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改困难重重 无明确政府财政担保难获成功2012-08-17 11:27 来源 和讯网
我国的医改前前后后已经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从最初的“给政策不给钱”到如今的深化体制改革,中间走过了太多的曲折,现在医改仍然存在许多问题等着去一一解决。
医改,顾名思义,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我国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从初期的酝酿,到改革思路的确定和调整,和众多领域的改革一样,经历了艰辛的探索过程。
第一阶段:1980年代 给政策不给钱
1979年,就在钱信忠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放言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后不久,卫生部等三部委便联合发出了《关于加强医院经济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此后,卫生部又开展了对医院的“五定一奖”(即定任务、定床位、定编制、定业务技术指标、定经济补助、完成任务奖励)工作。
1980年,国务院批转卫生部《关于允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问题的请示报告》,打破了国营公立医院在医疗卫生领域一统天下的局面。
第二阶段:1990年代 大争论
围绕“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围绕政府主导还是市场改革,两种思路开始针锋相对。
1992年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根据这个文件,卫生部按“建设靠国家,吃饭靠自己”的精神,要求医院在“以工助医、以副补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绩。 这样的医改,在给患者(当然是付得起费用的)提供了更多选择、更好治疗的同时,也让各种乱象随之纷至沓来:医德医风被金钱腐蚀,一些医生开大处方、多用高新仪器检查,医院乱收费,以及医院和药商间的药品回扣等等。
这不仅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也在卫生系统内部引发了大争论。双方围绕着“医院是不是掉到钱眼里”、“医疗应该由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这两大焦点,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论争。1993年到2000年的医改,现在最无可争议的成果,要属医疗卫生事业在政府投入并不足的情况下仍然高速发展。1980年中国卫生机构数量是18万家,到2000年时已有32万家。
第三阶段:2000年 产权改革的号角
改革指导意见确定了实行医药分业等几项原则。在江苏的宿迁掀开了一个在以后被冠以完全“市场化”的医院改制:卖医院……
第四阶段:2005年 医改突然变奏
2005年5月24日,卫生部下属的《医院报》头版头条刊出了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的一次最新讲话,标题是“市场化非医改方向”。这篇文章引起高度关注。文章指出,全国各地“看病贵”“看病难”泛滥的现象,根源在于我国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要解决这两个难题,主要应依靠政府力量,而不是让医疗体制改革走市场化的道路。
此后的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葛延风主持的研究报告称,“我国医改基本不成功”。 报告指出当前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因此得出结论,即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
第五阶段:2006年 医改再见曙光
2006年9月,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司一位官员透露,基本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在任何情况下,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都只能由政府来承担。随着14个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小组的成立,一个高规格的医改协调机制已初步建立。
第六阶段:2007年至2009 医改进入冲刺
2007年,陈竺表示,“到2010年,在全国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
2008年10月14日,《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公布,并公开征求意见。
2009年1月21日,国务院通过医改方案。
第七阶段:2009年至今
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实施。
中国医改困难
最大难点是公立医院改革
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指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最大难点是公立医院改革,公立医院的改革应加强其公益性,扭转过于强调医院创收的倾向。医改的难中之难、重中之重是公立医院改革没有同步跟上。这种滞后可能导致前期成果的抵消,比如公立医院逐利机制不破除,政府投入的大量资金被医疗机构、医药流通部门分割。因此,医药卫生改革最难啃的骨头就是公立医院。
医保支付改革:万能的灵丹妙药?
医保支付改革按治疗路径进行总额控制,利弊参半。简单按不同等级医院某一病症的平均治疗费用进行调控,并没有考虑患者基础情况和医院基础情况的差异,因而轻度患者就会成为新的过度医疗对象,而很多病症是多病种合并病症,按单一治疗路径处理费用不够用,按多治疗路径叠加处理同样会成为新的费用超支漏洞。医院硬件设施投入与医疗服务水平得不到差异化体现,也会造成新的不平衡。另外,医保部门由被动支付改为主动监管核查,权限调整后也面临着人员经验水平、处理能力以及抗腐能力的一系列考验。
药价调控措施:能否切实可行
新出台的《药品流通环节价格管理暂行办法》会导致企业千方百计提高新产品出厂或进口价格,造成更大幅度的虚高;对老产品则缺乏合理运作费用支撑和利润支撑。新政策对高价销售企业出厂价格与流通环节价格中的营销费用重复设计和制定,会造成药价进一步合理虚高;对低价运行企业和新品企业则未预留生存和发展的合理基础费用及利润空间。
药品挂网采购和医院二次议价:降价法宝?
从宁夏模式、宁波模式再到安徽模式、福建模式,药品挂网采购价格越拉越低,药价降低的同时医药企业生存维艰,降价的企业在市场中无法生存,未降价的企业也被剥夺了市场的参与权利,企业为保标要投入更多的费用开支而导致负担加重。
医院二次议价,也更多成为补贴医疗机构费用支出和各项合理与不合理收入的直接来源。而民众的满意度并没有大幅度提高,也没有从中大幅度直接受益。
取消药品加成与公立医院改革:能否完全奏效?
公立医院改革困难重重,政府投入无法有效满足和有效激励医疗机构良性运行,行业监管力度和医师行业道德规范不能充分到位,没有医疗体制的良性保障和监管力度,医院和医生只是被动参与——种种不合理问题堵了一处缺口,必然会从其他新的缺口再度管涌。即使像北京这样从香港引入总药剂师,像上海这样由医保部门负责招标,繁杂而浩瀚的监管工程实施起来也并不乐观。
医改建言
医改破题仍需强化市场思维
如果市场上存在大量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竞争,那么公立医院很可能会迫于生存压力而自发削减冗员、提升管理效率、积极寻求“以技养医”之路,进而缓解行政补贴压力。
医改工作关乎民生,但长期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或许随着市场调节机制的引入,相关瓶颈因素可以迎刃而解。 医改“惠及全民”不能“数字定制”
民众有了解医改真相的权利,政府也有“阳光公开”的责任与义务。只有让“数字定制”成为“数字参考”,以扎实稳健的步伐推动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才能让民众真正享受到医改带来的实惠,“惠及全民的答卷”才称得上名副其实。
深化医改须直面利益冲突
医疗体制改革之难,不只是出个方案的问题,更在于重重利益阻隔如何获得突破,特别是体制性、结构性等深层次矛盾需要获得解决。即便在三年医改已取得一些成绩的背景下,缓解和克服“看病难、看病贵”依然是民众最关心、最希望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任何一项改革,无可回避的是,这当中可能的利益冲突会相当尖锐。这也正是改革之难所在。
深化医改的关键在于善待民资
2009年曾有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通过转让50%的股权,吸引国内国外资本投入,而转型为营利性高端医院。所以,对于监管不必过分担心,毕竟,在这种间接投资的过程中,民资和外资进入不会像一批脱缰的野马令我们猝不及防。未来的监管应该厘清的核心是,完善相关监管法规、“管”与“办”分离,明确各类医院的法人角色。
没有明确政府财政担保 医改难以成功
在基层医院进行的各种“医药分开”试验给中国带来了一些小小的鼓励。来自紧邻北京的河北省的调查报告显示,医院管理者担心地方政府不会负担医药分开带来的收入损失,最终导致医院经营困难。报告说:“对公立医院的改革竟然无从喝彩。”报告还说,没有明确的政府财政担保,医生的抵触会变强,改革也难以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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