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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武林宗师——孙存周先生传1楼 2006-01-16 21:50 回复 查看 (306) 回复 (1) 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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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存周先生传
中国国术大师孙存周是一位已被今人渐渐淡忘的人物，这是因为自1956年以来的中国武术所走的道路与孙存周的武学思想相去甚远。今天中国武术本身的发展也似乎告诉人们：武术只需要明星而不需要大师了。然而，当中国武术吵嚷着要进军奥运会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武术的民族性到底体现在哪里？中国武术与西方体育的体操及自由搏击到底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中国武术的价值观与西方体育的价值观区别在何处？ 如此这些直接关系着中国武术的存在价值的问题，是目前的官办武术难以给出确切明了的解答的。但是如果这些问题我们回答不了，那么中国武术的生命力又在哪里呢？难道中国武术的魅力就是套上对襟衫翻斤头吗？难道就是拿着象儿童玩具一样的刀枪在地毯上乱跑吗？难道就是凭借的血气之勇喘着粗气抱在一起扭打吗？如果中国的武术就是这些，那么所谓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又从何谈起呢？ 孙存周被渐渐地遗忘了。中国武术的真髓也越发变得模糊了。当我们新的一代要重新探索中国武术真髓的时候，当我们要通过武术把我们的民族精神充分地展现给世界的时候，请不要忘记孙存周。探索孙存周的足迹，研究孙氏武学思想也许有助于我们找到最终的答案。 孙存周先生传 孙存周，讳焕文，号二可，1893年出生在河北完县东任家疃。父亲是武学大宗师、时誉“虎头少保天下第一手”的孙禄堂。 据说孙存周6岁时开始揣摩父亲练拳，并喜欢弹弓。由于父亲常年在外，孙存周很少能见到父亲，所以真正练拳还是在16岁时，1909年开始正式随父习武。苦修三年，日以继夜，得孙氏形意、八卦大要。遂访京津及燕赵等地名家切磋技艺， 名声鹊起。1912年，孙存周19岁时与钱氏完婚，不久只身南下，游历各地，遍访名师、高手，比较武艺，未遇其匹。杭州望族郑氏、刘氏慕孙存周武艺高超，争相聘为武师。逊清遗老、晚清直隶总督陈夔龙闲居海上，亦聘孙存周为其拳师。于是孙存周半月在杭州、半月在上海。期间又与同盟会人士吴得波、郑佐平、李霄禾、章启东等结为盟兄弟。时江南技击名家多与孙存周相识，切磋较艺，孙存周皆能轻取。故在沪宁杭一带负有盛誉，武林中之奇人异士如秦鹤歧、管子彰等皆与孙存周交厚，盛赞有加。孙存周在外数年，经常隐其真实姓名，造访各地名家，常问曰：“当今中国拳术家谁为至高至妙者？”所遇者几尽皆答：“惟活猴孙禄（孙禄堂先生绰号）。” 1918年，孙存周返回北京，对父亲谈及其游历见闻，孙禄堂先生训曰：“凡求道艺者务要虚心,虚心则心明，心明则性真。有若无，实若虚，远浮名。凡遇有一技之长者，无论其功夫高低皆要拜为师友，虚心求教，海纳百川，故其深不可测。艺无止境，岂有至高至妙之说？”在父亲的教诲下，孙存周的拳术境界又上了一层。通过每日与父亲试手，更知自己的功夫仍旧相差甚远，遂留在北京年余继续深造家学。1919年父亲入住总统府后，孙存周再次返回南方，时其三弟务滋也已在太仓中学任教，教授拳术及英文。孙存周回到南方后，仍是半月在杭州、半月在上海教授拳学。应上海武技研究社之请，每月抽出数日与务滋去上海武技研究社教授社中教员形意拳、八卦拳、太极拳等家传武学。该社社长为吴佩孚的参谋长张其煌，社中教员有肖格清、刘景阁、褚桂亭、高振东等。这样兄弟二人每月相会一次，共同研究孙氏拳学。相互启发，技艺更加精纯。 1922年夏，孙务滋在太仓中学教授高低杠时，因杠子突然折断，锈钢扎入肋骨中，由此感染破伤风，不治身亡。务滋的去世使孙存周极为悲伤，这不仅因为二人是同胞兄弟，而且二人自幼就最要好，常在一起练拳，因此使孙存周也失去了一位可以相互启发的学伴。尤其是孙务滋的文化程度较高，在中、西学方面均受过较系统的教育，因此，孙务滋的早逝对孙氏武学的继承与发展，都是难以弥补的损失。 1923年4月，马良等在沪上举行“全国武术运动大会”，孙存周亦前去观摩。本次大会有武术名家18家之说，这18家基本代表了当时古典武艺的传承水平。通过观摩、比较、切磋，孙存周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乃父孙禄堂先生所建立的道艺武学的宏深与正确。仅就技术体系而论，孙氏道艺拳学是对古典武艺的全面革新与升华，特点是其技击技术的体系合乎于生理机能的先后天相合，十分考究技击中身体机能运用的合理性，并使之成为自然，因此能够完善人的良知良能。故在技击对抗中能充分地利用人体潜能，超乎于实力。从这时起，孙存周已开始注意研究、总结道艺武学的训练规律，并使之简明精确。 1924年，孙存周在与其盟兄弟打台球时，孙存周戴着水晶眼镜坐在一旁看报，李霄禾打球时球竿脱手，打碎孙存周的眼镜，伤及左目导致失明。孙存周说：“你这一竿打退了我五百年道行。”虽为戏言，孙存周确实也一度在拳术上萌生退意，心灰意懒，对外称不练拳了。然而一则，孙存周从心里仍旧爱好拳术，二则又有朋友鼓励，郑佐平常去开导孙存周，在朋友们的鼓励下，经过长达两年的努力，孙存周信心渐增。此后练拳更为刻苦，技艺渐臻化境。 1925年，孙存周在郑佐平处认识叶大密，因志趣相投，便与叶大密结为盟友。叶大密号伯龄时任25师的团参谋长，在拳术上是田兆麟的弟子。