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徐文医生被严重砍伤所想到的--医生是弱势群体（张友平医生的BLOG）

励杏老人

【另一面】中国医生：活多、钱少、高危
2011-09-22 03:24:32　来源: 网易　有20414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4)
另一面专题：中国医生：活多、钱少、高危

导语：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徐文日前被患者砍伤引发全社会对医生群体生存状况的审视。据媒体粗略统计，全国今年已发生9起医生被打事件。在医患冲突愈演愈烈背景下，曾经的白衣天使何以变成付出太多、所得太少、压力太大、名声太差的矛盾人群？

备受威胁的中国医生

每年医疗纠纷近万起，7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

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调查统计，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了22.9%。据中新社2007年的报道，国家卫生部新闻办透露，2006年中国内地发生9831起严重扰乱医疗秩序事件，打伤医务人员5519人，造成医院财产损失超过2亿多人民币。

据中华医院管理学会2001年的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326所医疗机构中，321所（98.47%）医院存在着被医疗纠纷困扰的问题。另据卫生部统计，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有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43.86%发展成打砸医院的恶性倾向。

随着患方与医方纠纷攻防的强弱转化，医患纠纷近年来大有从民事经济纠纷走向群体性政治事件的危险。在2009年6月，中国内地先后发生6起“血溅白衣”事件，有医院院长挨打致肋骨多出骨折，有当班护士被人砍伤颈部，抢救无效身亡，有医生被患者家属围攻，跳楼脱身……上述6起医闹事件共计造成近20名医务人员伤亡。

干得多、拿得少、压力大——不想下一代当医生

工作负荷严重“超载”，超过四分之一的医生存在心血管疾病风险

截止2009年，中国每千人城市人口的医生人数是1.75人，而每千人农业人口的医生数只有0.47人（2005年美国的人均医生数是每千人3．59个，法国3．37，英国2．2，韩国1．6）。由于中国医务人员编制由当地卫生部门统一计划，当病人增多时，医生给每位患者提供合理质量的医疗服务就很难保证。此前有报道调查医生就诊时间发现，眼科医生包括使用检查仪器在内，每位患者耗时5分钟，内科医生问诊时间平均7分钟。“排队3小时、看病3分钟”这样的抱怨常常发生。

由于中国医疗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医生工作强度之高再所难免。根据丁香园在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49.2%的医生每隔4至5天就要上一个夜班，76.1%的人中午休息不超过半个小时；80％的人工作中顶多只有10分钟的时间休息。此外，参与调查的所有医生都曾连续工作24小时以上，其中，18%的人曾连续工作48小时以上。长年高负荷工作，中国医生“医不自医”的情况十分突出，超过四分之一的医生存在心血管疾病风险，三十五岁以上男性医生高血压患病率已是健康人群的两倍。

根据美国医疗网站medscape对全美22种专业，共15794名医生进行的调查，70%的医生，每周的工作时间在55小时以下。23%的医生每周接待病人在49人以下，41%的医生每周接待50到99人。在相同的工作时间内，接待更少的病人并不代表低效率，而代表医生可以在每一个病人身上花更多的时间。只有不到5%的医生接待一位病人所需的时间在9分钟以下，有15%的医生甚至在每一位病人身上要花去25分钟以上的时间。

写病历占用60%上班时间，诊断和治疗难分身

中国医生要处理的病人多但却缺乏效率，由于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常常是大量时间、精力被用来完成与治病救人无关的事。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日前在博客刊登了一个普通医生写给卫生行政部门的建议，在这份信中，医生自爆每天要用大量的时间书写大量的文字（病历），而只用很少的时间去为病人解决实际的医疗问题。另有妇产科医生回应称，值班时经常24小时睡不了觉，病历书写超过60%的时间。“强烈建议简化病历书写，否则怎么能做好医生最重要的工作——诊断和治疗。”

在这一方面，美国的医护人员显然要轻松很多，他们很少会做这些没有“技术含量”的“脏活累活”。一般的美国医院里医生和护士加在一起一般只占医院总人数的50%，其余人员都是辅助人员和行政人员。有将近50%的美国医生每周的文书工作在9小时以内，超过20小时的不到15%。合理的医生和护士比例能有效减轻医生的负担。美国医院内，医生与护士的比例大约为1比4，而中国医院的医生与护士比大约为1比1.5.

95.66%的被调查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相符

在中国，医生的收入可能在社会整体收入中排名在中上水平，但考虑到成为医生所投入的教育成本以及救人性命创造的价值，医生薪酬仍远低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医生的收入水平。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最新的医师执业状况调研发现，95.66%的被调查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相符(不相符+很不相符)，而其中选择“很不相符”的比例高达占51.00%。

医疗行业是高风险高技术含量的行业，但中国医生的平均工资仅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19倍。而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美国医生的平均年收入是17.4万美元，医生的收入是普通人收入中位数的3.95倍。日本中年医生平均年收入可达1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0多万元），比国民平均收入高一倍多。中国香港医生初入行时的平均月收入就超过5万港币，且会逐渐按年资增加。拥有10年工龄的医生的月收入约10万港币。台湾地区这几年医生收入略有下降，但总体也能保持在年薪百万新台币之上（合人民币20万至30万元）。

近5成医疗工作人员对执业环境不满，78%的医生父母不希望子女学医

最新的医师执业状况调研中，中国医生对执业环境状况的担忧并没有明显改善，近一半(48.51%)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的执业环境不满意，而满意的比例为19.02%。调研报告分认为，医患关系紧张、医疗纠纷增多，医师普遍感到执业中的人身安全和人格尊严得不到保障等原因造成了医生对执业环境的负面感观。这种负面情绪还直接医师对下一代的职业规划和建议，因为有78.01%的医师不希望自己的子女从医，支持、肯定从医的父母仅占6.83%。早先的调查统计也显示，在近10年的高考状元专业选择调查中，几乎无人选择医学，考生们最热衷向往的专业是——经济管理。

在美国，不算离谱的工作时间，加上丰厚的收入带给医生的是较高的职业满意度和归属感。根据调查，有53%的美国医生对待遇感到满意，护理人员中，也有48%对收入感到满意。在被问到如果有机会选择，还会不会再当医生时，69%的美国医生明确表示会，只有12%的美国医生表示不会。

医生困境如何造就？

价格管制忽视医生价值，酿以药养医、红包回扣恶疾

乱开药、过度检查、收红包、拿回扣一度成为医疗纠纷中的导火索，也被认为是医生群体道德下降的证据。造成乱象的根本原因却不仅仅是医生在垄断医疗服务资源之后的利欲熏心。在医疗服务价格管制和药品最高零售价被政府管制之后，医生的工资与每天的工作量和强度、专业技术、风险来对比严重失衡。政府对公立医院实行收支两条线，支出不能超过总收入。于是多开药、多做检查就成为医院创收、医生谋生不得已的做法。

相比之下，国外医院不受价格控制，让医生通过门诊等技术服务“以医养医”，不但劳动价值能够体现，也杜绝了多开药的腐败空间。在香港，持本港身份证的“符合资格人士”急诊收费每次100港元、住院、护理、注射也是按劳收费。因为在服务价格标准提升后，医生会用尽量利用专业知识看病问诊，开药反而成为增加成本的事情。

医疗资源分布不公使城市大医院医生疲于应付

中国的医疗投入总体上不足，医疗资源分配不公。社区医院本应是患者就医首选，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基层卫生机构的就诊率达80％以上。但中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80%的优秀医生又集中在大医院，县级以下公共卫生机构仅1/3能正常运转，1/3处于瓦解边缘，1/3已瘫痪。这种配置不公导致大病、重病都得到大城市大医院就医，供需关系进一步失衡，不仅为医院为医院追求“高药价、高耗材”的过度医疗提供了条件，也使得大医院人满为患，专家诊治“一号难求”，为数不多的医生只能疲于应付，恶性循环。

医疗鉴定秘密进行，鉴定人不署名担责，广州9成申请被鉴定为非医疗事故

多数医生被打事件源于医患纠纷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导致患者对院方极度不信任甚至寻求报复。当医患纠纷寻求司法途径解决时，面临的首要难题就是公正的医疗鉴定。但从2002年9月起，《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舍弃追究医疗违法犯罪的职责，把原来由国家事业单位（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的鉴定，规定为肇事医生及其机构入盟的社会组织医学会召集秘密进行（参加鉴定合议的医生不在鉴定书上署名担责），且不区分、不鉴定医疗责任事故，这种在以往被用来作为追究医疗违法犯罪行政和刑事责任的重要事项经修订后被认为是执法倒退。


此外，一次鉴定通常需要数月，最长可达两年多。耗时过长令许多患方难以等待，因而不选择鉴定。医疗鉴定的最终结果大多不利于患方。2003年至2005年，广州地区的医疗事故鉴定共354宗，仅39宗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占11.02％，即申请鉴定的近九成医疗纠纷被鉴定为“不属于医疗事故”。

结语：信者为医？药开多了是过度医疗，开少了是水平不行；待患如亲？给治好了是“涌泉相报”，治不好是“拔刀相向”；这场关于信任的纠纷中，真正的危机在于医生也成了“病人”，而病人却无法自救。（出品：网易新闻另一面，编辑：鲁欣、李狄皓）

(本文来源：网易) 责任编辑：NN051

励杏老人

曹林：反思医患关系，舆论要突破“摇摆律”
2011-09-19 08:22:45　来源: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北京)　有878人参与 手机看新闻 转发到微博(2)
这样的舆论摇摆中，带来的不是宽容与和解，不是理性的反思，而是不断强化的敌意和冲突。医生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患者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这种“受害者”意识中都会选择报复对方，对对方充满防范和敌意，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作者：曹林

9月15日下午，一名就诊男子在北京崇文门同仁医院将耳鼻咽喉科主任徐文砍伤。据称，伤者双臂被砍十余刀。卫生部新闻发言人表示，强烈谴责伤害医务人员的暴力犯罪行为，卫生部要求北京市卫生局组织专家全力救治受伤女医生，密切配合有关部门严惩凶手。（9月18日卫生部网站）

这起残忍的伤医行为，在舆论界和业界都激起强烈震动。许多医务工作者在悲哀于同行被伤害的同时，都表达了发自肺腑的寒心；而时常发生的这种伤害事件，不仅摧毁着他们的自尊，也动摇着他们对这个职业的信仰。

