装有自动报警器的,药液接近输完时会自动报警,很快就有护士来帮你。”

    2010年,王彩云突然得胃病,疼痛难忍,她在家人陪同下到香港,由于被认定为急症,她不需要预约排队。最终,手术费才花了400多元。

    “400块钱,放在内地医院,可能还不够做一次全面检查。”王彩云说,像这种突发疾病,不管是不是香港居民,香港任何一家公立医院都会及时接诊、免费治疗的。

    在王彩云眼里,“港式医院”和内地医院的最大区别是,“去香港看病,我很相信医院和医生。”

    王彩云还没去港深医院,但耳朵里已经灌满了被媒体报道多次的“包干费”。她说,“即使港深医院无法像香港公立医院收费那么便宜,但130元包干费真是很实惠。”

    130元“全包干”——　内地医院无法复制的“神话”?

    王彩云说的“包干费”,是指港深医院在试营业期间全科门诊实行130元“全包干”。

    港深医院院长邓惠琼对本报记者说,这130元包括医生诊查费、检查费、7天药物,检查涵盖了血常规、尿常规、B超、X光、心电图等26项。

    按照香港经验,80%的门诊在全科门诊就可以解决,这个收费标准参考了香港医院经验。而根据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数据,深圳市医药分开实施第一周,67家公立医疗机构医保人次门诊费用227.4元。

    这样一个130元“全包干”,在内地医院能否复制?

    一个星期前,家住济南历下区师东小区的王军感冒发烧,去社区卫生站挂吊瓶,医生开的是头孢,连打3天吊瓶,一次78元,一共花了234元。

    “在三甲医院,带孩子看个感冒,一上来就要验血；孩子咳嗽了,还要拍胸片；打吊瓶必开头孢噻肟钠、阿奇霉素这样的抗生素,打一次吊瓶就得一百多,130元咋能包得住?”济南一位幼儿家长陈琪抱怨说。

    “如果全科门诊费用能自负盈亏,无疑是一个进步,甚至可复制。”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这样说。但这样的“全包干”,在港深医院能坚持多久还是个疑问。

    目前,港深医院每天接待300人次门诊量,每个患者就诊时间10分钟左右。住院部大楼还未投入运营,在内地,“住院部”为医院贡献了利润的大头,而港深医院目前全部收入仅来自于这130元“全包干”。按照既有的规划,港深医院完全建成后,将是深圳市最大的综合性医院,VIP特需服务占到40%,以此支持公益服务。

    曾经到香港几家医院进行考察的大连医科大学教师李晓环在三甲医院当过十多年护士长,在她看来,内地公立医院平均超过60%的门诊费用都是药品支出,而香港是80%工资支出,20%才是医疗器械药品。以这个比例来算的话,130元包干费中,约有100元支付给医生,30元是各类检查、药品的支出。

    那么,这个运营包袱谁来兜底?连当初参与项目论证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心里也没底。

    目前,深圳公立医院的政府补贴约占收入的17%,这一比例将对深圳市政府大力扶植的港深医院放宽。廖新波认为,深圳市政府投入的力度不可与香港同日而语。虽然深圳过去10年在医疗上的投入在全国已经是佼佼者,但这只相当于香港一年半的投入。

    在邓惠琼的计划中,“130元打包费维持一年,一年后,看看是多是少。”

    其实,2009年,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就指出,深圳和香港在医院资产管理、人员聘用、薪酬管理、政府补贴、绩效审计等方面都有较大差距,实施港大深圳医院项目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和较大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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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一强：公立医院比例应降至50%-60%2012-09-12 11:15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导读：公立医院比例应在50%～60%之间。为确保社会公益性，需要适当增加民营非营利医院的市场份额，以弥补公立医院的空缺。测算结果显示，民营非营利医院在医院体系的比例应为25%～40%。

    上世纪50年代末，国家收回全国医院所有权。此后近30年间，中国大陆只剩下公立医院一种所有制形式，由国家统一拨款建设并管理运行。

    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步允许民间及外资投资医院。与公立医院概念对应，本应被称为私立医院的机构，被冠以一个以计划经济为主体特色的名称——民营医院。

    民营医疗机构的发展，拓宽了医疗服务的筹资渠道，利用社会资金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多的就医途径，在一定程度上为政府承担和缓解卫生需求的压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

    新医改启动以来，民营医院的发展获得了新的机遇。

    《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新36条）和《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国办发58号文）等两个重要文件下发，从国家政策层面确立了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办医的基本方向。进入“十二五”时期，医改规划进一步明确目标，非公立医疗机构床位数和服务量要达到总数的20%。这意味着社会资本办医前景广阔。

    但仍有诸多因素制约民营医院的发展，我将其归纳为三大核心要素：缺乏顶层设计、公信力有待提高、服务能力不强。

    顶层设计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民营医院的定位、投资主体、民营与公立医院的比例、法人属性、事业与非事业编制的二元体制等问题。

    受法律和法规的局限，民营医院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享受不了土地、税收等优惠政策。而二元体制的存在，民营医院医务人员身份又与公立医院不同，导致养老、晋升、待遇等不同，所以公立医院医生不愿意到民营医院。