叶大密也知道孙存周身怀绝艺，因此经常向孙存周请教拳术，孙存周授以孙家形意拳，并告戒叶大密要相互融合而不要效仿，使之技艺大进。叶大密晚年曾对弟子金仁霖讲述自己叶派武学的三大来源：田兆麟系的杨式太极拳、孙存周传授的孙家内劲、李景林传授的武当剑。金仁霖介绍说：“伯龄先生的拳，是孙家拳的内劲、杨式太极拳的技术和由李景林武当剑悟出的用法，融会贯通，自成一格。”金仁霖又说：“叶大密老师认为孙家拳的劲是各派拳术中最锐利的，渗透力极强，当你还没有什么感觉时，你里面已经受伤了。杨式太极拳的手法非常丰富，无论是化是发都很巧妙，尤其在推手方面有很系统的训练方法。李景林先生的武当剑是非常实用的剑法，对拳术的运用也很有启发。”1926年，叶大密在上海成立武当太极拳社，开始一段时间孙存周不太放心，怕叶大密支撑不住，因此每天孙存周都来叶大密的拳社为叶大密“镇社”。开始也确实经常有人来社中切磋，叶大密都能稳操胜券，但是由于来的人水平不高，所以孙存周还是不太放心叶大密。一天，上海滩有名的拳师刘高升来访，叶大密与刘高升交手切磋，叶大密依然能不落下风，使刘高升非常佩服。孙存周说：“这回我放心了。”因为刘高升在上海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这次切磋无形中就使叶大密在上海武术界站住了脚。叶大密在武术上很有灵气，而孙存周对朋友的真诚也可见一般。 1927年北伐军进入上海，各派武术高手也随之纷纷涌入上海，上海的武术日趋繁荣。当时在上海的著名拳术家中许多都是孙存周的同门师兄弟，如陈微明、肖格清、靳云亭、章启东等，他们曾劝孙存周开立山门公开传授孙氏拳学。但是孙存周恪守父亲的嘱咐：孙氏拳只传有道缘者，决不滥传。因此，虽然孙氏太极拳的传人进入上海最早，但却最不普及，这是孙家与其它各家所遵从的传承原则不同。那时，孙存周在上海未收正式的徒弟，除了自己练拳，就是教授友人或对几位盟兄弟的拳术做些指导。除了叶大密外肖格清也常得到孙存周的指点。肖格清的八卦掌非常出色，走转起来行如奔马，劲力也非常浑厚。当时上海常举行武术表演，每次大都是以肖格清的八卦掌为大轴。一次在法租界表演武术，同去的有许多名师如姚馥春、朱国福、朱国禄、高振东、田兆麟以及肖格清等，其中还是肖格清的表演最受欢迎，得到的掌声最多。表演形意拳的高振东说：“外行看热闹，看不懂功夫。”肖格清听了这话不服气，要与高振东比试功夫，别人也劝不住，高振东好打也是出名的，于是两人动起手来，肖善八卦、高善形意，肖的特点是身法快，高振东是出了名的力大、手快，一个照面肖格清就占得上风。从此高振东服了肖格清。 1928年4月，孙禄堂先生受张之江、李景林之聘，去南京中央国术研究馆担任武当门门长，从天津乘船途经上海，受到上海武术界的热烈欢迎，新闻报纸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随行的人员还有朱国祯、李玉琳、杨世垣等，都是孙门的师兄弟。不久孙存周陪父亲去了南京。当时中央国术馆还叫做中央国术研究馆，馆内设少林、武当两门，门下设科。馆内人事关系复杂，派系之争严重。孙禄堂先生不满意这里的人事环境，来后不久就提出辞职。李烈钧、张之江、钮永键、李景林等苦留不住。于是议定另成立江苏省国术分馆，聘请孙禄堂先生去主持教务。同时上海的俭德会也极力聘请孙禄堂先生去讲学。1928年6月28日江苏省国术分馆成立，馆长是江苏省主席钮永键，7月1日聘孙禄堂先生担任教务长，不久又被聘为副馆长实际主持江苏国术馆工作。这期间孙存周虽然始终陪同父亲，但是为了避嫌未去江苏国术馆任职。但是孙存周的功夫给李景林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在孙禄堂先生离开中央国术研究馆时，李烈钧、李景林等就曾力邀孙存周接替父亲担任中央国术研究馆武当门门长一职，孙存周坚辞不受。李烈钧后来对孙禄堂先生说：“您这一走，馆中的多位教师也跟您走了，请您务必推荐几位教师来。”可巧那时高振东要跟李景林学习武当剑，并想在国术馆谋个差事，于是李景林就请孙存周、李玉琳回上海时把高振东叫来担任教习，以弥补馆内教师的空缺。不久发生少林、武当两门比武事件，馆内矛盾更趋激化，于是高振东在中央国术馆没呆多久也走了。1929年中央国术馆终于取消少林、武当两门，改为教务处，朱国福担任处长。 中央、江苏两大国术馆成立后，来江南的武术家就更多了。知名太极拳家杨澄甫、田兆麟、郝月如等都曾在江苏国术馆任过教习。朱国福、朱国禄、朱国祯在参加首届国术国考前都曾到江苏国术馆学习，国考后朱氏三兄弟皆被中央国术馆录用。当时国术馆是群雄汇翠的地方，经常进行实战切磋。这就使很多有名的武术家很不适应。孙存周虽不在国术馆任职，但是经常来馆中代父传艺。因此有机会经常与各派名家交流。无论是馆内的教习、学员还是馆外的名家、好手，当时没有人是孙存周的对手。当时常与孙存周交流的有于化龙、柳印虎、李庆澜、陈一虎、褚桂亭、李玉琳、靳云亭等。拳术名家褚桂亭多年后，每当提起往事，对孙存周的技艺仍旧赞赏不已。如果说孙存周与师兄弟之间的切磋还带有游艺的性质，那么他遭遇到的几次暗算，则更能显示出他的实战反应水平。 一次孙存周参加上海武术界的聚会，被张之江称为国术大师的陈某在与孙存周握手时暗中发力，陈某是岳氏连拳和鹰爪拳专家，指功惊人，但是孙存周轻轻一顺就化解了出来。宴会快结束时，陈某递给一个橘子，在孙存周接橘子的瞬间，陈某趁机抓住孙存周的脉门，情急之下，孙存周的手腕随即旋沉提翻就把陈某扔在桌子上。陈某后来说：“这么多年不怕我抓的，只有一个孙存周。” 再一次孙存周乘黄包车从姜怀素家返回九江路的扬子饭店，下车付车费后，孙存周顿觉身后情况有异，急速俯身，子弹从身后擦脊而过，孙存周顺势以蛇形回身撩打，将车夫打倒在地。原来车夫是位职业杀手，因孙存周与他要杀的人外形酷似，故而盯错了对象。孙存周感觉非常灵敏，故有身后长了眼睛之说。 