借着这起恶性的伤害事件，很多医生都在表达很久以来被压抑的职业郁闷：他们的身心不仅在日常行医中遭遇“医闹”的伤害、威胁、骚扰和羞辱，而且还要承受来自舆论的精神暴力：舆论总体上站在批评医风医德的那一边，借助一些个案，将一个群体污名化和妖魔化。

对于同仁医院女医生的被残忍伤害，我注意到，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舆论这次站到了医生那一边，跟医生一起谴责凶手的暴行。一位媒体研究者的反思很有代表性：想想我们绝大多数的人都终将有一天会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医护人员，看看这位大夫发出的悲凉，也许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目前的医患关系有多么紧张和多么危险了——消弭当下从当年的“鱼水”走向“水火”的医患关系，需要这样深刻的反思。

这样深刻的反思，让我注意到一种现象，就是舆论在反思医患关系时的摇摆。当发生一起患者被伤害的事件后，舆论会高举道德大棒，把医生当成敌人，一边倒地站到患者那一边，严词谴责医德的堕落和医风的败坏。而过段时间发生一起医生被伤害、被羞辱的事件后，舆论又会站到同情医生的那一边，谴责患者的蛮横、偏执和极端。关于医患关系的舆论风向，随着这些极端的个案，不断发生着周而复始的情绪化摇摆：患者被伤害了，就同情患者，谴责医生；医生被伤害了，就批评患者，同情医生。


典型的案例是，前段时间武汉一患者因为钱带得不够，手指被缝合后又被残忍地当场拆线——这起令人发指的事件中，对医德沦丧的讨伐达到了顶点。可这次发生在同仁医院的残忍伤害医生的行为，使舆论风向发生急速的转化——舆论对医患关系的理解，似乎完全受这种极端个案的操纵，缺乏理性和客观的认知，基本是在情绪化和极端化中摇摆。昨天目睹惨剧，对医生大加鞭挞的人，今天受到另一起相反惨剧的触动，成了医生的同情者。

这样的舆论摇摆中，带来的不是宽容与和解，不是理性的反思，而是不断强化的敌意和冲突。医生感觉受到了莫大的委屈，患者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这种“受害者”意识中都会选择报复对方，对对方充满防范和敌意，于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医患关系在摇摆中自然不断恶化，这一次的伤害事件，可能就埋藏着下一次对对方的报复和伤害。

反思医患关系，首先要走出这种舆论“摇摆律”，而走出情绪化的摇摆，则要摆脱这些极端个案，站到客观的立场上进行反思。

(本文来源：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责任编辑：NN074

励杏老人

同仁医院血案全调查2011年09月26日 09:47
来源：财经《新世纪》
字号:T|T3人参与1条评论打印转发2011年9月22日，周四。

按照同仁医院门诊排班表，这一天，本是耳鼻喉科主任徐文大夫每周的坐诊日。和往日一样，上午8点不到，位于四楼的耳鼻喉科第二诊疗区门口已经熙熙攘攘，如同闹市。可是，徐文没有出现；也许，很久很久，她都不会再来了。

一周前的9月15日下午4时许，徐文昔日的患者、曾经衣食富足的草根书法家王宝洺，在徐文的诊室门外，向徐文举起了砍刀。徐文抬手抵挡、躲闪、奔逃，最后仍然身中17刀，倒在血泊中。

一位在场的实习医生回忆：“事发突然，周围的人惊呆了，根本来不及反应，等回过神来，徐文已倒入血泊中。”耳鼻喉科行政主任于振坤事发后迅速赶往现场，至今心有余悸：“满地是血，太惨了。”

参与了抢救徐文的同仁医院一位医生，事后对财新《新世纪》记者描述了事发时的惨状：“徐文左臂上举，死命护着脑袋……总共21处伤，头面部7处，双上肢10处，左下肢2处，左臀部及背部2处，刀刀见骨，左上臂的肌肉、肌腱、骨头全都露着……”

徐文，43岁，留美归国的医学博士，业界公认的喉科专家。2011年元月，她刚刚担任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至今未婚，和父母同住。

当天下午3点37分，她打电话给60多岁的老父，说不回家吃晚饭，要加班准备一份讲课材料。晚6点，已不准备等女儿回家吃饭的徐父，意外从电话中获知了女儿受重伤的消息。

同仁医院紧急调集最精锐力量全力抢救。九小时后，徐文保住了生命，转入重症监护室观察。

行凶者王宝洺，今年54岁。五年前，徐文曾经为他动过喉癌手术。当天下午，他来到徐文诊室时，徐文忙碌一天的坐诊已快要结束。她从早上8点开始，除去中午两小时午休，一直在为患者检查。

没有人注意到王宝洺如何在门诊室外堵住了徐文。因事发突然，在场的人们只是目瞪口呆地看着他在追砍徐文后扬长而去；两小时后，他在北苑附近被警方控制。

事发后，王宝洺的亲属都否认他是一个生性暴戾的人。王妻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时称，王宝洺以往性格开朗、喜交朋友、爱唱歌。患病前，靠办书法培训班谋生，年收入曾达数十万元。患病后生活潦倒，性格变得有些抑郁。

王妻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事发前一天，王宝洺心情很好，还参加了一个书法界的活动。事发当日下午四五点，她接到王宝洺电话，让她赶紧去北苑地铁。到了那，两人刚见面，就双双被赶来的警察拘捕。

若不是五年前患病，王宝洺托熟人介绍找到徐文诊治，两人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交集，这起震动业界的悲剧或许不会如此降临。

漫长的五年中，这一对医生和患者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王宝洺入院

喉癌在早期易被发现，因此治愈率比其他癌症要高。王宝洺的术前检查结果也显示属于喉癌早期，他自信不至于丧失性命，甚至还能保持语言功能

血案的发生并非没有征兆。

事发第二天，王宝洺的博客被人发现。八篇写于2009年的文章，单方面记录了他于2006年在同仁医院医治喉癌的经历、纠纷和诉讼过程。博文的最后几篇文字里，已充满了对徐文的仇恨，其中一篇博文的标题称“血债要用血来偿”。

据博客记录和王妻透露，2006年8月30日，49岁的王宝洺因声音嘶哑近一年，托在同仁医院眼科工作的亲友找到了徐文。

徐文擅长各类咽喉部疾病、嗓音疾病诊断及治疗，同仁医院称其目前已开展多项嗓音外科手术，包括甲状软骨成形手术、声带注射填充手术及喉狭窄微创手术等，均处于国际同等水平。

从徐文口中得知自己患有“声带肿物”（喉癌）后，素来身体健康的王宝洺并不相信。9月26日，王在同仁医院门诊手术室进行“活检术”；10月8日，病理显示“右侧声带鳞状细胞癌”，他才接受自己身患癌症的事实。

但并非所有癌症都是绝症。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喉癌发现都在早期，因声带狭小，一有肿物，患者即有说话嘶哑等不舒服的感觉，不同于胃癌和肺癌肿物在生长早期，病人感觉不到，一旦发现即是中晚期。因此，喉癌治愈率比其他癌症要高。当时王宝洺的情况也是如此，术前检查结果显示，他的病情属于喉癌早期。

但是，喉癌手术有可能导致发声功能丧失，这让依靠办培训班为生的王宝洺难以接受。

王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幼年生活坎坷，因家贫过继给大伯。下乡插队回城后，分配到光华染织厂，后调到和平里医院病案科工作。

他自幼酷爱书法，后自学成材，获得了一个既能用来谋生、又足以让他自豪的“书法家”头衔。曾经代卖过他的作品的京城天牛画廊工作人员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几年前，王宝洺总是来潘家园和画廊的人喝茶聊天，“人很健谈，开朗，虽然在圈内的名气不大，但字写得不错，出了不少书。”

1996年，王宝洺办了两个书法学校，自任校长，年收入数十万元。王妻给记者看了当年的全家福：一家三口站在别克轿车前，其乐融融。

确诊喉癌后，徐文向王宝洺通俗地解释过病情。根据王宝洺自己博文中的回忆，徐文对他说：“你发现较早，是初期，只要切除单侧声带就可彻底根治。”王宝洺随即追问：切除单侧声带是否影响讲话？他担心自己“像李文华那样”。

在他的印象中，徐文不仅肯定地回答了他，还有些不耐烦：“李文华是喉癌晚期，做的是全喉切除的大手术，你是喉癌早期”；“即使切除单侧声带，也是不会影响说话的，只是声音有些沙哑罢了！而且现在医疗、手术技术很先进，什么‘玻璃切片’‘激光仪器刀’都是国际领先的技术，保准没问题，你就放心吧！”

徐文“不影响说话”的判断，给王宝洺吃了颗定心丸。后来，王宝洺陆续还提出了一些“不手术、中医治疗”的要求，被徐文一一驳回。

尽管如此，从对患癌的恐惧，到知道“不丧失性命”，而且“还能说话”，王宝洺还是痛痛快快地接过了徐文开的住院单，并于2006年10月12日住进同仁医院。

然而，日后的手术并未让王宝洺满意。他在博文中指责，徐文“手术没做干净、彻底”。他认为，由于徐文的首次破坏性手术，使其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两次大手术，最终成为一名“丧失了语言功能、劳动能力、嗅觉功能的残废人”。

手术风险

多位肿瘤专家均表示，徐文制定的治疗方案并无方向性问题，但手术存在一定风险，并非王宝洺最初认为的“万无一失”。不幸的是，小概率事件偏偏成为现实

据王宝洺自述，徐文和他的最初谈话，只有短短半小时左右，其间却包含了对一场喉癌手术治疗方式、风险、预后效果的多个关键信息。

徐文为王宝洺确定的“激光手术”治疗方案，全名“CO2激光声带切除术”，是一种区别于传统手术的新型手术方法。

资料显示，这个手术在癌前病变及早期声门癌治疗中独具优势，它根据病变范围采取声带黏膜脱落、声带部分切除、声带完全切除和声带扩大切除等不同方式，不但可阻隔恶性发展趋势，根治肿瘤，还能最大程度地保留发音功能，局部控制率及五年生存率与放疗、喉裂开手术相同。

与传统手术相比，该手术还有以下优势：手术迅速，并发症低，患者痛苦少，患者术后仍可发音。

“属于微创手术，不流血，患者几天就可出院。”同仁医院耳鼻喉科负责人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该技术是业内公认治疗早期声门癌的首选，同仁医院的应用在国内也居于领先地位。