    此外，由于历史沿革及医疗市场现状，行政部门长期的偏公忘私，工商、税务、卫生仍有诸多显性及隐性障碍，始终制约着民营医院的发展。

    民营医院自身也存在问题，即公信力有待提高，主要表现在社会形象欠佳、缺乏长远品牌战略、言过其实的广告、医托拉病人、小病大治、没病检查出“病”，诚信危机成为了民营医院的最大软肋。长期以来，由于部分民营医院存在虚假宣传和欺诈行为，导致了整个行业的危机。

    不过民营医院社会公信力不高，并不能一概而论，应该区分大型民营医院和草根民营医院。如武汉亚心、厦门长庚、东莞东华、北京和睦家等都是靠品牌取胜并已进入良性循环。但目前，只有12%民营医院机构床位数达到100张，小、散、乱的现象非常突出。

    内外因素的制约，最终产生的结果就是民营医院服务能力不强。

    公立医院拥有压倒性技术优势，民营医院技术落后，制约了服务量上升。民营医院没有事业编制，身份二元结构导致难以吸引人才。多数地区规定优先考虑民营医院大型设备配置需求，但民营医院大多弱小，很难达到购置大型医疗设备的审批标准。而且民营医院还面临着较难获得政府科研经费，以及医保起付线不同或报销比例不同等尴尬境遇。

    这里面尤其突出的是人才问题。

    首先是人才短缺。民营医院受编制所困，大多为“哑铃”形人才结构，以退休医生和刚毕业的年轻人为主，缺乏人才补给；人才流动存在障碍，公立医院好医生不愿意来。

    其次是人才培养能力不足。民营医院普遍缺乏科研能力和机会。有的地区民营医院卫生技术人员无法参加当地高级职称评审，即使参加，也难有晋升机会；国家投入大量资金组织住院医师培训项目、全科医师培训项目，但民营医院没有机会参与。

    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制约了民营医院服务能力的提高。那么，针对发展民营医院、实现多元化办医，我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区分营利和非营利的民营医院。投资主体不同，导致办医目的不同、驱动力也不同。营利性商业机构就只是办营利性的医院，他们是上市公司必须向股东交代；非营利医院应该由非营利组织举办，比如财团法人、慈善基金和宗教团体。如果商业机构要办非营利医院，要先成立非营利的基金，再由该基金投资兴办非营利医院，从而避免商业机构与非营利医院之间的经济往来和关联交易。我尝试把三种医疗主体进行划分（见图表）。

    笔者认为，公立医院、非营利民营医院提供基本医疗，后者是前者的同盟军；而营利性民营医院则应该是提供个性化的高端医疗服务以及差异化医疗服务。

    第二，调整所有制结构比例。公立医院应该推行“211工程”，即政府全额举办2000所公立县医院，1000所区域医疗中心（200所省级/800所地级医院），100所国家级医教研医学中心，其他医院进行多元化办医。2000所县级医院总床位数约为70万张，1000所区域医疗中心约为80万张，100所国家级医学中心约为15万张，整个“211工程”达到165万张床，占公立医院床位比例约为56.5%。据此推断，公立医院比例应在50%～60%之间。

    新构想将公立医院的服务量降至50%～60%，为确保社会公益性，需要适当增加民营非营利医院的市场份额，以弥补公立医院的空缺。测算结果显示，民营非营利医院在医院体系的比例应为25%～40%。

    伴随生活水平的提高，患者对多层次医疗服务的需求亦日渐增加，政府应该为病人提供可选择的机会。由于有能力享受高端服务的人群有限，民营营利性医院比例不应超过30%，以免陷入恶性竞争。

    第三，完善医疗慈善投资环境。中国的慈善体系中几乎全是官方/半官方组织，例如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缺乏独立第三方慈善组织。所以，目前还缺乏像北京嫣然天使儿童医院这样由慈善基金举办的非营利性医疗机构。

    我建议，政府应该推出更多的政策、建立灵活的医疗慈善管理机制。如通过开放第三方慈善公募权限、减少捐善企业税收比例等政策、允许组建财团法人机构，鼓励企业积极参与医疗慈善事业。

    总体而言，我认为医疗改革、民营医院发展确实非常复杂，所以医疗改革等于民生改革，最终是一个社会改革。

    （作者系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

励杏老人

中国人看病为何难？2012-09-13 10:43 来源 纽约时报中文网

    在网络上，在亲朋好友聊天时，人们常常会痛心疾首地谈起某次看病的经历，最后的结论几乎毫无二致：在中国看病太难了！去三甲医院排一夜队，才有可能挂上一个专家号，候诊几小时，有可能只能得到专家几分钟的问诊，随后是一叠厚厚的检查单和大笔医保无法报销的花费。

    因为看病难，求医历程中屡次受挫，中国的医患矛盾之尖锐，几乎达到了一点就着的程度：医生的一次误诊、漏诊，甚至于医护人员的一句话、一个眼神，都有可能激发起病人和家属强烈的不满和愤怒之情，引来杀身之祸。9月3日，深圳鹏程医院耳鼻喉科的四名医护人员及保安被一名患者砍伤，这是中国两年来发生的至少第八起严重的医生被砍或被打事件。