又一次孙存周应邀与一些武术界的朋友乘船游太湖，当时孙存周站在船沿上远眺，在座的一位武林名家郭某早就听说孙存周身后长了眼睛，于是要跟孙存周开个玩笑，在孙存周身后飞起一脚，欲将孙存周踢入湖中，不想脚去人空，郭某往湖水中栽去，这时郭某已被孙存周拿住，孙存周把郭某往水里掠了一下又把他拉了上来，惊的郭某脸都变了色。船上的人都为孙存周的机敏反应而惊叹，其实并非孙存周身后真长了眼睛，这是孙家道艺武学中的所谓不闻不见之知觉。 1928年10月中央国术馆举行首届国术国考，通过国考录取教师和学员。孙存周作为特邀佳宾前往观看，孙存周感到绝大多数参赛者，练、用脱节。平时练的东西，对抗时大多用不上。这次国考是先进行套路比赛，再进行摔交、散手和器械等对抗比赛。所以这个问题表现的很明显。尤其是一些名家，把拳路都快练成杂技了，看起来很有功夫，但是一打起来，就全没了。这次比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注重拳击对抗练习的朱氏三兄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都进入了最优等。因此不久中央国术馆就添加了搏击（既拳击）课。孙存周根据自己的切身实践认为，传统武术若得真传是完全不需要添加拳击练习的。也无需十年、八年才出门。孙存周认为形意拳比拳击更精简实用。孙存周自己的实践是仅随父亲苦练三年，便闯荡江湖，未遇敌手。当时闻名武林的朱氏三兄弟（指朱国福、朱国禄、朱国祯兄弟三人，老四朱国祥那时还小，还不能与他的三位兄长相提并论），都曾得到孙存周的具体指导，常在一起研究，在参加国考前还进行了多次实战练习，当时他们的实战能力已经是相当突出的了，但是与孙存周的要求相比还有明显差距，在身体的感应、节奏的把握和劲性上，都相差较远。孙存周认为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出在对基本功的掌握，后来经过3个来月对三体式和劈拳的深化练习，使朱氏三兄弟的实战能力得到较大的提高。孙存周还认为，很多名家、大师所以练、用脱节，一是对基本功掌握的不准确。二是实战练习少，距离感差，不知拍。三是体力不足。四是意不知毒。五是志不能坚。这些都与拳术练习的方法有关。因此，从这时起孙存周已开始深入系统地研究拳术的教学教法问题。提出“学习拳术，门派之见，实属万不可有。然选择拳术，首戒标奇立异。若二三其志，尤易误入歧途。但既经选择之后，尤应继循正轨，所谓探骊得珠，贵得其窍。坚持习练，持之以恒，不特真诠可得，且其成功亦指日可待。练习拳术，必须心静，心静则意专，意专则举手投足，左右往来，前进后退，上下伸缩，无不如意。意之所至即力之所至。尤须知拳术姿势，变换进退，内外一气，含蓄在胸。两肩松开，气自下沉。力起于脚跟，主宰于腰腹，而运用则在两肩，往来伸缩如前面有物阻挡，前进后退有不丢不顶之意。初练时务要认定一种，勿贪多，勿嫌少。须知拳虽一派而式不同，法出一源而用殊异。故学一式须时加练习，勿专求重，重则滞；勿专求轻，轻则浮。尤不可专求一部之气，一部之力，务求全身平均发展。盖拳术顺者，自然有力；内外和者，自然气聚神凝；得其中正者，身体自然沉重 ；神意静逸者，身体自然轻灵。故切不可专求一事。”可谓真知灼见。由于武术的研究，必以实战交流才能用来验证其理，所以孙存周常以交手来说明其道理，验证其效果，遂得善战之名。 其实，孙存周并非只是一个善战的“武勇”。孙存周与晚清翰林、直隶总督陈夔龙是忘年之交。陈向孙存周学习拳术，同时也给孙存周讲述了不少学问道理，使孙存周颇有获益。以后孙存周又结识了大学问家马一浮，马经常向孙问拳，孙则向马问理，相互交流，使孙存周获益非浅。朴学大师胡朴安也与孙存周有较深的交往，二人以师兄弟论称，在学识上对孙存周也有较大的帮助。中国近代研究古曲的著名音乐家汪孟叔更与孙存周私交甚厚。孙存周善于学习，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取长补短，不断增益文理史艺等方面的修养，于潜移默化的积淀中学识日渐深广，加之以拳术绝学，逐渐成长为当时武林中文武兼修、气质超凡、卓尔不群的一代天骄。 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既欣欣向荣，又是个花花世界，多少武术家半途而废，不是因为穷困，而是有钱以后挡不住美女、大烟的诱惑。孙存周身怀绝技，成名又早，在经济上算的上富有。孙存周也有自己的嗜好，那就是好学、好练、好喝酒，但远离毒、赌、嫖。这在当时武术家中已属难得。当时上海大世界俱乐部有弹子房、歌舞厅和杂技、大力士表演场。孙存周有时喜欢去那里的弹子房打台球。与孙存周同来的常是一些在上海滩很有地位的人，这些人跟大世界的岳老板很熟，于是岳老板知道孙存周是一位大武术家。一次俱乐部有白俄大力士表演，这位大力士力量惊人，双手可以提起800斤的杠铃。而且还是位拳击手，除表演举重外，还表演拳击。这位白俄大力士并不很胖，但很魁梧结实。岳老板请孙存周看这位大力士表演，孙存周看过后没说什么就去打台球了。岳老板出于好奇问：“中国拳术家中有人能提起这800斤吗？”孙存周说：“他可以提起八百斤，可是他未必能撅动我的一根手指头。”岳老板听了这话更加好奇，并请孙存周当众表演。孙存周说：“人家是撂摊卖艺靠这个吃饭的，我与他无冤无仇的，干嘛去砸他的饭碗？”岳老板好奇心重，又撺掇与孙存周同来的朋友请孙存周演示一下。朋友们也都想开开眼。孙存周无奈，只好说：“那就请他到弹子房来玩玩吧。无论怎样都不要坏他的生意。”一会儿岳老板带着白俄大力士和翻译来到弹子房，双方介绍后，大力士很惊异。孙存周伸出右手的食指，要大力士撅，大力士撅了撅没有撅动，于是加力还没有撅动，孙存周对翻译讲：“请他双手一起用力撅。”于是大力士双手握住孙存周的手指发力，还是没能撅动。这时孙存周意念一动，白俄大力士一下跌坐在地。在场的人无不惊讶。大力士更是满脸沮丧。孙存周对翻译讲：“他练的和我练的完全是两种玩艺儿，我恐怕举不起那800斤，就象他撅不动我的手指头一样，这本来是不能比较的，做个游戏玩玩而已。他拎杠铃的能耐还是比我大的多。”并要翻译一定把这话翻译给对方。白俄听了这话，对孙存周即敬服又感激，当场要拜孙存周为师。