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的多位肿瘤专家均表示，徐文制定的治疗方案并无方向性问题，但手术存在一定风险，并非王宝洺最初认为的“万无一失”。

对此，同仁医院一位负责人解释：手术过程中，有的病变会一目了然，但也有无法判定的情况。如病变本身不明显，有可能无法判断病变组织的边缘，这就存在首次手术无法完全切除病变的可能，经验再丰富的医生也不可能绝对避免。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主刀大夫“会在病变上下两端取两块‘切缘’，再进行病理化验”。他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切缘”的目的，是通过进一步检验，确定手术部位是否还存在癌细胞，是否需要进一步手术。

上述负责人表示，CO2手术的劣势在于只能治疗表面的肿物，深层的肿物难以触及。“激光是烧掉肿物，有被烧焦的边缘，不像传统的手术刀，一刀划下去就可以切掉。如术中取的‘切缘’还存在癌细胞，那么仍需要后续传统手术继续治疗。”

财新采访的两位业内专家，对王宝洺的病历资料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王宝洺所患喉癌，虽属喉癌早期，但并非程度最轻的那一类。据财新《新世纪》记者所见2006年10月17日术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医学影像学诊断报告书”显示，“有淋巴结可见，但未产生淋巴结转移”，排除了三期的可能性，属于喉癌早期；但是，王宝洺的喉癌也并非程度最轻的I期，I期的肿物仅在表层和黏膜层，而王宝洺“右声带旁脂肪间隙部分消失”，这意味着肿物已不仅存在于表层和黏膜层。从影像范围来看，II期的可能较大；但确定到底是不是II期，仍需要从术中取病理切片来确定。

专家表示，对肿瘤的认识和判断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术前的CT和喉镜只能看到表面的影像，术中的病理切片则是了解深层组织的情况的惟一途径。

上述一位专家表示：“不管是I期还是II期，以徐文所说的‘激光手术’来治疗，大方向无错。如果进行全喉切除手术激进治疗，相当于在一个小病变上，挖了一个大坑，在保命上万无一失，那患者就会丧失说话功能；CO2手术的问题可能会相反，好比在一个大疤痕上挖个小洞，能保住说话功能，但搞不好还需再次手术。”

问题是，从王宝洺博文记叙看，徐文那场让他感到吃了定心丸的谈话，却并未让他明确获知还有另一种可能：即术中并未切除全部肿物，有可能需要再次手术。

不幸的是，小概率事件偏偏成为现实。

2006年10月19日，从中午11点开始、到12点结束的手术中，徐文发现肉眼肿物并未清晰可见边缘，于是术中取了“切缘”，术后把三部分标本送检：其一为右声带肿物大体标本；其二为病变前联合切缘；其三为右声带外切缘。

对此，王宝洺博客记载称，“术后，徐文对我爱人说：‘手术没做干净、彻底，你们再去其他医院做治疗吧！’”

此事真伪已无从对证。但一周后，10月25日北京同仁医院的病理诊断书上显示：“（外切缘）粘膜组织，部分区可见肿瘤。”这个结果，让王宝洺坚信：徐文并没有治好他的病。
  术后冲突

患者缺乏医学知识，加之沟通不畅，最终使得医患之间的信任荡然无存

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专访时，上述同仁医院耳鼻喉科负责人称，首次手术无法完全切除病变的情况比例极少，不幸还是发生在了王宝洺身上。

但是，对于医院是否就手术风险尽到告知义务，他特别强调：此前已按惯例明确告知患者，并有患者方面的签字确认。

财新《新世纪》记者看到了日期为2006年10月18日的“北京同仁医院手术同意书”。其上第八条为“术后病理报告肿物若为恶性，需再次手术”；手术同意书上，王宝洺的签名清晰可见。

或许是由于对手术效果心理落差太大，王宝洺此后的举动表明，在肿物恶性成为现实后，他对手术同意书上的“风险提示”选择了忽略不见。

当时，对于谁也不愿意看到的意外情况，徐文提出了两种治疗方案供王选择：进行放疗，或再次手术切除病变；由于同仁医院没有放疗服务，如选择放疗则需转院。

同时，出院病历写明，王宝洺需定期返院复查。

徐文提供的两个方案，王宝洺全部予以拒绝。为何如此选择？只有王宝洺本人才能给出答案。而从王妻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的叙述中，只能感知那段时间里王宝洺的痛苦，以及他内心的迷惑。

自从做了手术，王宝洺一直想找徐文沟通。手术前一天，徐文才从外地出差回来，没有和他们交流第二天手术的内容，这让夫妻俩非常不满；手术后，王妻称，她多次找徐文都没有找到，护士总回复她，“医生忙着呢，在做手术呢，没在”。

王妻说，她在住院区和门诊区，都找不到徐文。“其实他就是手术后疼，我们想找她问问，如果能解释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

对比后来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治疗时的情况，夫妻俩对同仁医院越发不满。王妻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肿瘤医院手术前一天，医生曾和他们仔细分析了病情以及手术的优劣势。

然而，偏偏王宝洺一直找不到徐文，这就为灾难埋下了种子。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王妻自言自语地叹息说：“总找不到徐文，偏偏那一天，被他碰上了。”

2006年10月23日，王宝洺从同仁医院出院。10月31日，他即到肿瘤医院进行会诊，病理会诊报告单上显示，“烧痕处可见肿瘤”——这其实就是一周前同仁医院病理报告的另外一种表述方式。

但并无医学知识的王宝洺不可能理解这一点；同时他不可能或许也不愿意接受，激光手术不能像传统的手术刀那样清楚地切割深处肿物。

肿瘤医院“术后CT双侧声带组织明显增厚”的诊断结果，更让王宝洺愤怒莫名——既然说切除右声带，为何还存在声带？他甚至认为，徐文做了一场“伪手术”。

其实，这里所说“声带”并非器官，只是影像学表述的概念，对应于声带所在的肌肉组织，所有CT等影像检查都作同样表述，不论声带本身存在与否。

医学术语与普通语言相距太远。悲剧是，此刻没有人给王宝洺讲解这一切；或者，他的思维已经无法跳出他的受害想象。

同仁医院一位医生事后说，王宝洺的疑问，是一个病人正常的想法。但他强调，“医院接到投诉后调集了他住院手术的病历，也调集了手术所送的病理标本，组织专家进行讨论鉴定，结论是别的医院在CT上看到的这个‘右侧声带’，是肿瘤的复发，还在那个部位”；“后来他在外院做了全喉切除，术中所见和术后标本都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徐文给病人不可能做的是‘伪手术’。医院和徐文本人反复给他讲这个道理，给他看病理标本，但是王宝洺不能理解，他认定就是徐文害了他。”

或许正因为此，徐文随后在病历上为王宝洺所留的两条医嘱，对其已失去效用。

术后越早放疗越有效，王宝洺的放疗在海军总医院进行。7000拉德的放射剂量尽管已经足够，但王宝洺病情在几个月后继续发展。

2007年7月21日，他再次出现在同仁医院就诊。因病变快速生长，此时他已出现了呼吸困难等症状。抢救中，同仁医院为王宝洺紧急做了气管切开手术。

2007年7月31日，患者自行出院。此时，医患信任或许已经荡然无存。

出院后，王宝洺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找到头颈外科主任医师吴雪溪就诊。吴雪溪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回忆说，王宝洺当时的情况是“肿瘤复发，且已是晚期（Ⅳ）”。

“有的肿瘤属于‘跳出来’型，比较好办；有的属于深处纵横捭阖型，王宝洺的情况属于后者，较为复杂。”吴雪溪说。

此时，惟一的选择是保命，做全喉切除手术。

王宝洺当时依然不信自己已达喉癌晚期，更不愿就此丧失说话功能。他不理解“表面上看起来好好的地方，底下是肿瘤”，直到吴雪溪为他做了喉部穿刺，看到病理结果确实是深处有肿瘤细胞，王宝洺才转变态度，同意做全喉切除手术。

他的发音功能就此丧失，再也不能为学生讲课了。

痛楚人生

失声后的王宝洺，外形越来越像一个“艺术家”。他留起胡子，戴各式各样的帽子。只有家人知道背后的痛楚与隐情

“独守半尺禅房，只余半条性命，不想半途而废，还有半步人生？”王宝洺失声后曾写过这么四句话。但事实上，他的举动只体现了前两句的颓废，全无后两句的坚持。

他好像变了一个人。最明显感受到变化的是他的妻子。做了气管切除和全喉切除手术之后，王宝洺颈部有个小孔，插着一个直径约2厘米的人造气管，用来呼吸和吐痰。平常说话，则靠食道的颤抖来发声。

王妻说，因说话声音奇怪，王宝洺经常被人另眼相看，导致他心情抑郁，没有宣泄的渠道，“有时着急了还会揍我”。

一向依赖王宝洺的妻子，此后成了他的贴身护卫，只要王出门，她都会跟着。惟独出事那天，她因头疼，放他独自出门。忆及此，王妻痛悔不已。

他们的家庭生活每况愈下。书法学校停办，每年少了数十万元收入，家庭开支靠低保和积蓄维持。王妻让财新《新世纪》记者看的全家福上的别克轿车，也已经变卖。

王宝洺的外形也越来越像一个“艺术家”。他留起胡子，戴各式各样的帽子。只有家人知道背后的隐情。他的姐姐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他原来有胡子但不长，后来是为了遮住脖子上的伤疤才留那么长的；以前也不戴帽子，是生病后怕受风，身体特别弱，才常年戴帽子。”

天长日久，王宝洺越来越认为，是徐文那场“失败”的手术，改变了他的人生。

夫妻俩也曾去找医院理论。当时王不能说话，只能在纸上写字表达意见，由其妻和朋友代为转述。接待的有三四位，包括主任和副院长。双方不欢而散。

“你们去法院告吧。”这句话把王家推向了司法渠道。
遥遥司法路

久拖不决的案子成了王宝洺的心结。他经常说：“把这事赶紧解决，早点了结，就解脱了”

2008年7月，王宝洺将同仁医院和肿瘤医院一起告上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共索赔1700多万元。