    相关文章

    医生何以成为“假想敌”？

    医生能学会同情患者么？

    中国人为什么看病这么难，症结何在？医务工作者是否应承担医患矛盾的全部责任？作为一个执业经历超过10年的医生，也作为一个自2003年起患重病，从此奔走在求医路上、并且时常为了药费而忧虑的病人，我认为医患双方原本应该是彼此信任、亲密合作的战友，但因为种种原因却被推到了对立的两端，承受着本不应当由他们来承受的种种重负。

    根源——医疗总投入严重不足

    最根本的一点是政府医疗投入不足，导致公立医院名存实亡。

    以2011年为例，中国GDP总额为47.16万亿。据财政部发布的《2011年公共财政收支情况》，财政收入103740亿元，其中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虽然比上年增长32.5%，却仅占GDP总额的1.35%，比许多国家的医疗投入比重都低。

    即使这6367亿元也并不能实实在在地用在每个老百姓头上，根据2005年卫生部一项详细列表，医疗支出共分为十项，去除卫生部门三公消费、基建、公务员公费医疗等外，用到13亿百姓和所有医疗机构头上的，只有20%左右。卫生部前副部长殷大奎则在2006年的第二届中国健康产业高峰论坛上表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

    如此低的医疗投入，使得大多数省份，财政补助占公立医院收入都不到5%，很多医院甚至低于2%。中国医院协会会长曹荣桂2011年在第十四届中国医院院长论坛上指出，90%的县级医院在负债经营。

    医院为扩大市场占有率，需要改善就医环境和提高技术竞争力。一方面贷款扩建，购买昂贵的医疗仪器，另一方面，由于资金不足，又拼命减少聘用医务人员。而医院的国企性质，使得人员聘用不自由，财务制度不透明，在医院基建和设备购买费用居高不下的情况下，行政人员繁冗，一线医务人员严重不足，负担更重。

    今天的医疗业，分为研发和服务两大领域。对死亡和疾病的恐惧，使无数资金和优秀人才进入医疗研发领域，新设备、新技术、新药层出不穷，对经费的需求极高。这么庞大的产业，没有市场化的价格体系，研发得不到回报，资金和人才必将断裂，医疗业将大幅倒退。服务同样如此，医生在生命救治中承担着高压力和高风险，面对没有市场化的价值体系，优秀医生将退出医疗行业。

    几十年来，国家长期对医院实行计划经济管理，医疗服务定价极低，无论是门诊挂号费、医生护士操作费还是住院费，都只有区区几块几十块钱。很多高难度的手术，需要八九位医生，四五位护士，十七八个钟头，无数昂贵的医疗仪器运转，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手术费才两千多块钱。

    2010年，北京市卫生局和财政局在对8家综合医院项目成本核算后，发现2000多个医疗项目中，赢利项目只占43%，而亏损项目高达57%，其中护理、治疗、门诊挂号、诊疗、住院更是全部亏损。

    在医疗定价严重违背市场规律下，公立医院只能靠过度医疗，靠卖药做检查，靠巨大的工作量和贷款来艰难运转。民营医院更不容乐观。由于监管和法律缺位，除了极少数高端外资医院实行市场化的高价体系，有充足的盈利能力，不少面向基本医疗的民营医院，都存在严重的欺诈式消费，坑蒙拐骗屡见不鲜。

    焦虑的医生

    医院最重要的资源是医生，而现在中国的医院面临着医生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据卫生部2011年统计公报，截至当年末，全国执业(助理)医师246.6万人，每千人口执业(含助理)医师1.82人。在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193个国家中，中国的每千人口执业医生数排名80位。而古巴每千人口拥有医师6.4人，口腔医师1.8人，是中国的四倍多。

    医生的数量原本就不够，现在还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据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办的中国卫生人才网报道，由于社会舆论的压迫，行医环境的恶化，医疗救治中的高压力、高风险，以及过长的工作时间，最近六年中国共有100多万人通过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但有40万人没有注册。也就是说，这40万人都没有选择从事医疗行业。

    比医生数量不足更严重的问题，是结构不合理。据卫生部的数据，在两百多万执业（助理）医生中，全科医生只有7.8万名。而在国外，全科医生达到医生总数的50%，其受重视程度甚至超过专科医师。无论在欧美或台湾，80%的疾病在全科医生那里得到治疗。只有20%的病人，需要转诊到专科医师那里，进一步治疗。

    在中国，由于医院没有划分功能，本该是高端治疗的三甲医院，却疲于应付社区医疗。本该治疑难杂症的知名专家，却在做全科医生的工作。很多调查显示，大多数中国病人的首诊在综合性大医院完成。大量的稀有资源，被浪费在简单的疾病上。

    与医生数量不断减少相对应的，是患病人数大幅增加。

    由于压力、不良生活习惯、环境污染等原因，中国的患病人口激增。根据官方预测报告，从2000年到2025年，中国患者人数将增加近70%，住院量增加超过43%，年门诊量超过37%。而医疗费用增加将超过50%。而同期，人口增长率只有15%。

    中国卫生部2008年《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显示，61%的受访者表示，在受访前两周患有慢性疾病，而这个数字在十年前仅为39%。2010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中国糖尿病人口已达世界之最，且其蔓延的速度远远超过欧美国家。据美国西东大学(Seton Hall University)副教授黄严忠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2011年11/12月刊上发表的文章《亚洲病夫：中国的医疗危机》(The Sick Man of Asia: China's Health Crisis)介绍，目前中国每年死亡人口中，85%为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癌症等慢性病，这一比例远高于世界平均值（60%）。