孙存周说：“中国话你都听不懂，你能学什么东西？拜师就免了吧。” 由此也反映出，中、西方体育在锻炼效果及追求上的区别。 1928年10月，上海举行国术游艺大会，孙存周演练的八卦拳被行家们誉为“得乃父之髓，已臻炉火纯青之候。”社会各界名流向孙存周请益者络绎不绝。孙存周曾与人说：“平生之志，不在仕途，不务工商，不做打手，不图侠名，只为继绝学而已。”这一时期孙存周的武功造诣又进到一个新的境界，他将赫烈雄浑与自然空灵中和为一，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 1929年11月杭州举行全国性的国术游艺大会，实为全国性的演武与擂台大赛。大会聘请全国各地知名武术家担任评判委员和监察委员，评判长3名，评判委员26名，监察委员37名，原拟请孙存周为监察委员长。然而，孙存周认为自己辈分低，坚辞不受监察委员长一职。于是，大会取消监察委员长设置，孙存周列37名监察委员首席。大会开始时，曾有人公开向孙禄堂先生提出挑战，孙存周信步走到台上对挑战者说：“你们如果赢了我，我父亲自然会出来。”挑战者畏其神悻悻而退。这件事激起孙存周也要参加比赛。但是这次大会的副会长、浙江省国术馆副馆长郑佐平力劝孙存周不要参加比赛。郑佐平说：“这次参加比赛的不少都是老先生（指孙禄堂先生）的弟子，老先生的学生则过半。师兄弟也好，国术馆的学生也好，遇见你这位老师的儿子怎么打？你的武艺是摆在哪儿的，除了老先生谁能比的了你。你就是打个第一又能怎么样？人家不服，照样会说：因为你孙存周是老师的儿子，人家都让着你。让你得个第一。你就是拿个第一又能说明什么呢？”郑佐平是孙存周的盟兄弟，说的都是实在话。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这次参赛选手中以中央国术馆和江苏国术馆的教师和学员居多。于是孙存周终于放弃参加这次比赛。这次比赛的结果是，在获得最优等前十名中，孙禄堂先生的学生、弟子几乎占了一半。这次大会在全国引起轰动，每场比赛观众达三、五万人。经济效益也很可观。所以同年12月18日上海又举行了国术大赛。参赛人数比浙省国术游艺大会的人还要多。比赛进行了半个月。直到1930年1月4日才结束。前三名都是孙禄堂先生的学生弟子，既曹晏海、马承智、张熙堂。 这两次国术大赛给孙存周留下了深刻印象，孙存周认为，这种比赛确实是可以检验拳术练习的成效，对于总结提高练拳的方式、方法是很有用处的。但是如果拳术家不择手段的争锦标就背离了拳术比赛的宗旨。因为在这两次比赛中也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够正大光明的行为。这两次比赛的结果也进一步验证孙存周的一个武学思想，孙存周认为形意拳是一切技击能力的基础，无论是外来的西洋拳击还是被当时一些文人神化了的太极拳，都不能代替形意拳在技击训练中的核心地位。但是要想使技击的境界不断升华，太极拳和八卦拳都是不可缺少的。孙存周本人不仅精形意拳，善太极拳，对八卦拳的研究更是偏爱，心得独多，功力尤深。 在这两次国术大赛后，李景林让自己的全部弟子拜入孙禄堂先生门下，包括李景林的女儿李书琴。鉴于此，孙禄堂先生投桃报李，也让自己在南方的所有弟子拜李景林为师，包括儿子孙存周和女儿孙剑云。1930年1月，李书琴去镇江向孙禄堂先生学习八卦剑。孙存周与妹孙剑云跟李景林学习武当剑。李景林的武当剑原只有单剑，而且是散剑，由十三个基本剑势组成，没有连贯的套路。以后李景林经过与其卫队人员的反复实践，并重金礼聘孙禄堂先生、贾歧山先生前来指导，最终形成了后来的武当剑对剑。该对剑亦为单式散剑。（至于现在流行的武当剑套路以及武当剑对剑套路，则是李天骥根据李景林的散剑创编的。）因此，孙存周对武当剑并不陌生，尤其孙存周与李景林的弟子们也经常交流，更兼当时孙存周的拳、剑功夫都不在李景林之下，所以对李景林教的武当剑掌握的很快，月余的时间就基本掌握了武当剑的大要。孙存周认为李景林的武当剑确有特点，尤在沾粘与纵对上特点突出，不愧是名剑。同样，李景林对孙氏八卦剑也有极高的评价。在上海国术大赛期间，杜月笙设宴招待与会的国术名家。当时人称李景林为“飞剑”，会上也有人称李景林为“天下第一剑”，李景林严肃的说：“否！否！”并走到孙存周面前说：“存周的剑术就不在我之下。今天令尊大人没来，论武艺，天字底下第一号的还是孙禄堂大哥。” 孙存周为人真诚，性情天真率直。但是也有其固执的一面。孙存周看不上的人，无论如何也搞不到一起去。孙存周与李玉琳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孙氏拳后来的发展。 李玉琳原是郝恩光的大徒弟，又常年得到李存义的指导，功夫出众。天津武士会成立的时候给八极拳代表人物李书文、马凤图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郝恩光和李玉琳。李存义后来年迈返乡，李存义曾对李玉琳讲：“我的功夫你都已经练成了，你要再练就要练神化不测之功，练这种功夫你只有去找孙禄堂，别人谁也教不了你。”于是李玉琳带着李存义的荐书来北京找到孙禄堂先生，拜于门下，这是大约1921年。三年过去了，孙禄堂先生没有教李玉琳什么东西，只是重新让李玉琳站三体式，当然是孙氏三体式。李玉琳心中很是不快，所以也没有认真去练。然而，孙禄堂先生对李玉琳反倒越来越客气了，天津的同门都喊李玉琳为大师兄。一天李玉琳要求与孙禄堂先生搭搭手，给他喂喂劲，孙禄堂先生同意了，刚一搭手，李玉琳发力便打，被孙禄堂先生轻轻化开。李玉琳怕孙禄堂先生察觉他的动机，一会儿便借故离开了。当李玉琳去南开大学讲课时，感觉浑身乏力，虚汗如雨。李玉琳知道孙禄堂先生精通医道，于是又返回孙禄堂先生处，请孙老先生诊治。孙禄堂先生说：“你还记得早晨的事吗？”李玉琳闻此连忙跪到在地说：“老师名气这么大，可我很少见到老师跟人动手，只见老师成天写字。我要是能打倒你，我的名气可就大了。”孙禄堂先生说：“你既然讲了实话就赶快照方抓药吧，迟则不治。”