起诉书称：同仁医院违反诊疗常规，术前准备不充分，手术操作草率，未将肿瘤组织全部切除，直接导致手术失败。

王宝洺认为，他以教学为业，同仁医院的手术导致他丧失发声功能，终生残疾，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书画家行业属于特殊群体，年龄越大，价值越高”。按照手术前的收入水平，未来的30年，他的误工费共计1500万元。

王妻解释，王对肿瘤医院的治疗没有意见，之所以把它也拉进来，是因为同仁医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肿瘤医院在朝阳区。他希望能在朝阳区起诉，害怕东城区法院偏向同仁医院。

谁也没有料到，此次诉讼会如此漫长而艰难。

起初，法院委托东城区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鉴定。但王宝洺认为，同仁医院交给法庭的病历，存在伪造、病程记录不全等问题。

2008年9月，东城区医学会发函称，由于患者对医疗文书多方面存在质疑，故在未能明确病历真伪之前，医学会不能组织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现中止王宝洺医院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

2009年初，朝阳区法院认为，案件与肿瘤医院关系不大，在王同意对肿瘤医院撤诉后，将案件移交东城区法院。

2009年6月、8月和2010年11月，东城区法院曾就病历的真实性进行了庭前谈话，让双方表达质证意见。王宝洺坚持认为，同仁医院提交法庭的病历不真实。他认为有三方面的问题：事后添加、病程记录不全、伪造。

他的主要依据是，同仁医院提交法庭的2006年10月23日出院日志中，添加了“鳞状细胞癌，前切缘未见肿瘤，后切缘见部分肿瘤”字样；住院病历病程记录中缺少五天的记录；有三天的查房记录，徐文医师签名属他人伪造。

同仁医院辩称，徐文授权其他大夫签署，这恰恰证明她在查房，由其他医生记录。只要有病例记录，就能证明大夫查房。另外，那年的10月有几天，徐文去上海开会授课，委托主治医生在住院病历上代为签名，这并不影响病历的真实性。

据王的代理律师称，王宝洺坚持认为，“医院提供了假病历，他们就要输官司，就要赔钱”。

王宝洺在博客中称，“根据卫生部2005年1月21日《关于医疗机构不配合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所应承担的责任的批复》认为，被告同仁医院没有如实提供相关病历材料。导致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能正常进行，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熟悉该案的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王宝洺对索赔数额寄望过高，“显然是不懂法”。而且，他固执于病历的细枝末节。其实，部分的涂改并不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由于王宝洺坚持认定同仁病历为假，诉讼程序停滞不前。于是，鉴定中心就把这个“皮球”踢给了法院。

根据北京高级法院关于鉴定的指导意见，对于鉴定材料的真实性，应该由法院作出认定。可是，东城区法院迟迟未就病历的真实性作出定论。一年后，2009年9月东城区医学会发出终止鉴定函。

2010年1月，东城区法院又委托北京中天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基于同样的原因，司法鉴定也陷于停滞。

该中心负责人谢和平对财新《新世纪》记者称，若医患双方对病历的真伪存在争议，必须要在法院通过质证，然后得出结论；最后，作为委托方的法院要向鉴定中心作出明确的指示，即依据哪些病历材料进行鉴定。鉴定机构没有资格判断材料的真实性。

但法院在这一问题上始终没有作出定论。据了解，王的代理律师在王宝洺的要求下，多次催促法院给鉴定中心发函，确定鉴定材料。法院的人总说，“要请示领导”，或者“再等一等”。

王宝洺也曾去当地卫生局的调解中心反映情况。对方说，“你都告到法院了，我们管不了。”

久拖不决的案子成了王宝洺的心结。他和律师跑了多趟法院。他经常说：“把这事赶紧解决，早点了结，就解脱了。”

在发生血案的当天上午，在王宝洺要求下，其代理律师再一次致电法官。法官说，如果王宝洺着急，“让他自己来找我”。于是律师向王宝洺电话转述了法官意见。

对着电话，王宝洺平静地说：“谢谢你，费心了。”放下电话，他对头痛卧床的妻子说：“我出去一趟”。

几个小时后，夫妻两人再次见面时，血案已经发生。一家人的命运从此改变。

名医命运

徐文已无生命危险，但左上肢功能恢复需要较长时间，大约一年以上

在同仁医院医生们和许多患者的眼中，徐文被砍实属无辜。

一位同仁医院的医生谈到对徐文的印象：“徐主任的名声在我们医院有口皆碑，她人也长得很漂亮，40多岁了，看上就像30多岁，总是充满了活力和热情，身上有一种朝气。”

同事和一些患者口中的徐文，也总是为患者着想。她的实习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谈及徐文时说：“徐主任从不乱开药，不让患者做多余的检查。”

同仁医院一位医生这样介绍徐文：“技术好，人又和气，同事信得过她，愿意把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托付给她；病人信得过她；她出门诊，从上午看到下午两三点钟是正常，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她不好意思拒绝病人。”

徐文的遭遇，让同仁医院的许多医生物伤其类。有的想去看看徐文，因担心影响徐文静养，院方阻止了这一举动。

9月17日清晨，昏迷了十多个小时的徐文才告清醒。9月21日，徐文术后第五天。同仁医院网页上挂出了她的病情：据综合评估后认为：左上肢功能恢复需要较长时间，大约一年以上——至少，在这一年内，这位在同行口中“技术全面”的医生，将不能继续进行外科手术。

王宝洺目前被关押在东城区看守所。其律师杜平儒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已经会见过王宝洺。由于要用食道发音，他说话非常困难，情绪低落，压力很大。

而从9月20日开始，应该是其亲属所为，王宝洺两年未更新的博客又有更新。更新者在质问同仁医院的标题下面，贴出了一张张病历。

其中，手术过程的那张病历上，主刀医生徐文手绘的王宝洺的喉咙病变，醒目、悚然。

励杏老人

为什么医生在中国遭人恨？
2011-09-27 16:25 来源 海尔斯的博客 分享到：     在很多国家，医生都是社会地位最高、最受尊敬的职业之一。然而，在当前中国，医生却是一个普遍遭人痛恨的职业，中国的医患关系也已经恶化到了史无前例的境地。

    在社会舆论中，人们普遍认为医生缺乏职业道德、见利忘义、心黑手狠、草菅人命。在网络上，每次出现医疗领域的负面新闻，人们看见标题就会不假思索地认定，医生一定有错，患者一定有冤。近年来，患者辱骂殴打医生的事件时有发生，甚至还出现了多起患者杀害医生的事件。当医生被患者杀害时，网民们一片欢呼雀跃，认为医生该杀。

    为什么医生职业在中国如此遭人痛恨呢？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弄清其中的原因，如果你真的希望改善自己和下一代的医疗待遇，那么不妨继续往下看。

    医疗是一个特殊的技术服务行业，与一般行业相比，有很多特殊性，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医疗的服务对象是人的健康和生命，是人们最珍惜、最重视的财富，也是人们感受最直接、最深切的事物，因此，患者对医生的要求，比其他行业的消费者对服务者的要求高得多。如果诊断治疗的效果不能达到患者的预期，患者会痛苦、担心、失望、恐惧；如果患者不治身亡，家属则要承受巨大的打击和悲痛。而这在其他服务行业是几乎不会出现的。试比较：甲送自己的电视机到维修店进行维修，结果没有修好；乙送自己的亲人到医院进行救治，结果没有救活。甲乙两人的感受和反应能一样吗？再比较：甲满怀希望地去饭店品尝新菜，结果发现不合自己口味；乙满怀希望地去医院治疗病痛，结果没有治好。甲乙两人的感受和反应能一样吗？所以说，人们在接受医疗服务时，评价标准更苛刻；未能如愿时，不满情绪更强烈，反应也更激烈。当然这不能怪患者，这是人之常情。

    第二，医疗与每个人都密切相关，因此，每个人都有意或无意地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每个人对医疗活动也都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但是，医疗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其中涉及的知识、技术、思路、标准有其特殊性。人们以为自己了解，其实往往并不了解。也就是说，人们对医疗有很多误解。比如，患者因“恶心呕吐”就医，却被要求做头颅CT，患者会觉得很荒谬。患者心想，我是肚子的毛病，为什么要检查脑袋？肯定是医生为了赚提成！如果再加上一个不懂装懂的记者，就可以炮制出极具误导性、煽动性的新闻。“茶水发炎”“三岁儿童查梅毒”“女工输液330公斤”就是借助公众的“不知”和“误解”炮制的新闻闹剧。患者本来就心存误解，再看到这种新闻，正好发生共鸣，于是就认定医生坑骗了自己。患者把自己的“遭遇”再告诉别人，互相强化，就在社会上形成了对医生的负面评价和仇恨的共识。

    第三，跟普通工薪阶层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相比，医疗消费往往比较昂贵。例如，买一个馒头只要几角钱，买一瓶药却要几元、几十元；吃一顿饭只要几十、几百元，看一次病却要几百、几千元，做个手术要几千、几万元。一场小病，一星期的工资都交给了医院；一场大病，一辈子的积蓄未必够用！但是，由于人们对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的重视，人们往往没有选择，只能认掏这笔钱。因此，人们对医疗消费的态度是“既无奈又愤慨”，有一种被劫持的感觉。患者直接面对的是医生，医药费是经过医生的手开出来的，因此患者会觉得是医生劫持了自己，当然就会痛恨医生。

    第四，人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比电子计算机、宇宙飞船、航空母舰、流水生产线等任何人造机器都复杂得多。人类目前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还很局限，诊疗手段也很局限。因此，医疗活动是复杂、高风险、充满不确定性的。有些病就是难以确诊，有些病就是难以治疗，有些病就是会反复发作，有些病就是要死人。有些医疗活动，不可避免地要走弯路、摸索尝试，在摸索尝试中慢慢寻找正确的方向。这一点，类似于科研工作或者侦探工作，而不像照着图纸修人造机器的维修工作。但是，患者总是期望立刻确诊、立刻治愈、立刻解除病痛。对于不能立刻确诊、立刻治愈的情况，患者会认为是医生医术低下或者医生过错所致。对于病情恶化甚至死亡的情况，患者会认为是“被医生治坏了”“被医生治死了”。基于这样的认识，患者当然会痛恨医生。