    与以上数据相对应的是，每一个医生的工作量，都是十年前的数倍。就我个人在苏州某三甲医院的工作而言，我的工作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三倍，而收入甚至比四年前有所下降。以下就是我作为麻醉科医生典型的一天：早上7：30进科室，7：45开始上班。连续工作到10个多小时，没喝一口水，没上一次厕所，连续工作16个小时以上，吃饭10分钟还得请同事代班。而这样的工作日，我一周要重复六天。我在微博上也记载了几个月的工资情况。我每月的工资加奖金加在一起，实际为1400多块钱，加班费多年保持一个水平，每小时5块钱，而且天天都加班。2011年5月，我的工资为546元，在全院两千多医务人员中，相当于平均水平。最低的同事居然工资单上是2.8元，够买一个大包子；还有7.96元的，够吃一顿盒饭。我多年患重病，今年7月不得已休了病假，当月工资31.16元，奖金为零，这就是所有收入。

    这已经成为医疗界的普遍状况。2010年3月，据《京华时报》报道，解放军总医院副院长范利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有28%的医护人员有焦虑、烦躁感，12%的医护人员患有抑郁症。80%的医护人员有疲劳感。在55种社会职业中，医生的自杀率排在第一，护士的自杀率排在第三，男性医生的自杀率是普通男性的3.7倍。

    如果政府继续不作为，社会舆论没有改善，医生的工作量，风险压力和生存环境如此糟糕，辞职必将成为很多医生的第一选择。普通公民未来的就医形势，将进一步恶化。

    要务：增加政府投入，放开医疗市场

    改善看病难，最重要的对策是政府增加医疗投入，购买医院服务，承担穷人医疗费用。让医院真正回归公益，让医务人员不再流泪。在公立医院远不能满足医疗的今天，必须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同时严格监管，规范民营医院的医疗水准和收费。只有这样，才能缓解看病难。

    然而，要保证民营医院生存，医疗价格就必须放开。目前的医疗价格，远远低于真实价值和成本。如同媒体和百姓所诟病的，没有任何一家中国医院，能靠规范的服务性收费维持。所有医院，都在靠过度医疗苟延残喘。而民营医院，甚至还必须靠欺诈消费才能生存。

    如果政府既不增加投入，又不开放价格，指望用几百万医务人员的医德和艰辛，去对冲巨大的资金缺口和汹涌的看病人流，医疗，一定会成为未来社会混乱的重要因子。

    同时，政府应采取一系列管理措施。首先是推行家庭医生制度，家庭医生能帮助病人有序的看病转诊，使现有的医疗资源最大程度得到利用。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病人一窝蜂涌入大医院，造成“全国人民去协和”的现象，浪费紧张的医疗资源，制造医患矛盾。

    当然，家庭医生制度的推行，必须配套推行医生教育制度、准入制度，以及医生收入制度的改革。只有当中国所有医生，从沿海到内地，从大医院到小乡村，医疗水平大致划一，收入大致划一，家庭医生制度才可能真正普及。而偏远贫困地区医生的收入，归根结底，依赖于政府的医疗投入。只有贫困病人的医疗费由政府全额覆盖，贫困地区的医生才又可能得到合理的收入。

2011年7月，中央政府门户网站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全科医生制度的指导意见，我们很高兴看到国家注意到了医疗体系的不平衡和浪费。但如果仅仅一纸条文，没有任何配套制度的改革，不增加任何医疗投入来确保全科医生医疗水平和收入的平均，确保贫穷病人的免费治疗，这种改革，最终一定只停留在纸上。

    与家庭医生制度相配套的是建立三级医生的预约转诊体系。我本人患病多年，跑了许多医院，看了不少医生，吃了很多苦头。随着信息化的发展，很多地方政府成立了预约平台。众多互联网公司也参与到了医疗的预约体系。然而，以我本人到处看病的经历来看，这些预约平台仍远远不够。作为医生，我花些精力和时间，就能找到对我有帮助的专科医生。但是，广大对疾病一无所知的病人，仍然在盲目乱窜看病，实际效果恐怕远不如建立三级医生的预约转诊体系好。

    一个合理的转诊体系，是病人首诊找全科医生和社区医生，再由家庭医生预约专科医师，最后预约大医院。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管理门诊病人，使黑压压的就诊大厅，变得安静、有序、轻松。

    医改就是要使医生的尊严得到体现

    为消除民众对医疗的愤怒，医改年年动作不断。然而，整个医疗体系不变，政府出资比例不变，所有的医改都只能是假动作，越改越糟，增加病人就医难度。

    以门诊药物报销为例，为了控制药物费用，社保局规定了每次门诊的药物最高量。很多老年或慢性病人，为了开药，每周必须去门诊挂号，进一步挤占有限资源，加剧看病难。不了解政策的病人甚至会误认为是遭到了医生或医院的有意刁难，加深了医患矛盾。

    2012年8月，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出席由广州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举办的首届广州脑血管病论坛时发表了一番话，遭到了许多人的不解和质疑，引起轩然大波的是这么一句话：“医改就是要使医生的尊严得到体现，而不是替药厂和卫生材料打工。”