于是递给李玉琳一张早已写好的药方。李玉琳吃后三日半身青紫，7日后才恢复。于是李玉琳知道孙禄堂先生艺高不可测，这样李玉琳再次递帖拜师。认真练习孙禄堂先生教的三体式、劈拳、崩拳等基础的东西，一直跟在孙禄堂先生身边学习，技艺大进。他逐渐掌握了孙氏形意拳、孙氏八卦拳、孙氏太极拳的大要，由此内劲日益充实。当时武林中很少有人能抬起李玉琳的胳膊，又因为李玉琳动作异常迅捷，力道异常浑厚，身体又松柔自如，功夫异于常人，故在武林中享有“铁臂苍猿”的美誉。成为孙禄堂老先生著名的弟子之一。但是由于孙存周与李玉琳两人的秉性不和，背景不同，加之孙存周、李玉琳都不善言辞，故两人的误解很深。由于李玉琳功夫好，年龄也较大，故后期同门多以大师兄呼之。李玉琳也以大师兄自居。比如如果没有他的允许，他不许别的弟子，尤其是比他入门晚的弟子轻易见到孙禄堂先生，树立自己是孙禄堂先生大弟子的威信。有一次以老师休息为名，把连靳云亭这样与他资格差不多的弟子也挡在了外面。这种做法使孙存周非常不满，加重了对李玉琳的误会。最终导致两人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于是孙存周对父亲讲：“您要是不让李玉琳走，我就走。”孙禄堂先生十分为难，结果李玉琳去了上海，孙存周也离开了镇江。后来山东国术馆成立，孙禄堂先生只好把李玉琳介绍到山东国术馆去任职。孙禄堂先生仙逝后，李玉琳为了表示尊师重道，不抢孙存周的饭碗，一直没有回上海、北京教拳。对外普及只教杨澄甫为山东国术馆创编的88式杨式太极拳，只对入室弟子才传授孙氏拳学。因此，二人的不和严重影响了孙氏拳学的继承与开展。 1930年4月山东国术馆成立，李景林为馆长，李景林在北上就任前与孙禄堂先生在上海会面，李景林说：“存周与润如（李玉琳的字）的扣儿是解不开了，不如您叫存周回来吧，让润如跟我去山东？”这时孙禄堂先生的长子、三子都已因故去世，父子之情实难割舍，于是表示同意。同时商定李景林在江苏国术馆任教的入室弟子于化龙、李庆澜等也随师北上。不久，李玉琳挥泪告别了孙禄堂先生，到山东国术馆就任教务主任。江苏国术馆教师的空缺，由孙存周、齐公博、孙振川补充。 孙存周在江苏国术馆经常是代父教拳，在父亲外出时，代行教务长职责。江苏国术馆这时人才济济，如有孙氏拳嫡传齐公博、孙振川、孙振岱，甘凤池嫡传武术名家金佳福、金仕明父子，技击名家胡凤山、马承智、张熙堂，袁伟，武当剑传人柳印虎，达摩剑传人陈一虎，大枪肖汉卿，双手带（刀）传人徐铸仁，武当六路拳传人陈敬承以及名手唐殿卿的嫡传金一明等。江苏国术馆当时除了馆内的教学外，还担负江苏水陆警官学校的国术培训工作，以及社会普及班的义务教学。江苏本是民风较文弱的省份，在国术馆的推动下，民风一时也有所改观。 中国是政治“大”国，任何事物都喜欢与政治挂钩，当时的国术运动这种倾向也很明显。一些人热衷于把国术与三民主义牵强附会地联系在一起，一些人过份拔高国术的本位，提出国术救国论，孙存周对此很反感。孙存周认为虽说国术可以体万物而不遗，但是不能脱离其修身的本位。国术的发展必须符合其自身规律，不能依附于政治需要。否则国术运动是难以持久的。 1930年蒋冯阎中原开战，乱世之秋，匪盗横行，这在客观上也增加了社会对武术人才的需求。国术馆分长期班和短期班。长期班1年、短期班半年。因教学效果好，所以生源充足，于是又加开民众班，民众班也是半年为1期，如后来成名的沙国政、狄兆龙、万良等都是当时民众班的学员。据国术馆老学员们回忆：孙存周教拳非常强调基本功。孙存周强调练基本功练要练的准确、坚实、明白。孙存周把基本功浓缩为无极式、三体式、劈拳、崩拳、单换掌、懒扎衣。孙存周说：“练技击有三个台阶，第一步是基本功，把基本功练通了，浑身都是拳。但到了这一步也还是个拳匠。还不能称师。第二步是知拍，与人对打，感应确切，应对自如，如是才出得来节奏。一般人不易做到，到了这一步可以称师。第三步是拳与性合，遇敌制胜，尽情尽性，喜怒哀乐因拳而出，皆能制敌，则可称家。如今能至是者极少。最终至木呐虚无，动静无兆，制敌于不觉中，如家严也。”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激起全国的反日高潮，沪宁杭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政治气氛尤为炙烈，人心浮动激荡。孙禄堂先生深感研传道艺武学已不是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且当时社会也已不具备研传道艺武学的氛围与环境，于是，留下了孙存周在江苏国术馆，自己于当年10月返回北京，劝其北方弟子某（失其名）放弃绿林生活，率部参加抗日。在此之后，孙禄堂先生再没返回南方，一直在北京隐居。孙禄堂先生在江苏国术馆的职务完全由孙存周代理。 1932年1月28日日军轰炸上海闸北，江南大乱，人心惶惶。孙存周的同门师弟支燮堂的家被炸塌了一半，支燮堂多年来笔录的孙禄堂先生的教拳笔记绝大部分被烧，支燮堂冒死也仅抢出一个被烧的残缺不全的笔记本。由于传说当时国民政府的战略部署是一线固守上海，二线固守南京，镇江等地的江南地带将是一线失守后的战场。因此江苏国术馆的绝大多数董事，都不再给国术馆出资。而只靠省政府的一点资金是无法维持国术馆的开销的。于是，江苏国术馆于1932年3月底停办。国术馆教师只好各谋出路，胡凤山返回部队，马承智在此之前已返回霍丘，张熙堂去了四川，金氏父子及徐铸仁等回到南京，金一明去了中央国术馆。孙振岱则应熊式辉的邀请去上海警备部队教拳。孙存周则通过支燮堂的介绍去上海铁路局教拳。同时又被上海市公安局请去教授消防队。江苏国术馆开办不到四年，终因日寇的战火而关闭了。 1933年10月，南京举行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国术比赛首次进入全运会,成为比赛项目。国术比赛列有拳术、摔交、剑、刀、枪等对抗性比赛。孙存周的弟子肖德全虽跟随孙存周学武仅一年多，比赛中已表现出相当的水平，获得剑术对抗比赛的亚军。