    第五，疾病本身给患者和家庭带来身心痛苦，这种痛苦需要一个发泄渠道。我们知道，长期卧病在床的患者，有时会因一点小事而发脾气、摔东西，甚至对照顾自己的家属破口大骂。他们真的觉得事情很大吗？他们真的觉得家属很可恨吗？当然不是，他们只是身体不舒服，需要发泄。同样，患者的家属，承担了繁重的劳动和沉重的经济负担，也有情绪需要发泄。医生就成了患者和家属的一个发泄对象。假如他们恰好认为医生犯了过错、救治不力、坑了自己的钱，他们就更容易把医生当成发泄对象。

    基于以上这些特点，医疗行业比其他服务行业更容易发生矛盾和不满，医生也比其他服务行业的服务人员更容易被服务对象痛恨、仇恨，更容易受到人身攻击。

    你可能会问：外国人也一样重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外国人到医院看病也希望妙手回春、药到病除；外国的医疗费用，如果按收入比例计算的话，比中国还要昂贵；那么，为什么外国人就不痛恨医生呢？为什么医生在外国的社会评价和社会地位反而很高呢？这就不能不说到中国的特殊国情了。

    第一，中国的医药费，主要靠患者自己支付。让普通工薪阶层承担医疗这种现代科技服务的费用，当然显得非常昂贵，也就是所谓的“看病贵”的问题。很多家庭因病致贫，很多人因无钱医治而不得不忍受病痛、面对死亡，因此人们对高昂的医药费非常痛恨。而医药费主要是通过医生的笔开出来的，因此人们就会仇恨医生。而在其他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国家医疗福利保障和商业医疗保险非常完善，患者只需自付很小比例的医药费，或者完全不用自付医药费，甚至在接受医疗服务的整个过程中都不需要刻意关注费用的问题，没有任何心理或经济负担，当然也就不容易产生矛盾。

    第二，中国实行的是“以药养医”制度，也就是说，医疗技术收费价格低廉，通过出售药品来弥补收入，维持医院运转。为了实现以药养医，医生必须设法给患者多开药、开贵药，患者因此支付了过多的药费，当然对医生不满。并且，按现行的制度，医生收入与药品利润挂钩，医院用药品收入的一部分给医生发放工资奖金，在患者看来，则是医生收受药品回扣，坑了自己的钱，因此当然会痛恨医生。但绝大多数患者不会考虑这样两个问题：一，挂号费、诊疗费、手术费等医疗技术服务收费，多少年来一直压在低水平，是否合理，是否公平，是否能够维持医院运转；二，医生的收入水平，是否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第三，医疗卫生投入严重不足，由此造成“看病难”。一方面，医院建设不足，基层医院的条件不好，不能让患者放心；大医院的资源紧张，患者就医不容易。另一方面，医护人员的人手严重不足，工作量过于繁重，工作时间过长，夜班、连班频繁，长期常态加班，长期常态被剥夺休班、休假、节假日，甚至自己生病了都不能休息。这样的工作状态，不但损害了医护人员自己的身心健康，也降低了医疗服务质量，增加了医疗风险。患者的感受就是：排了很长时间的队，终于轮到自己了，医生匆匆忙忙看了两分钟就把自己打发了；想咨询问题，医生总是匆匆忙忙、不耐烦，不给仔细解答；医生总是板着脸，没有笑容，说话冷冰冰；呼叫护士，等了老半天，护士也不来。同时，由于工作任务繁重，长时间连续工作，昼夜混乱颠倒，心理压力大，身心状况不良，医生和护士在工作中更容易出差错，给患者的安全带来威胁。

    第四，中国的媒体，往往并不是自由之身。人们觉得“看病贵”“看病难”，对医疗待遇不满意，肯定需要问责。但向谁问责呢？医生就是一个很好的替罪羊。借助“以药养医”制度，国民医疗的经济负担被甩给了患者自己，而道德责任则给甩给了医生。毕竟药是通过医生的笔开出来的，毕竟医生的工资中有一部分是药商给医院的回扣。这两点当然是事实——虽然只是个朝三暮四的数字游戏。媒体通过长期不断的新闻报道轰炸，把这两点事实深深地印在公众的脑海中。医生环节成了公众思考医疗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成了公众关注医疗问题的焦点，于是，医疗领域的一切矛盾就都可以转嫁给医生了。看到媒体报道“医生收回扣”的新闻时，人们不会关注，药品从立项、投产、上市到最终卖给患者，中间要盖多少个公章、跑多少座衙门、批多少道手续、喂多少头官吏，要养活多少人、多少企业、多少机构，经过多少正当和不正当的盘剥；看到媒体报道“医院挂号难”的时候，人们不会关注，为什么号贩子可以开宝马，而给这个号出诊的主任医师、老教授却只能骑自行车；看到媒体报道“护士上班时间睡觉”的时候，人们不会关注，凌晨时分，趴在护理站的桌子上打盹的那位护士，此前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或者她自己当时也在生病却不能请病假；看到媒体自以为是、不懂装懂、夸大其词、歪曲报道所谓的“医疗事故”的时候，人们不会想到，正是因为大多数医护人员超时间、超强度、超范围、低薪酬劳动，牺牲自己的身心健康、家庭幸福，才使得我国医疗体系在官方投入极少的情况下居然能够维持运转！医疗领域的矛盾，被漂亮地转嫁了！

    这就是中国的特色。在这种特色之下，中国的医生，怎能不遭人痛恨呢？只不过，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痛恨不能解决问题，跟着媒体骂医生也不能解决问题，哪怕就是砍死全中国的医生，也不能解决问题。如果我们真想改善自己或下一代的医疗待遇，我们就应该试着探求一下问题的根源。中国人“看病贵”“看病难”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f8e2b30100yyly.html

励杏老人

新一轮医改2年后医患纠纷愈演愈烈 黑恶势力介入
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2011年10月01日00:11我来说两句 (67) 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医患纠纷综合施策

　　在中国启动新一轮医改2年后的今天，医患纠纷为何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而在医患之间信任危机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制度缺失、机制空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菁沈洋周宁周劼人王思海

　　中国医患关系的警钟再次鸣响。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被其患者砍成重伤，酿成业界震动的“徐文事件”。其后，部分同仁医院医生罢诊抗议。

　　联系年内多起暴力袭医事件，人们不禁要问：在中国启动新一轮医改2年后的今天，医患纠纷为何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愈演愈烈？而在医患之间信任危机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制度缺失、机制空白？

　　黑恶势力介入

　　“徐文事件”并非个案。

　　在“徐文事件”发生前4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致颈部受伤、左胫骨骨折；8月，东莞长安医院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致两医生一死一伤；同月，南昌市第一医院患方家属与医院保安共100余人互殴，致15人受伤、3辆面包车被毁；5月，江西上饶市人民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打残；1月，上海新华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持刀捅成重伤

　　分管医患纠纷十多年的南昌市第一医院副院长张晋湘说，前几年发生医患纠纷，患方闹归闹、吵归吵，但都可以和院方坐下来谈，而现在，患方动辄上百人到医院，还没坐下来谈，就先打砸医院、殴打医务人员，然后开口就要上百万元赔付费，两年来，该院赔付患方的总费用已达260万元。

　　卫生部统计资料显示，2006年全国医疗暴力事件共发生10248件，到2010年陡增至17243件。医患纠纷发生后，有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的43.68%有暴力倾向或发展成暴力事件；96%的受访医生表示其所在医院发生过医疗暴力事件，认为医院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正常诊疗活动也受影响。

　　江西南昌市洪都中医院副院长黄科棣有十多年一线处理医患纠纷的经验。他认为，医疗暴力事件非某地独有，已经发展为全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到，参与暴力袭医的人员往往身份复杂，除患者家属外，还有社会闲散人员，甚至是“黑帮老大”。可以说，正有越来越多的黑恶势力介入医患纠纷。

　　2009年，江西南昌县一村民因车祸在南昌市第二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者家属纠集上百人到医院闹事，闹事者中就有刑满释放人员。在上级部门调解后，医院赔偿死者家属16万元，但次日死者家属来医院哭闹称，16万元被“帮忙人员”分走12.4万元，剩下的钱不够安葬死者，医院又给了1万元才平息事端。

　　本刊记者了解到，患方在获院方赔偿后，对“帮忙人员”“论功行赏”已是公开的秘密：老年人100元/天；年轻人150元/天；抱院长腿的200元/天；动手打人的更高。

　　南昌市一些基层民警向本刊记者反映，他们在处置医患纠纷时发现，少数人借医疗暴力事件从中获利，“谁烧纸钱、放鞭炮，谁堵马路，谁冲击医务人员，分工明确，组织有序”。

　　公安部门调查发现，少数乡村干部在医疗暴力事件中推波助澜，扮演教唆者、煽动者甚至组织者的角色。在今年南昌多家医院发生的医疗暴力事件中，都有乡村干部参与其中的迹象。

　　为何非要使用暴力

　　不少受访者认为，医疗暴力事件频发，是医疗体系内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患者对医疗行为不满意本可以投诉，但为何非要使用暴力，这值得深思。”

　　北京患者张女士说，在医患关系中，从双方首次接触起患者便处于弱势地位，比如，挂号难催生了托关系、走后门，送红包、吃回扣也是公开的秘密；一些医院对病人的诊治档案严密封锁，导致医患信息不对称等。而一旦患者经历一系列不公平后仍未达到预期治疗效果，难免产生过激行为，将怨气统统撒给医院和医生。

　　一位在北京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表示，近年来，医患纠纷之所以愈演愈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加剧了医患间的不信任感。

　　“因医患间不信任导致的医疗暴力事件，反过来又使医患关系急速恶化。”南昌市第三医院新生儿科主任吴英说：“现在，医生戒备患者，患者不信任医生，医生从‘白衣天使’变成了‘白狼’。”

　　而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前，医生人人自危，部分医生为了自保，倾向于让患者多做检查，另有一些医生对风险较大的手术，能躲则躲。

　　南昌市第一医院医务科长熊勤芸称，确实存在少数医生故意夸大病情、手术风险、手术并发症的情况，但这是医疗暴力事件频发下医生的不得已而为之。

　　中国医师协会今年对北京、河北、广东等11省市近6000余位各层级医师进行执业状况调查的问卷显示，近八成医师不希望子女从医；约49%的医疗工作人员对目前执业环境不满意，满意率仅19%，很多医生对执业环境感到不安，有的甚至是恐惧。

　　医疗暴力事件带来的更大危害是束缚医学事业发展。中国神经外科医师协会主任委员凌锋认为，如果医生整日诚惶诚恐、忐忑不安，时刻防暴力袭医，势必变成“戴着镣铐跳舞”，还有何精力发挥正常的医疗水平、专注于医疗技术的提升？