    医院管理方一向高高在上，并不顾及医务人员的生存状态和压力。中国医生在繁忙的医疗和文字工作外，还需应付大量非医疗程序。各种无意义的考试、学习、晋升、会议、医疗纠纷层出不穷。为什么不能像国外，废除毫无意义的晋升和考试，让市场决定医生的好坏？

    中国的医生每天除了给病人看病，还要应付沉重的案头工作。据丁香园网站的专项调查，中国有50%以上的住院医生，每天写病历就达四小时以上，甚至超过七小时。很多医生一半以上时间用于写病历，再加上开会，频繁的业务学习、考试，根本没时间和病人沟通。而在国外，无论是欧美还是新加坡，不但病历很简化，而且有专门的助理处理案头工作，医生只需记录病人的关键信息。

    在有限的医疗资源里，想提高效率和周转率，就必须淡化医院行政色彩，雇佣大批医生助理，否则，病人从住院手术，到出院只有两天，大量的文字工作，如果靠医生半夜手术结束后加班完成，必然使更多医生逃离这个行业。

    仍然还是医疗投入的问题，在公立医院勉强维持的情况下，谁来出钱雇佣大批医生助理及护士？

    今天的中国，iPhone手机卖5000多块，联想E156手机卖98块。别墅价值几亿，蜗居价值几十万。在政府的指导下，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利花最少的钱和时间，看到全中国最好的医生，得到最先进的医疗诊治。甚至希望医生像上帝，不但起死回生，还倒贴钱送药。然而，几千万病人随意走进任何一家大医院，而最好的医生才那么几百位，你凭什么享受特权？

    很遗憾，别的行业可以细分市场，提供差异化产品，满足人群的不同需求。唯有看病做手术，原本就是高端服务和稀缺资源，无论是医生、药物还是设备，都无法再细分。即使可以，医疗业高昂的成本和生命所系的特性，如果没有国家出资和管理，仍然离穷人很远。

    医院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准入门槛很高，运行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病人甚至希望效率能更低些，一天只看四五个病人最好。这些都注定了看病必然艰难。在政府的医改激励下，很多病人希望用20年前的价格，享受到今天的新设备新技术和新药，更希望看病像进海底捞，任何时候都有医生护士等着你。这种幻想，在人类发明机器人医生，大幅提高医疗行业的劳动效率，降低就医成本前，永远只能是幻想。

    在十几亿人的医疗面前，中国医务人员已经尽了全力。据美国医疗网站medscape调查，23%的美国医生每周接待病人在49人以下，41%的医生每周接待50到99人。而很多中国医生，一天看一百多个病人，有的专家，甚至牺牲休息和上厕所的时间，半天看完一百多个病人。

    在媒体的影响下，民众普遍认为看病贵看病难的万恶之源，是医生收红包回扣。而真相却恰恰相反，正是畸形的中国医疗体制，是极度紧缺的医疗资源，是中国特有的红包文化，才产生了红包回扣。

    两百多万医生的微薄收入，在13亿百姓巨大的医疗总费用面前，是沧海一粟。今天，即使全中国所有医生分文不取，即使所有医院分文不赚，老百姓看病仍然贵，仍然难。新技术、新设备、新药的研发费用，各级分销商的成本利润，政府的批文招标和公关费用，医院的运行成本，分文都不能少。

    看病难，是所有发达国家举国之财力，都没有解决的难题。13亿人的医疗如此巨大而复杂，只有庞大的政府才能解决，也必须由政府去解决。指望靠200多万执业医生的医德，去填塞巨大的医疗资金缺口，去堵住汹涌的看病人流，不过是南辕北辙，不但丝毫改变不了医疗现状，反而错过了解决问题的真正时机，使大批医务人员逃离医院，最终导致医疗系统全面瘫痪。

    百姓真正要做的，是正视问题的根源，要回自己的权益。

作者简介：毛云璋，江苏苏州某三甲医院医生，从医十余载，2003年患重病，从此游走在治病救人和四处求医的双重生活中。
  本文摘自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cn.nytimes.com/article/education/2012/09/12/cc12doctors/

励杏老人

陈竺：个人卫生支出比重已由40.4%降到34.9%2012-09-13 08:36 来源 中国网



    原标题 [陈竺谈医改：个人卫生支出比重由40%降到34.9%]

    卫生部长陈竺在第六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介绍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改革的最新进展。他表示，中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卫生支出比重已由2008年的40.4%下降到了2011年的34.9%。

    2009年3月，中国政府颁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标志着中国新一轮医改全面启动。至今已历时3年半。陈竺表示，医改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改革三年来，如期全面完成了三年医改的各项任务。

    据陈竺介绍，中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卫生支出比重由2008年的40.4%下降到了2011年的34.9%。本轮医改中国政府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基本医疗服务是保障全体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保障能力的提高，基本医疗服务的范围也将逐步扩大。

    另外，陈竺还表示，医改三年中国民健康指标继续改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建立，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安全网，特别是覆盖8.3亿农民的新型合作医疗已经形成了很好的制度。卫生资源配置和利用更加优化，公共财政投入向基层农村和公共卫生倾斜，城乡和地区间卫生发展和健康水平的差距逐步缩小。