同月20日南京又举行第二届国术国考。国考结果，以同门师兄弟朱国福、朱国祯带出的学生成绩普遍最好。 同年11月孙存周接到父亲的来信，要存周返回家乡。原来孙禄堂先生预知自己驾鹤之日，故催孙存周返乡。同年12月16日早晨，孙禄堂先生谓仙佛已来接引，命孙存周去户外烧纸，孙存周觉得父亲健在烧什么纸呀，出去转了一圈，没有烧纸就回到屋中，装作已经烧过，未想刚一进来，父亲就责问：“你为何不去烧纸？”孙存周无奈，又出去转了一圈，仍未烧纸，当孙存周再回到屋中时，父亲斥道：“你快去烧纸，人家马上就到了。”孙存周只好去户外烧纸，存周回来后，孙禄堂先生问：“几点了？”孙存周答道：“6点零5分。”再看父亲时，气息皆无，已经端坐而逝。数日后，有路人进村，一定要找孙禄堂先生的至亲，称在蒲阳河桥头遇见了一位叫孙禄堂的老人，孙禄堂托他把一个包裹一样的东西交给孙家至亲。这时孙存周正在村子另一头招待帮助办丧事的乡亲，听说了这事，以为是有人来捣乱的，于是不问青红皂白就过去把那个人哄走了。等他回去把这事跟那些办丧事的亲戚一说，有人提醒到：“反正他是给你送东西的，又不是要东西的，不如你把东西接过来，看清楚是什么再说。”孙存周猛醒，连忙再去村外找那人，早已没有踪迹了。孙存周觉得事情非常蹊跷，联想到父亲走前要他去户外烧纸的事，越想越后悔。 孙禄堂先生个人的武学造诣已臻拳道合一，修道成真之境。这种造诣是今天的科技水平难以作出准确诠释的。记述这些并不是宣传封建迷信，现实中确实存在一些目前尚难解释的问题和现象，对于这些现象笔者只能实录。仅就孙禄堂先生的技击造诣而言，在当时的武林中也是没有任何人能够企及的。孙存周也仅仅得到父亲的一部分传授。孙存周自称未及父亲造诣的十分之一、二。仅就武学技能而言，孙禄堂先生的点穴、弧形剑等艺皆未能传授给孙存周。但作为孙氏武学体系的大要，孙存周还是基本继承了下来。孙存周对形意拳、八卦拳和太极拳以及孙门短兵中的纯阳剑、八卦剑、太极剑、雪片刀、八卦七星杆，长兵中的八卦奇门枪、六合大枪、方天大戟等皆掌握精纯，功臻化境。孙存周中年后尤其对三拳、三剑、雪片刀、七星杆研究较多，极有心得。大枪的造诣亦深。孙存周曾双手各持一条两丈来长的大杆置于一个被贯入地下的木楔两侧，一抖之下，可将木楔拔出。孙存周手持一条大枪能将埋入地下的地砖粘拿出来（利用反作用力原理）。一次在定兴孙存周与人较量大枪，仅一个拦拿，就将对手挑上房顶，随之又将对手接下，不伤其分毫。由于时代的变迁，拳术与长兵之间的相互关系已发生了更迭。在过去冷兵时代，武艺主要体现在器械和骑射上，拳术仅是其基本功的一部分。因此在冷兵时代（1860年以前），拳术总体上都是为使用器械作基础的。由此决定了那个时代拳术的技术风格和技术特点。1860年尤其是1900年后，西方火器的威力使中国武术界不得不重新认识武术的功用，长冷兵器的实用价值越来越小，而短兵与拳术反倒可以与火器互补，在短兵相接中发挥作用。因此这一时期对拳术与短兵的研究日益精深，尤其是对拳术的研究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拳术从冷兵时代的武艺基础的地位，经过不断的淬炼已上升为武艺成就的最终体现。在拳术的技术风格与训练体系上都发生了许多根本性的改变。孙禄堂先生的道艺武学体系的出现更使拳术由一种技能升华为一门可以参证传统哲学的修身实学，将拳术的功用发挥到极至，成为与文一理，互补相通的武学。孙存周努力继承父亲的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将武学传承的重点越来越多地放在完善人格、淬炼精神与变化气质上。在技术上孙存周继承、总结乃父的技术体系，并通过不断的实践与研究，使得技术动作的规矩精粹、明了、科学，摈除了传统武术中大量的非理性的、模糊不清的概念，代之以符合科学原则的，操作性确切的技术理念。此外利用大枪一类长冷兵的训练方法反过来启发拳术的练习，使冷兵时代武艺的最终表现形式的大枪，变化为拳术训练方法的一部分内容。出现了由枪悟拳、由枪悟剑等做法。 1934年孙存周的母亲也去世了。在同年底，孙存周返回上海。 1935年10月，上海举行了规模盛大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此次运动会调整了国术比赛的项目，保留了摔跤和射箭项目，取消了拳术和长短兵的对抗性比赛，而改为国术表演赛，并且表演比赛不分门派。所以，这次国术比赛对评判员的要求很高。国术比赛共聘有十位评委，孙存周得列其一。 这次大会期间，有蒙古摔跤手前来表演摔跤，并在场外与内地的摔跤手进行了五对五的交流，结果包括宝三、卜六等内地名跤手全部失利。次日肖格清的次子肖德昌（与其兄肖德全同为孙存周的弟子）闻信找到蒙古摔跤手驻地，请与其跤手交流，双方盘走数遭，肖德昌突以虎扑进身，当即将对手击卧于丈外，一时竟未能起身。其它蒙古摔跤手见状皆怒，便不再与肖切磋。后经官方交涉此事才得以平息。 这一时期，孙存周以他自己的方法教了一些学生，如肖德全、肖德昌、董岳山等，他们进步迅速，实战能力强。尤其是董岳山，很有天赋。孙存周曾对自己的夫人说：“我这点东西恐怕以后都得交给他。”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起宛平事变，随即攻占北京。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孙存周身在上海甚为北京的家眷担忧。于是乘车准备北上。当时车站人员十分拥挤，孙存周见一妇女带着两个小孩挤不进车去，急的那妇女直哭。于是放下手中行李，双手各抱起一个小孩，命那妇女紧随其后，排众而前，把那妇女及两个孩子送上火车。待回身取自己的行李时，竟有人趁车站人多嘈乱将孙存周的行李窃去。好在车票尚在衣服里，总算登上火车。火车行至途中，遭日军敌机轰炸，铁路被毁车不能行。遂徒步展转至豫鲁交界处，遇昔日国术馆学生石敬之等组织抗日游击，请孙存周教授劈刺术，随即参加抗战。历时三年余，大小数十战，强弱悬殊，终被日军击散。