　　南昌市第三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栾燕说，在有一定把握的前提下，医生冒一些风险对救治患者有利、对医学科学发展有利。但暴力袭医束缚了医生手脚，直至无人敢做风险大的手术，“从长远看必将导致医学的倒退。”

　　“从长远看，医疗暴力没有真正的受益方。”南昌市第二医院院长车达平说。

　　调解的“死胡同”

　　卫生部、公安部早在2001年就发布公告，严禁在医疗机构内寻衅滋事，故意损坏医疗机构公私财物，侮辱、威胁、恐吓、殴打医务人员等扰乱医疗机构正常诊疗秩序的行为。

　　但不少医院保安对本刊记者说，公安部门打击暴力袭医的力度远远不够，虽然每次事发公安部门都出警，但很少采取拘留等强制措施。

　　南昌市公安局东湖分局副局长廖永明说，公安部要求公安民警理性、平和执法，且在大量群众聚集的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极易导致矛盾升级，现场处置的民警确实骑虎难下。

　　南昌市公安局董家窑派出所所长李秋庆说，暴力袭医事发后，院方人员躲在一边，公安民警被推到风口浪尖，成为患方发泄对象，很多民警衣服被撕破甚至被打伤。“医疗暴力事件的根源是医患纠纷，但有时医院有责任也不承认。到底是患方无理取闹，还是医院推卸责任，公安部门很难认定。”

　　据本刊记者了解，医患纠纷的调解目前主要有四种：一是医患协商，二是行政调解，三是人民调解委员调解，四是民事诉讼。

　　医学鉴定结果是进行调解的唯一合法依据。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后张献认为，医疗纠纷主要由作为第三方的医学会出具鉴定结论，但医患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现状，很容易导致鉴定结果简单草率甚至偏向医院。此外，鉴定专家即便给出鉴定结果也不签字，无法佐证，致使医疗官司久拖不决。

　　南昌市卫生局副局长唐旭平说，医学鉴定短则半年，长则一两年，群众等不及，而且也对医学鉴定不信任，各种调解很难开展。若走司法程序耗时又费钱，群众更不愿意接受。

　　2008年，江西省综治办会同司法厅、卫生厅、公安厅成立省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聘请医学专家、法学专家和人民调解员调解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陈国盛说，建第三方机制调解医患纠纷本是一种创新，但运行半年后，缺陷就暴露出来——因采取自愿原则，医患双方任何一方不愿意，便无法开展调解。“没有引导医患双方接受调解的制度保证，调解委员会难有作为。今年前8个月，仅13起医患纠纷接受调解。”

　　于是，相较而言，反而是医疗暴力事件成为获赔最见效的手段。有医院工作人员表示，一旦暴力袭医事发，政府出于维稳，往往不分青红皂白要求医院“花钱买平安”。

　　南昌市多家医院负责人认为，其实花钱买不到平安，而恰恰是这种并不得当的处置方式导致“大闹大得、小闹小得”，助长了医疗暴力事件的歪风。

　　民间有顺口溜称：医院要面子，领导要帽子，群众要票子；群众得不到票子，医院就要丢面子，领导就要掉帽子。

　　“疏导始终是首选”

　　相关专家认为，医患纠纷说到底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疏导始终是首选”。在现有处置方式不被群众信任、无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亟需采取三大举措：

　　第一，加速构建公平、公正的医学鉴定机制。目前，医患纠纷愈演愈烈的根源在于缺乏公平、公正的医学质证程序。医疗诉讼律师刘晔等人建议，需要尽快改变医疗事故鉴定机制，通过组建医学鉴定专家库、匿名抽签、增加鉴定专家强制出庭质证程序等举措，以保证医学鉴定的独立、公正。“最关键的是，医疗事故鉴定专家应在鉴定结论上签字，以示对鉴定结果负责。”

　　第二，组建公开、公正、快速、有效的医患纠纷调解机制，探索建立医疗伤害赔偿制度。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周子君认为，因通过法律诉讼途径获得的赔偿较少，所以很多患者不愿通过司法途径维权，反而更愿意选择获利更多的“闹事”，最终酿成暴力事件。

　　据《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南昌市正筹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专门受理调处南昌市和江西省直医疗机构的医患纠纷；建立约束性机制，把医患纠纷的主阵地从医院引导到调处中心。调处中心计划按照床位向每家医院预收赔偿资金，一旦认定医院有责，可立即向患方足额赔付。

　　第三，建立联动机制打击暴力袭医行为。一些基层干警反映，医疗暴力事件原因复杂，需要综合治理，要建立公安、卫生部门以及地方政府的联动机制。“当然，要认识到绝大多数患者是通情达理的，对患者应区别对待，以防进一步激化矛盾。对以煽动医疗暴力事件从中获利的闹事者应予以严惩。”

　　南昌市公安局百花洲派出所所长吴德智说，医闹并不是突发事件，每次医闹信息公安部门都能提前得到，也会通知当地政府。如果乡村干部敢于负责、提前介入，参与暴力袭医者甚至连村庄都出不了。他建议，把处置医疗暴力事件纳入乡镇维稳考核体系，对村镇干部进行问责，从源头上制止基层干部煽动暴力袭医的行为。□

励杏老人

10年间，暴力为何频现
2011-09-30 10:03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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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9月”

    9月29日，武汉协和医院如同往常一样，车水马龙，熙熙攘攘。位于内科楼14层的心血管内科病区的大门外，依旧坐满了前来陪护病人的家属。除了病区的玻璃门上贴着“门已坏，推门小心”字样，很难想象，就在一周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暴力冲突。

    武汉协和医院的心血管病内科是国家重点学科，也是国务院第一批硕士和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承担大量的危急重症治疗和医疗教学任务。9月21日晚8时，因为一起医疗纠纷，数十人在此发生暴力冲突，多人受伤。

    尽管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但冲突的起因已经明确。9月17日凌晨，70岁的患者陈秀兰转入该院心内科加护病房。此前，因为病情复杂，她已经辗转两家医院求治。21日晚7时30分左右，陈秀兰因抢救无效死亡。半小时后，由于不认同医生的结论，李秀兰家属冲击医院，斗殴发生。

    据目击者介绍，冲突集中发生在14层护士站，“双方冲突非常激烈，动静特别大”。医院保安告诉记者，双方发生争执后，患者的二儿子和小儿子态度还算克制，但大儿子陈金侠情绪激动，通过电话召集多人，手持钢棍来到医院，和保安发生冲突。但患方的两个儿子均否认有意滋事。

    冲突持续了10余分钟，在警察赶到后被制止。当晚10时左右，斗殴组织者陈金侠被警方带走。

    目击者称，走廊里留下数滩鲜血，护士站的桌椅和木板被砸坏。医院保卫科工作人员介绍，有10多名保安受伤，目前仍有1名保安在ICU病房抢救，另有两人住院治疗，其余轻伤者在家休养。冲突中，数名居中调解的警察也被误伤。幸运的是，由于及时预警，医务人员幸免于难。

    就在武汉协和医院暴力冲突的当天，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生也被人殴打。在此前一个星期，北京同仁医院医生徐文被人砍伤，舆论一片哗然。频频发生的暴力事件，让本该宁静祥和的9月，变成了医务人员闻之色变的“黑色9月”。

    10年前的预测

    “现在的纠纷和冲突很多。”武汉协和医院保卫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几年，武汉市多家医院都出现医患纠纷和医闹事件。为此院方加强安保，配置了60多名保安人员，但依然觉得人手不够用。

    实际上，频频出现的暴力事件，在10年前便已露出端倪。2002年，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曾组成“医疗纠纷中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课题组，对医疗纠纷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医患关系在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了剧烈变化。

    转折发生在1998年、1999年前后。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以前，武汉市每年上访人数仅几十人次，而近两年平均每年近千人次；1998年以前，医疗纠纷每年最多不过60余起，而近2年平均每年为百余起。同济医学院法医病理室的尸检和活体组织检查的例数也在同一时期大为增加，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医疗纠纷不断增加的趋势。

    在纠纷增加的同时，暴力事件也迅速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井喷”式爆发的过程。据不完全统计，在1998年之前，媒体上几乎看不到医院暴力冲突的报道，但从1999年1月至2001年7月，武汉市就发生了聚众围攻医院、殴打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500余起，造成数百名医护人员致伤或致残。

    在课题研究的成果里，对医疗纠纷走势作出的分析和预测是：医患纠纷发生率将逐年上升，暴力事件增加，社会因素干扰将不断加剧。在此后的10年里，这些预测逐一变为惨烈的现实。

    无法杜绝的暴力

    “医患关系出现变化的原因，需要结合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进行分析。”参与课题研究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学人文学研究所所长胡继春说，在上个世纪 90年代末，多项改革启动，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转型，大量工人下岗，原有的劳保医疗制度发生了根本性变革，患者就医负担加重，医疗需求受到一定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对医院公益性认识不够，投入不足，趋利倾向在这一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也加速了矛盾的激化。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医院的暴力事件一直没能杜绝，反而成愈演愈烈之势。根据媒体报道统计，10年时间里，仅具有全国影响的恶性暴力事件就有数百起，平均每年都会发生10次以上。

    “总的来看，医患之间绝大多数还是和谐的，但是极端暴力事件的确也在不断出现。”中国医师协会法律事务部顾问邓利强认为，频频出现暴力事件，固然与医患双方的沟通不畅有关，但更不能忽视社会环境带来的示范效应。

    1969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辛巴杜实验的基础上，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了一个“破窗效应”理论，认为：如果有人打坏了一幢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的维修，其他人就可能受到某些示范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久而久之，这些破窗户就给人造成一种无序的感觉，结果在这种公众麻木不仁的氛围中，犯罪就会滋生、频发。

    “恶性事件的频发，就可以用这一理论认识。”邓利强认为，由于政府、媒体和社会舆论对医患冲突的认识不清，对暴力事件的处置不当，对于潜在的暴力事件都具有极强的诱导作用。在近几年，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职业性医闹介入医患纠纷，更是加剧了矛盾。在一些地方，医闹甚至出现了公司化、组织化运作，在绝大部分医患恶性冲突事件里，几乎都可以看到其幕后操作的影子。