励杏老人

变味的“三甲”医院评审有损公益性2012-09-13 10:40 来源 广州日报



    卫生部的评审“回头看”值得鼓励，但回过头能看到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近日，卫生部要求开展评审“回头看”，2011年后新增的240多家三级医院被视为无效，要求省级卫生行政部门不得为新增的三级医院颁发证书和等级标识，已发给的要立即收回。三级医院评审存在什么问题？医院等级评审制度意义何在？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除了“三甲”，需要“回头看”的还有医院等级评审制度本身。

    国人向来喜欢分出个高下，医院、高校等都要人为划定级别，比如说高校有“211工程”，医院有“三级甲等”。客观地说，这种评级很难做到完全公平、科学，据悉，由于存在过于看重规模和硬件以及一些医院评上“三甲”后出现问题等情况，1998年卫生部暂停了医院等级评审。然而，不知出于何种原因，2011年医院等级评审工作又重启。而由于卫生部《医院分级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医疗收费应与医院级别挂钩，级别不同，门诊挂号、住院床位收费等都有所不同，像三级医院收费标准比二级高出约30%，于是各地医院为了收费上档次，必然掀起“争级上等”的热潮。

    现在卫生部又突然宣布2011年后新增的240多家三级医院无效，理由是部分省份出现评审缺乏规划、尺度过松、三级医院数量攀升等现象。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医院评级审定的“拨乱反正”，卫生部相关人士近日就透露，全国晋升三级的240多家医院中，一半左右为县级医院，甚至乡镇卫生院也挂上“三甲”。这其实已经暴露了等级评审的乱象所在，因为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在当前情况下，一个乡镇卫生院怎么可能达到“三甲”的水平？

    然而，在“纠错”背后，卫生部并没有表示再次暂停医院等级评审，而只是要求各地“三甲”医院及规划新增三级医院的评审结果，须报卫生部核准，这也可以看作是为了防范地方评审过程中的无序和失范，将评审的最后裁定权收归卫生部。

    其实，从1998年的暂停评审，到今年“回头看”，足可以说明医院等级评审制度本身也需要“评审”。医院本身并没有等级之分，基本公共医疗更不应分三六九等，收费标准在同一地区也应一致，而与级别无关。倘若非要给医院排出个等级，对应于医疗水平及设施条件，倒也未为不可。但把等级与收费相挂钩，显然说不过去。我们一方面强调公立医院要回归公益，另一方面却又把等级与收费相联系，变相地鼓励医院上等级。为了被评上等级，各医院就会竞相大投入，搞圈地扩建、大手笔引进设备等。羊毛最终都会出在羊身上，为了评级花的钱也会通过提高收费而转嫁到患者身上，这种变味的评审制度到头来只会增加百姓的看病负担，实在没有重启的必要。

    退一步说，即便在当前取消医院等级评审还很难做到，那么也不应由政府部门主导甚至垄断，而应交由第三方，政府只负责制订规则和监管。而评审的结果也交给市场来检验，由百姓口碑作最后评价。这样才能防止地方把医院评“三甲”等同于政绩，也避免出现“有的评审组到地方，都得警车开道”的荒唐之举。

    新医改的重点是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耗费人力、物力、财力打造“高精尖”医院的做法并不符合医改大方向。从重启的三级医院评审可以看出，优质医疗资源和病源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的趋势仍然明显，这不利于缓解“看病难、看病贵”。因而卫生部的评审“回头看”值得鼓励，但回过头能看到什么，这是最重要的。

励杏老人

医改办主任：医改已进深水区 面临系列重大挑战2012-09-17 08:29 来源 求是



    中国医改的创新实践与探索

    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到2020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深化医改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实践行动，是维护13亿中国人民健康福祉的重大民生工程，也是协调推进经济社会建设、扩大内需的重大发展工程。3年来，深化医改探索了路子，积累了经验，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效，为持续深入推进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要看到，医改取得的成就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离实现2020年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进一步统一思想，加大力度，打好医改攻坚战，继续探索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

    一、中国医改的主要特点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颁布后，国务院出台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重点推动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等五项重点改革。目前，五项重点改革任务全面完成，阶段性预期目标基本实现。3年来，我们从实际出发，正在用中国式办法破解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

    第一，坚持“三个基本”。在改革中，中央提出了坚持将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的基本理念，坚持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原则，坚持统筹安排、突出重点、循序推进的基本路径。这“三个基本”是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中国式解决办法的核心。许多改革创新举措和实践都源于这“三个基本”。例如，按照基本理念的要求，政府办的医疗卫生机构是提供公共产品的主要载体，应该是公益性的，而不是营利性的。必须增加政府投入，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建立起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运行新机制。

    第二，坚持从基本入手、从基层改起。医改涉及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只有找到突破口，才能顺利推进。深化医改把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基本和非基本，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履行好“保基本”，非基本医疗主要交给社会去办，政府对医疗市场进行必要的监管和调节。改革选择从基本入手，从最薄弱的环节改起，把大量的资金、财力投向基层，把更多的人才、技术引向基层，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够尽快从改革中得到更多实惠，从而激发对医改的拥护、支持和信心。