1942年，孙存周护送石去重庆，经郑州遇师弟杨紫辰。时南下已无通路，后经杨安排，石展转至西安。孙存周潜回北平。 孙存周返回北京后见家人无恙，心中稍安。这时，孙存周的长子孙保和已在黄浦军校毕业，随军参加对日作战。这使孙存周很是骄傲。日酋闻知武术大家孙存周回京，几次登门拜访，请孙存周教授武艺，孙存周以左目失明功夫已废为名，坚辞不出。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纠缠，防止给家人带来意外，不久孙存周又离开北京，去定兴孙振岱家居住。 在整个抗战期间，孙存周甘愿忍受饥贫，枯守不出，常年隐居在乡下，教授乡人武技，用以自卫。抗战胜利后闻知长子孙保和在1944年洛阳战役中被日军炸弹所伤，壮烈牺牲。孙存周手扶遗物，慨然曰：“不辱家风。”儿子死时是特务营代理营长。不久得知爱徒董岳山也已经去世了。这些事使得孙存周深感悲哀，每当夜深人静之时老泪独流，两鬓添白。 1946年，孙存周去上海看望故旧，得知其妹孙剑云亦从重庆返沪，兄妹见面，结果终因误解太深，不欢而散。 解放后孙存周返回北京，隐居家中。后经故旧请托，孙存周去祖家教授其两位公子。然而其女公子祖雅怡对拳术的爱好胜过其两位兄长，练拳最为认真刻苦，加之作风泼辣，顽强好胜，性烈胆大，完全不似一女子，令孙存周刮目相看。故所得尤多。此外，张烈、张亚南兄妹也是解放后经故旧请托才拜在孙存周门下的。 那时孙存周常去北海团城与故旧秦奉之、雷师墨、汪孟书等玩味拳艺为乐，北京武术界闻知，前来交流、请益者甚众，如李敦素、刘正帮、吴子珍、吴图南、胡耀真、陈发科、唐凤亭、唐凤台、王芗斋、许延增、陈子江等，无不惊服其艺。 孙存周的武艺超逸群伦，但因解放后远离武术界，故在那时年轻人中知其名者不多。孙存周晚年很少与人试手，怕无意间伤人。即使偶尔玩玩，也不露真功夫。但是据上海见过孙存周功夫的老人们讲，孙存周的内劲令人惊骇。上海国术大赛结束后不久，孙存周在杨世垣家与中央国术馆的教师郭世铨切磋，郭世铨练少林和拳击，以体力好、身手快着称。孙存周让郭世铨在地上画一个3米左右见方的框子，孙存周和郭世铨都在框子里面，孙存周让郭世铨任意进攻，只要被郭沾身，就算孙存周输。结果直到郭世铨筋疲力尽了，也没有碰到孙存周一下。郭世铨称赞说：“你的身法真够快的。”这时其它人都看着郭世铨笑。郭世铨有些纳闷，于是有人让郭世铨脱下身上的衬衣，郭世铨脱下衬衣一看，这才大惊失色，只见衬衣后面就象墩布一样成为一条一条的布条。原来，孙存周每次闪避的同时就在郭世铨的身后捋一掌，郭世铨后背的衬衣立即随着孙存周的掌锋裂开。由于孙存周不想伤着对方，所以力道只用到表面。如果力道用的稍微深一点，就早把郭世铨开膛了。于是众人惊服孙存周不仅身快如电，而且手利如刀。又据《大众日报》社记者张西可先生的考访，他去河北定兴县采访时，有几位80余岁的老练家子回忆当年孙存周能够让落在手指上的苍蝇不能飞，又能击人不见其动，而对手就已经倒了。可谓传神。 1956年师弟支燮堂从上海来看望他，鼓励孙存周总结家学，在技术理论和训练方法上能有所发展，着书流传。这也正是孙存周一生的夙愿。正当孙存周着手准备这项工作时，武术界反真功夫运动开始了。这使孙存周很不理解，武术不研究真功夫，那研究什么呢？因此当国家体委的摄影队，要给孙存周拍摄练拳资料时，当即遭到孙存周拒绝。孙存周说：“就让我把这身功夫烂在棺材里吧！” 解放后，让孙存周高兴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孙存周的两个爱徒张烈、张亚南兄妹都考取了大学。另一件就是与习仲勋、齐心夫妇成为了朋友。孙存周感到这一对***党人与众不同，为人谦和淳朴，尊重传统，很富有人情味，相互投缘。 孙存周与习仲勋夫妇相识，并不是通过官方渠道。那时孙存周在北海团城练拳，习仲勋夫妇从中南海后门出来散步，顺便也去团城那儿走走，发现孙存周这个老头气质超凡，打的拳也与众不同，于是就跟在后面学着比划。孙存周见他们穿戴都是大干部模样，后面还跟着警卫员，所以并不跟他们多说话。但是，奇怪的是从此以后他们每天都来。尤其是那位女同志几乎一天不拉。这样就逐渐交谈起来，感到相互投缘。以后习仲勋和齐心夫妇还经常把孙存周请到家里去做客，对待孙存周象对待老师一样尊重。孙存周感到习仲勋夫妇没有架子，为人诚恳，于是双方成为了很好的朋友。然而到了1962年，康生利用小说《刘志丹》死整习仲勋，习仲勋在北京消失了。这使孙存周失去了他唯一的***党的朋友。孙存周为此情绪非常郁闷。于是，告别了家人，只身去上海看望故旧老友。 孙存周在上海住在支燮堂家，与周仲英、周锡琛、章启东、叶大密、褚桂亭等经常聚会，众人对孙存周内劲之精奇、身手之矫健无不惊叹。称孙存周有百岁之兆。然而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孙存周对大家说：“我这次来是跟你们道别的，明年我就要去了。”众人听孙存周这么说以为是开玩笑。但是又见孙存周说这话时表情庄重，不像是戏言。其实这时的孙存周已经是万念如灰。 孙存周晚年对自己的真实功夫深藏不露，即使是他多年的弟子也大多不知其艺之深。这次来上海与当年的老友们相聚，一时性起才表露一、二。一次支燮堂的长子支一峰问及内劲，这时孙存周坐在椅子上让支一峰摸他的手臂，孙存周的双手搭在椅背儿上不动。支一峰感到有一股强烈的麻唆之感穿流而过，致使支一峰根本无法握住孙存周的手臂，这使支一峰深感惊讶。又一次谈起轻功，孙存周讲龙形就有练轻功之效。并表演龙形的轻身效果。观者无不惊诧。 当时上海体育宫的负责人顾留馨听说孙存周来上海了，非常兴奋，立即发了张海报称：“武术大师孙存周明晚来体育宫表演拳术等。”顾留馨把海报发出去了，是想以木已成舟的方法逼着孙存周表演拳术，可是他那里知道孙存周的脾气。第二天顾留馨找到褚桂亭，要褚桂亭请孙存周晚上来体育宫。褚桂亭说：“我哪儿有那么大的面子，办这件事你只能去找伯龄（叶大密）。”于是顾留馨又急急忙忙地找到叶大密，要叶大密请孙存周晚上一定来。叶大密对顾留馨讲：“晚了，存周已经上火车了，我刚送走的。”