    而在胡继春看来，政府管理者的观点也亟待修正。“如果还是把这些暴力事件当成一般的医患矛盾，这个问题就永远解决不了。”他表示，一旦陷入“以暴制暴”泥沼之中，医患双方都没有能力扭转这一局面，“要解决这个问题，是社会多个系统共同调整才能做到的事情。”
10年间，暴力为何频现(2)
2011-09-30 10:03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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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如何处理医疗纠纷

    美国 医院设风险管理伦理委员会

    美国人处理医疗事故的系统比较完备，几乎每个医院内都有一个风险管理部门伦理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医疗失误。他们从专业技术的角度，调查有争议的案例，以判断主管医生是否尽责尽力以及是否有过失。如发现主管医生有过失，他们有权对责任人进行专业处罚，且还要向司法部门报告。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属可聘请律师，根据自己掌握的证据，证明医生有过失。再次，美国的医药费往往由保险公司支付，所以保险公司也会对医疗过程进行监督。

    英国 成立医生保护协会

    为了保护医生的合法权益，营造安全行医的环境，同时让患者得到合理赔偿，英国也想了不少办法来帮助医生处理投诉和诉讼。如“医生互助责任保险组织”，其中，英国医生保护协会（MPS）是全世界最大的医生互助责任保险组织之一，拥有245000多名会员。MPS就是不仅管“理赔”，而且坚持积极参与对医生的再教育、打击伪劣医疗和揭露庸医，不断淘汰让组织“赔钱”的会员，提高会员的医疗和法律水平。MPS还对出事原因刨根问底，积极警示会员，以免再犯。

    德国 设独立调解机构

    在德国，医疗事故发生后，病人或者其家属一般首先与当事医生或者院方进行直接接触以确认事实，并协商可能的赔偿问题。如果这一措施没有达到效果，病人可以向一个叫做“医疗事故调解处”的机构求助。调解处是德国设立的专门负责医疗事故庭外解决的机构，由各州的医生协会单独或者几个州的医生协会联合设立。

    日本 拟建“无过失补偿制度”

    日本在处理医患关系方面，主要有以下5方面经验。第一是建立医患信任关系，由政府成立医疗评估机构。第二是建立医疗事故数据库，研究如何预防事故、查明事故原因以及应对策略。第三是利用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化解矛盾。第四是通过法律手段协调双方关系，做到处理医疗事故有章可循。此外，日本政府正加紧建立相关制度，帮助医疗诉讼中处于劣势的患者和家属，还计划建立一个新的补偿机制，对医疗事故中受害患者和家属推行“无过失补偿制度”，即无论医院是否存在过失，患者都可获得一定补偿，数额由第三方评估决定。

    链接

    中国医师协会会长谈医院暴力事件——

    改善医患关系需要制度安排

    4年前，殷大奎认为，中国的医患关系到了谷底，正在迎来改善的曙光。如今，这位71岁的老人不得不承认自己错了。去年以来，大江南北一系列恶性事件，尤其是最近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位医生被砍，让他意识到中国的医患冲突仍在加剧，问题更为严重。作为中国医师协会会长，殷大奎深知，不正视矛盾，不下大工夫，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是呼吁，只是指责，只是责罚，恶性事件可能还会发生。

    “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他们共同的敌人是病魔，为什么现在医患双方倒打得不可开交呢？值得深思！”他说。

    殷大奎认为，首先是体制、政策出了毛病。比起30年前，中国的医疗资源和技术水平都已大大改观，缺医少药成为过去，可是人们仍感到看病难、看病贵，对医生、医院更是非议不断。

    众所周知，中国的公立医院从财政得到的日常性拨款很少，只占其收入的1/10，其余部分都靠自己创收。在医疗技术服务价格管制的情况下，医院获准可以通过药品和检查弥补不足。这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医院和医生的行为，诊疗也因之变得面目可憎、广受批评。患者还没进医院的门，就担心医生是否会“痛宰他”。如此，他如何能对医生有好感呢？

    殷大奎认为，中国的医生可能技术上不输于任何发达国家，但是其人文素质却参差不齐。“医学虽属自然科学，但本质却是社会科学。如果不了解这一点，那么一定当不好医生。然而，长期医学教育的偏差，导致一些医生重技轻文，不怎么会跟人沟通。这是医患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中国医师协会的调查，医患纠纷的发生绝大部分不是治疗上有什么不妥，而是有的医生没有尊重病人的权利，不懂得尊重病人的人格。“有的医生不会将病人放在平等的位置上，他觉得‘你是来求医的，我就该主宰诊疗全过程’，说话不讲技巧，有的时候连基本礼貌都做不到。比如，术后患者诉说什么地方疼痛，他很可能还没仔细了解就回答：‘那是正常的，手术后谁不疼呢？’这不仅让患者心里不舒服，也埋下了医疗隐患。”

    殷大奎指出，全社会也要理解医生、尊重医生，不能丑化医生、排斥医生。中国一年60多亿人次的门诊，绝大部分病人得到了很好的救治。如果没有医生的努力和付出，中国人的健康肯定不是当前这样子。“我们的医生压力真的很大，有的医生连水都不敢喝，怕上厕所耽误病人。我经常碰到有的医生本来8点钟开诊，7点钟就到医院了，晚上一两点还在工作。两个词能概括医生的劳动：披星戴月、筋疲力尽。”

    殷大奎尤其对医闹表示愤慨，并谴责暴力行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对待医生的。频繁地对医生使用暴力，这也太野蛮了！不管徐文有无过错，你都不能砍她！如果这一点都保证不了，那么谁还来当医生？你今天砍了徐文，那不是剥夺了别人看病的机会吗？”

    殷大奎称，改善医患关系全社会必须形成合力，各尽其责。他指出，政府大力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刻不容缓，这是医患关系走出低谷的根本保证。卫生行政部门则要深入研究具体的制度安排，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新闻媒体监督批评有利于行业的发展，但也要讲职业道德，医学报道要严肃慎重，不能为博眼球肆意渲染，不顾事实和科学。医学教育和临床诊疗要更注重人文素养的渗入，让医生心中“有病灶更有病人”。

    他还特别提出，医学科普必须大力推广。大家需了解，现代医学也不是万能的，不能包治百病。“即便是中国最受好评的医院，也是可能死人的。你不能期望进了医院的门或者说有钱就一定能换得健康。医院、医生也要注意，不要随便保证或者暗示自己绝对能治好病。”