    第三，坚持把增加投入与建新机制结合起来。深化医改必然伴随大量的投入，但是，如果增加的投入没有和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结合起来，不仅不能促进改革，还很有可能固化旧有的利益格局，为下一步改革增加阻力。因此，我们强调增加投入必须和新机制的建设结合起来，用投入促改革、建机制。随着新机制的逐步建立，广大医务人员真切感受到条件的改善和待遇的提高，从而更加支持、拥护改革。同时，新机制也为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四，坚持从实际出发，谋划整体设计。中国医改只能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都不可能取得成功。我们坚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在中央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和基本框架后，鼓励各地进行试点、探索，取得成功经验再总结、提炼，上升为国家政策，然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开，保证了改革的整体方案符合中国实际，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规律。

    第五，坚持建立强有力的领导体制和推进机制。新医改的强大推力首先来自于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为推进改革，国务院成立了由20个部委组成的医改领导小组，李克强副总理亲自担任组长，领导全国的医改工作。各地相应成立医改领导小组和办事机构，建立医改目标责任制，层层分解落实改革任务，加大督促检查力度。这种领导体制和推进机制为全国医改的推进提供了有力有效的组织保证，也充分体现了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

    二、中国医改的主要成效

    3年医改起步稳健、进展顺利、成效显著，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是党的十七大以来民生改善的最大亮点，国际社会也给予积极评价。特别是基层医改实现重大突破，建成了一个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医疗保障网，重新构建了一个崭新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平台，取得了“四提高、一降低”的显著成效，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明显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效率明显提高，基本药物价格明显降低。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扩大了社会共识和信心，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一是人民群众得到了明显实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到2011年底，基本医保已覆盖全国13亿人口，参保率超过了95%。政府对城乡居民医疗保障的补助标准逐年提高，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大幅提升；同时积极探索大病救助办法，切实解决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积极为城乡居民做好预防保健工作，在保持原有公共卫生服务经费不变的基础上，3年期间中央又专门安排300多亿元预防保健资金，开展了10大类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和7大类重大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提升全民族健康素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在基层机构普遍建立了基本药物制度，基本药物全部实行零差率销售，结束了几十年基层“以药补医”的历史，基本药物价格全国平均比改革前下降了30%，大大减轻了老百姓看病负担。在公立医院广泛开展便民惠民措施，有效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的感受。

    二是有力调动了基层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医改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位为公益性事业单位，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建立了长效性多渠道补偿机制，运行和发展费用有了保障，解除了医疗机构的后顾之忧，医务人员的职业价值得到体现，事业有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也赢得了社会的尊重。同时，推进人事制度和分配制度改革，建立以服务数量、质量、效果以及居民满意度为核心的考核和激励制度。新机制的建立，使基层医疗卫生人员的待遇普遍提高，关键岗位、业务骨干收入水平大幅提升，医疗机构服务效率也明显提高。

    三是推进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快速发展。3年医改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投入最多、建设规模最大、条件改善最明显的时期。中央政府安排630多亿元重点支持了3.3万多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建设，大力推进基层卫生信息化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面貌焕然一新，服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

四是为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3年医改，中央加大对基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力度，带动了各地对医疗卫生行业的大规模投入，从而为扩大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作用。3年医改明显提升了人民群众基本医疗保障水平，逐步解除了老百姓的后顾之忧，正在有效地释放出大量的消费需求，为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这次医改把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基本和非基本，正确处理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社会资本投入医疗服务业，进而推动医疗服务业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

    五是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基层医改让老百姓直接享受到改革的好处。在偏僻农村，一些老年人因免费体检激动得热泪盈眶。不少陷入困境的大病患者因为新医改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基层医疗服务模式的转变，促进了医患关系的和谐，社区居民把基层医务人员比作贴心人。新医改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促进了社会和谐。

    三、持续深化改革，打好医改攻坚战

    当前，医改已经进入深水区，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不断凸显，改革面临一系列重大挑战，任务依然艰巨而繁重。同时，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与起步阶段相比，深化医改具备了更多有利条件，改革的认识更加深化，改革的基础更加扎实，改革的方向更加明确，改革的组织保障更加健全，改革的社会环境更加有利。“十二五”期间是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目标的关键时期。今年初国务院颁布出台了“十二五”医改规划，对未来4年医改目标和任务作出了全面部署，深化改革跨入了新阶段，要从打好基础向提升质量转变，从形成框架向制度建设转变，从试点探索向全面推进转变，要突出抓好三方面重点改革。

    第一，要进一步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全民医疗保障体系是以基本医疗保障为主体，以多种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为辅助，以大病救助为兜底的全民医保体系。前3年改革我们基本建成了全民基本医保制度框架，今后要全面推进全民医保体系建设。要继续提高政府对基本医保的补助标准，巩固扩大覆盖人群，继续提高政策范围内医保报销的比例，推进支付方式改革，控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要积极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完善医疗救助制度和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积极发展各类补充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从制度上进一步筑牢、织密社会安全网。

    第二，要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和基层运行新机制。要加大督促检查力度，全面推动经常性收支差额补助、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机构发展建设支出、化债资金、绩效工资实施资金、村医补助等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完善基本药物招标采购机制，完善长效性、多渠道的补偿机制，完善对基层医务人员的绩效考核办法等。要扩大基本药物制度实施范围，细化在村卫生室和非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政策。同时要继续推进基层卫生信息化建设，加大力度培养以全科医生为重点的人才队伍，加强村医队伍建设，筑牢基层医疗服务网底。