原来海报贴来后，就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孙存周，孙存周一听，二话没说，对支燮堂讲：“给我买一张回北京的车票，越早越好。”支燮堂是上海铁路局的，当即就买了张火车票。 褚桂亭一听孙存周已经走了，就埋怨起顾留馨：“你不这么瞎闹，存周本来是要多住上两天的，我们也能从他那儿多掏点东西。你这一闹，人家走了。”为此顾留馨对孙存周意见很大，认为孙存周是故意给他难堪。其时春风得意的顾留馨哪能理解孙存周这时的心境。 1963年8月，孙存周突然感到心口憋闷，儿子孙保亨是大夫，判断父亲是心肌梗塞，于是叫来汽车把孙存周拉到北大医院，车里没有空调，非常闷热。车子一到北大医院，孙保亨跑下车去叫护士。孙存周嫌车里闷热，就自己下了车，往医院走。女儿过来要扶，孙存周挥了下手说：“不用。”话音未落，刚一迈台阶，就轰然倒下。等孙保亨叫护士抬着担架出来时，孙存周已经去世了。孙存周，这位一代武学大师就此成为绝响。 孙存周去世后，武林中对孙存周有许多截然不同的传闻和说法。孙存周一辈子我行我素，刚直不阿。得罪的人确实不少，加之每个人的立场不同、背景不同，所以评价也就自然不同。有人故意贬低，有人无端造谣，当然也有实事求是者。如叶大密的弟子金仁霖介绍，叶大密认为：孙存周有古侠遗风，气质超拔，是近代武林中非常罕见的武学大家，其武功造诣不在同时代任何人之下。褚桂亭认为：孙存周的技击造诣是同时代的其它人所望尘莫及的，他是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周剑南（姚馥春、耿霞光的弟子）认为孙存周性格刚强爽直，其武功造诣确在所见过的水准之上，眼界也高，见解过人。此外，孙存周的学生张烈认为：孙存周的气质品行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他的人生偶像。孙存周高超的武艺更为他平生仅见，而孙存周对他的教导不仅仅是武术，更多的还是在做人做事上。张烈回忆说：“我年轻时好斗殴打架，到后来已经不是为自己打，而是为别人打，谁有事都来找我去打，差不多快成为打架专业户了。孙存周知道后对我说：‘我不希望我教出来的学生就是个打手。’‘练习拳术，重在得其精神，得其精神就能文武合艺，文能素手发科，武能舍身临阵，得让人说这小子真行！’就这几句话，我从此不再打架了。和我一起打架的那些人后来都被劳教了，而我能考上了大学，孙存周的那几句话起了很大作用。”张烈又说：“孙存周教拳有三个显着特点，1是对基本功要求的十分严格，2是练拳强调假想敌，3是强调用脑子练习技击，强调培养想象力。在教我练拳之余，还经常给我讲一些寓言一样的故事和做事情的原则、道理。比如，我大学即将毕业那年，孙存周在我练拳休息时在一个烟盒上写了这样几句话：‘天下之事，虑之贵祥，行之贵历，谋在于众，断在于独。’我看后印象很深。那时我面临毕业分配，确实需要有人在虑、行、谋、断上给予指点。孙存周写这些时，好象是漫不经心的，但对我的影响却很大，终身难忘。后来我琢磨着孙存周讲任何道理，就象他教拳一样，他认为你现在需要明白什么道理的时候，他就在这个时候把点破这个道理的话告诉你。”张烈又说：“虽然孙存周少一只眼，但那真是个帅老头，一举一动，那股精气神绝对与众不同。走在大街上就是不一样。我们往他身边一站都觉着骄傲。” 孙存周不仅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武学奇人，更是一位有着独到见解、学养深厚的武术家。孙存周的武学思想可以概括为以孙禄堂先生“拳与道合”的武学思想为指导，形成了具有自然、简约、圆融、致用、中庸五大特征的、极具实践性的武学体系。这就是以自然为特征的修拳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择拳时要顺其自然，二是要求练拳时要合乎自然，三是讲究用拳时要自然而然），以简约为特征的修习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修为内劲的基本规矩是统一的，其基本结构是简约的；二是内劲是技击技术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便使博采百家之技，进而融会贯通有了内在体验的依据，于是在拳学的研修中能化繁为简，使技法化归于内劲的运作；三是辨理简明，即中华武术派别林立、拳式繁杂，如何辨明其优劣合理性，应以是否合乎内劲为宗），以圆融为特征的技术体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技术上的圆融，即以内劲修为为基础的技术体系要博采百家之长，并将其融入习者自身的本性之中，形成具有自己本性特征的技术体系。二是道理上的圆融，即以内劲为宗，文武互参共进，体万物而不遗，拳、知、理、性浑然一体，格物旁通），以实效为特征的训练方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严谨规范，第二是以简驭繁，第三是练打合一），以中庸为特征的价值观念（指通过拳术的修习能使习者的精神气质产生变化，从而心性与行为皆合乎中庸的标准，中庸是作为一般人的个人拳学修行的最高成果）。 尤其是孙存周凝炼与倡导的文武合艺教化精神的武术思想对今天武术的发展更具有启示意义。在孙存周先生诞辰110周年之际，仅以此文表达对这位武学大师的追慕与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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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逸湘
发表于 2011/8/29 14:4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