    第三，积极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公立医院是服务人民的医院，必须切实承担公益性责任，促进人人平等地获得医疗服务。公立医院改革主要做好破除“以药补医”、创新体制机制和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三篇文章。今后4年要把县医院作为改革的重点，2015年要基本完成县医院阶段性的改革。积极鼓励社会办医，力争到2015年社会办医占整个医疗卫生的比例达到20%左右。

    同时，还要继续推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加大药品生产流通领域的改革力度，积极推广中医适宜技术，发挥好中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服务中的作用，积极探索医药卫生监管体制改革，强化医疗卫生服务行为和质量监管等。

    医改是一项惠及全民的事业，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我们正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医改道路。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我们坚信中国的医改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孙志刚)

    (作者：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

励杏老人

医院药品提成将“暗扣”变“明扣”2012-09-17 08:32 来源 经济参考报



    医改办新规:医院药品提成将从“暗扣”变“明扣”

    将清除药品流通企业并购的政策障碍

    《经济参考报》记者从消息人士处了解到，国务院医改办近期将出台对药品流通行业变革发展具有指导性的《关于药品流通行业改革发展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业内人士指出，该《意见》与即将发布的新版G SP(《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将对国内药品流通行业产生巨大影响。

    医药流通承担着引导或组织制造业研发生产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药品，并将药品及时配送到城乡医疗或零售药品终端，保证百姓用药的可获得性和流通药品质量安全的重任。其服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制造业的发展，影响百姓健康和社会健康发展。

    据悉《意见》力图解决目前医药流通出现的问题，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

    一是从政策等各方面给予药品流通企业间的并购予以支持，清除并购的政策障碍。

    目前，国药集团、上药集团等药品批发三大集团销售规模占全行业比重已近1/3，前10强占比达46%，前百强占比达73%。但是，自药品流通“十二五”规划颁发后，全国13000多家药品批发企业的格局并没有改变，企业数量未现明显减少。“全国根本不需要如此多的批发企业，这些企业所赚的钱来自药品加价。目前，药价虚高的关键在于流通环节，要降低药品价格，就要减少流通环节和减少流通企业数量。”该消息人士指出，《意见》有望突破并购中出现的种种壁垒，力促流通企业并购，这将对药品流通行业带来巨大影响。“丝毫不夸张地说，医药流通大变革时代来临了。”他说。

    据悉，药品批发企业真正做药品批发业务的并不多，不少都从事“过票、倒票”(倒卖增值税发票)等非法业务。尽管商务部去年出台的药品流通行业“十二五”规划鼓励并购、“十二五”期间要打造千亿和百亿的药品批发集团，但药品批发企业在并购的实际操作中很难。

    "企业做大做强靠资本和实力，除了三大集团有优势外，小国企、民营药品批发企业想去并购非常难。"南京医药副总裁张轩说。九州通一高管指出，并购交易成本太高了。

    除了资金受限外，政策还带来很大阻力。广州医药副总裁罗会怡说，一些省市的政策规定，只有在县级成立医药公司，才能具备在该县的基本药物配送权限。有些企业在内部并购重组中，已将一省原有的十多家子公司整合为五家，可为了争得基本药物配送资格，不得不重新拆分、参与竞标。"无形中又回到了过去，增加企业成本。"他说。

    并购中政策的问题同样出现在药品连锁零售企业中。"由于收购以后，原有门店的医保定点资格需要注销，由收购方重新申报门店的医保定点资格。能否顺利重新取得该资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有的地方设置了总数限制、要求重新开业两年以上等条件，大大增加了并购风险。"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谢子龙说，证照办理也存在很大问题。在并购过渡过程当中，所有的经营证照都需要重新办理，而职能部门办理证照需要一周至一个月的时间，这意味着在此期间，药店必须停业等待新的证照，经济损失很大。

    二是规范医院药品的流通程序，解决医生拿药品提成问题。

    "除了通过并购减少药品流通企业外，医生从药品中拿提成的现状必须改变。如果不能除去这部分利润，企业的并购也失去了意义。"该消息人士透露，药价虚高的流通环节还应包括医院中的"流通"———向医生支付30%左右的药提成费用。据透露，《意见》提出了具体措施解决这一问题，将"暗扣"变"明扣"。暗扣是指药品分销企业给医生个人的提成，明扣则是将暗扣这种暗箱操作的做法变成医院与药企之间的讨价还价，医院将这笔收入纳入本单位的绩效考核。

    三是充分保护基本药物配送企业的利润，保障药品质量。

    该消息人士指出，县乡等基层医疗机构对基本药物消费量很小、地方偏远，因此基层基本药物配送成本很高，利润较低，药品批发企业只能放弃这块市场。"大中批发企业不做这事，县乡基本药物质量没法保障。"他指出，《意见》将对承担基本药物配送任务的企业给予一定的政策优惠。

    四 是鼓励药品零售企业的发展，医院不得限制处方外流，充分保障患者知情权。

    北京金象大药房医药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叶真指出，金象大药房100多家门店一年仅能收到30到40份处方。"公司2011年处方药销售占药品销售总份额的比例，较2 0 1 0年 下 降 了1 .4 %个 百 分点。"谢子龙说，随着医疗机构数字化建设的推进，受利益驱动，医疗机构将电子技术变成了控制处方外流的手段，患者需通过复印身份证等一系列手续才能从医疗机构获取处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