励杏老人

中国医患陷以暴制暴困境 执业安全堪忧
2011-10-10 10:09 来源 《新世纪》-财新网
分享到： 　　诱发医患冲突的深层制度矛盾难以破解，短期内提升安保水平是无奈的选择，但仍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医生执业安全危机
　　□ 财新《新世纪》记者 戴廉 王晨 罗洁琪 | 文
　　国庆节前后，湖北武汉协和医院门前患者如织，一如往日。惟有医院大门前的数位保安目光警惕地紧盯着每一个进入者，前些时突发的打砸事件，让这所武汉市排名第二的医院连续多日提高安保戒备。
　　9月21日晚，一群手执钢棍者忽然冲入医院心内科冠心病重症监护室（CCU），与赶到现场维持秩序的医院保安发生冲突，受伤者达十余名，其中一人重伤。
　　一位目击者描述称，现场没有一张完整的桌椅，打吊瓶专用的钢制挂钩架，也悉数被打弯变形，“CCU现场一片狼藉，血溅四处”。
　　这是该医院近年来持续不断的“医闹事件”中较大的一起。而类似的“医闹”，对于武汉这个拥有大小近百家医院的城市而言，已经并不鲜见。
　　据财新《新世纪》了解，就在协和医患冲突前几日，武汉市排名第一的同济医院因一女孩注射后死亡，亦诱发严重冲突，有关部门出动数百位特警才平息事态。
　　更早些时候，2010年夏季某日，湖北省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金志春在接谈一患者家属后，在回家途中，竟被该患者的父亲拔刀深深刺中左胸，开胸手术之后才保住性命。
　　配备保镖，已成为武汉市医院院长们一项几乎是必需的安保措施。“医患冲突频繁已使医院和医生如履薄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武汉医院院长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我的这种悲哀感从来没有这么强烈过，而且越来越强烈”。
　　发生在武汉的悲剧，是全国医院的一个缩影。“医疗冲突日趋激烈，让医生心寒，其代价必然巨大。”全国政协委员、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凌峰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医患纠纷趋向暴力化
　　9月21日发生的武汉协和医院打砸事件，主角是患者家属。当天晚19时30分左右，70岁的患者陈秀兰在武汉协和医院心内科冠心病重症监护室死亡，死因是大面积心肌梗塞。医院给出的“抢救无效死亡”结论遭到其子质疑。半小时后，陈秀兰的长子陈金侠电话召集多人，手持钢棍来到医院，冲突中陈金侠的弟弟陈金翔、陈涛也有轻伤。
　　当晚22时左右，斗殴组织者陈金侠被警方带走。9月25日下午，死者陈秀兰的遗体火化。目前，陈金侠已被武汉警方拘押。直到肇事的大哥被公安部门刑拘，陈金翔也并不认为其以此方式向医院“讨说法”存在多大的问题。他向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如果不放人，还将继续讨说法”。
　　如同陈秀兰一家的选择，一旦医患双方遭遇医疗纠纷，患者越来越多地选择暴力相向。
　　据北京卫生法研究会秘书长张云林介绍，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有70％以上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事件；60％的医院发生过患者死后家属在医院内摆花圈、拉横幅、设灵堂等情况；其中43.86％发展成打砸医院和医生的恶性倾向。
　　近期诸多事实显示，诉诸暴力的并不限于患者单方，某些医院也开始以暴制暴。8月23日，南昌第一医院发生了一起医患双方百人械斗事件，一方为持棍棒、鱼叉的患者家属，另一方则为由院方保安、年轻医师等百人组成护院队，双方展开激烈械斗，均有受伤，最终院方占了上风。后特警介入此事。
　　医生执业环境严重恶化，是业内公认的事实。中国医师协会不久前发布的第四次执业医师调查显示，近一半的医生对执业环境不满意，78％的医生明确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子女继续从医。
　　在诸多医院院长看来，公共安全部门在处理“医闹”时的态度，亦使得事态趋于恶化。“一旦发生‘医闹’事件，警察的态度就是围观。”哈尔滨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院长申宝忠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医师协会会长、前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曾直言，在几起重大医务人员受伤害的事件中，公安机关未能及时有效地介入，是医务人员受伤害的根本原因。2011年1月31日，上海新华医院几位医生被刺伤。而在此暴力事件发生前两天，医院已经报警。医生被刺伤时，警察就在医院。
　　“医闹”难平息
　　在医疗界和执法界，陈金侠三兄弟的举动通常被称为“医闹”。近五六年，这个中国特有的现象和称谓，已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医务界的各种讨论之中。
　　据北京卫生法研究会秘书长张云林介绍，据卫生部统计，2006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0248件，到了2009年上升为16448件，2010年则升至17243件。
　　陈金翔对财新《新世纪》记者坦言，因为母亲去世，三兄弟心理无法承受，觉得医院有过错，希望得到赔偿，而医院拒绝谈判，最终激起冲突发生。
　　面对财新《新世纪》记者，陈秀兰的丈夫反复说，陈去医院还没事，还能说话，从手术台下来后，就一直昏迷，再也没醒来。其大儿媳则认为，医院有安抚家属的义务，他们“很委屈”。
　　出于同样的动机，一些患者家属会在医院设灵堂、摆花圈、拉横幅，以此表达抗议，并希望向医院索赔。
　　公立医院一统天下，造成优质医疗资源供应短缺，“看病难”“看病贵”压力并未缓解。有限的社会保障水平下，不少患者求医问诊不得不倾其所有，必然对治疗风险难以承受，由此也进一步催生纠纷频仍。而医疗诉讼成本高昂，且对医疗鉴定机构的独立性存在质疑，在对医疗事实持不同意见时，许多患者更倾向于以这些形式进行个人维权。
　　但除了家属维权型“医闹”，近年来的一个新趋势是“职业医闹”盛行。全国政协委员、成都军区总医院田伏洲曾专门做过调查：“医闹”中到医院“评理”的人，有一大部分人是患方花钱雇的，负责在医院用各种形式闹事；还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哭和喊话，“市场价”是每小时5元钱，得到赔偿后另有“赏赐”。
　　南京一位警察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有些‘职业医闹’甚至和医院、政府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黑白通吃”。《长江商报》2010年的调查报道揭示，“医闹”已经公司化，专门聘请的都是闲散无业人员当差。“医闹”们在医院长期潜伏，主要目的是找到“死者”。正在医院扯皮的死者家属若被发现，他们就会鼓动家属和医院“闹一闹”，以获取高额赔偿。
　　职业“医闹”有成熟的商业手法。只需一个电话，“医闹”便可迅速召集人马，并备好花圈、横幅、灵堂等多种道具。
　　此外，他们还熟知医院领导的家庭住址、家庭情况和每天出入的地方，在其上班路上进行威胁。甚至，职业“医闹”们也会专门聘请律师。“从律师那里，医闹公司得知哪些事违法会被抓，哪些事属于擦边球。”
　　“有些是患者维权，有些能看出是‘职业医闹’。因为很多时候，患者刚去世时，一家人是千恩万谢离开，但是过了几天又回来闹，如果没有人背后挑拨，不正常。”前述武汉医院的院长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不过，和人们的想象不同，大多数时候，暴力冲突通常和“职业医闹”无关。“‘职业医闹’的目的是拿到钱，他们不想惹事；反而是亲属容易冲动。所以，和亲属谈判时我们会更小心。” 广西一位多次调解医疗纠纷的医院院长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说。
　　“医闹”成风，无疑是暴力升级的深厚土壤。新医改政策实施已近三年，8500亿元巨额投入下，医疗资源配置机制的扭曲至今并未改善，而医疗纠纷频发恰是普通人面对系统性制度疾患的本能反抗。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毛宗福认为，产生纠纷后，医院往往“花钱买平安”，客观上造成了“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的后果，进一步助长了“医闹”的气焰。
　　北京市华卫律师事务所主任、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第三方协调机制应该更加独立、公正，取得老百姓的信任，加速医疗纠纷的解决；法院在裁决医疗纠纷时应更注重司法独立，而不应成为救济机构；应更加注重医责险和医疗意外险的作用；医疗医疗事故的赔偿也应分期、定向给付，而不应成为“医闹”一夜暴富的途径。
　　郑雪倩认为，如果不能破除这些“医闹”滋生的制度性根源，“医闹”平息的前景不容乐观。
　　以暴制暴困境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武伯欣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说，在医患关系仍十分纠结、制度化的解决方案短期内无法奏效之际，作为社会公共部门，医院和学校一样需要特殊的安保制度。“种种迹象显示，医院发生暴力事件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特殊安排。”
　　为了应对冲突，武汉协和医院曾特意加强安保，在今年初配置了60多个保安人员，并将处理医患纠纷一事外包给相关公司。
　　知情人士透露，该公司聘用了医院退休人员，在医院医务处下设调解办，专门代表医院处理医患纠纷。
　　但相较于日益增多的纠纷，医院本身提升安防并非治本之道。武伯欣介绍，以往公安的辖区工作主要面对社会，辖区内包括医院这样的大型企事业单位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由内保来初步处理。但随着公安体制改革，内保丧失了公安职能，不再拥有行政权和执法权。
　　“医院的保安没有任何执法权，一旦卷入纠纷，同样会受到警方处罚。”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院长申宝忠说。而一旦遇到医患冲突，警察也往往在冲突结束后才出现。因为“按照相关法律，双方没有肢体冲突，我们是不能出警的” 。
　　一位警察对财新《新世纪》记者表示，如此处境之下，保安的表现两极分化：一方面，一旦暴力冲突发生，保安形同虚设，正如在9月15日同仁医院医患血案中，医生徐文被砍伤后，有目击者称，“一个络腮胡子砍医生，然后坦然地从楼梯走了”。同时，因为没有执法权，保安面对“医闹”也仅能起到“震慑”作用。
　　但另一方面，与事实上的警察维护安全执法不力有关，这位警方人士也认识到：“在一些地方，保安队成了医院的打手，以暴制暴。”
　　对此，凌峰认为，正是警方的“不作为”造成当前“医闹”现象越演越烈。“警察的工作就应该是维护公共场所的秩序。医院成了灵堂，受伤害的不仅仅是医生，还有广大患者。但现在，我们的警察从上到下都不作为，助长了‘医闹’的气焰。”
　　为此，凌峰曾连续三年递交提案，呼吁国家出台“专门针对保护医生群体的专项法律文件”。不过，鉴于当前并非没有维护公民人身安全的法律制度，而医生也并非惟一需要保护的人群，这一提议遭遇许多质疑，甚至被认为有搞特殊化之嫌。
　　在不少卫生界人士看来，当务之急是在《卫生法》的框架里，强调依法维护医生的执业安全以及患者的权益。
　　11年来，中国医师协会一直呼吁《卫生法》立法，殷大奎指出，目前涉及医疗纠纷的“子法”很多，无法切实保障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也无法切实有效地解决“医闹”问题，需要《卫生法》这个“母法”的颁布。
　　“医疗行业需要依法执业，公安机关需要依法执行，最终目的是在发生医疗纠纷时，医患双方都能依法办事。”殷大奎说。

励杏老人

近期医患冲突大事记：

励杏老人

对侮辱殴打医务人员行为要果断查处  
公安部卫生部要求进一步做好医院安全保卫工作
发布日期：2011-10-10　 来源：健康报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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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张灿灿）近期，南昌、北京、武汉等地相继发生打砸医院、围攻伤害医生的事件，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日前，公安部、卫生部分别下发通知，要求各地立即开展排查整治，严防类似（案）事件再次发生；对发生的重大涉医案（事）件，要实行一案一事一报。

　　公安部要求，各地要切实把做好医疗机构安保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及时受理医疗机构的报警求助，迅速出警，果断处置。对在医院拉横幅、摆灵堂、烧纸钱等扰乱医院正常诊疗秩序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对经反复做工作无效、严重影响医院正常工作、扰乱社会治安秩序的，要依法予以治安处罚；对侮辱、殴打医务人员，毁坏医疗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要果断制止，依法查处。要依法严厉打击职业“医闹”，坚决铲除涉黑涉恶团伙，对影响恶劣的刑事案件，上级公安机关要挂牌督办，尽快侦破。要全面排查医患矛盾，对可能导致医患矛盾激化的事件要及早介入，要切实加大治安调解工作力度，依法妥善处理因医患纠纷引发的治安案（事）件。要指导、督促医院加强保卫队伍建设，并协助医院开展安保人员培训，要指导医院加强对挂号、划价、收费、急诊室和住院处等人员相对集中、治安案件易发部位的监控，在药房、贵重医疗器械室、财务室等重点部位严格落实物防措施，指导医院保卫部门开展安全检查，加大医院内部巡查防范力度。各地要继续深入开展“平安医院”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在重点医院设立警务室，要深入排查医院及周边突出治安问题，定期开展专项整治，建立医警快速对接机制，加强对医院周边的治安巡逻，及时受理涉医报警求助，一旦发生涉医案（事）件，快速反应，妥善处置。

　　卫生部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克服麻痹思想，切实加强医疗机构安全保卫工作，提高应急处置能力，发生造成重大社会影响医疗纠纷的，要及时逐级报告至卫生部。要改善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严格执行诊疗、护理技术规范和常规，大力开展预约诊疗工作，优化诊疗流程，改善患者就医体验。要增进医患沟通，规范投诉管理，努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要做好矛盾排查，积极引导患方通过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等法律途径维护其合法权益；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危及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患者安全及扰乱医疗秩序的苗头和事件，提供扰乱正常诊疗秩序的案件线索和职业“医闹”信息，配合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侵害医护人员、患者人身财产安全和扰乱医疗机构秩序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要认真查找治安管理盲点，按规定组建规范的保安员队伍。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制度，今年年底前必须覆盖到县；年底前未建立人民调解制度的地方，卫生部将对其进行通报，并取消其评优资格。各地要积极推动医疗责任风险分担机制，探索开展医疗意外保险。

励杏老人

调查：报考医学院人数下降 最好的中学生不想学医

2011年10月17日07:55    来源：《文汇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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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医，曾被认为是“前景光明”的专业，穿上白大褂，意味着跨入社会精英阶层。但近年来，情况变了：中学生报读医学专业的热情在下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最近完成的一份“医学生职业认同度”调查显示：医患关系紧张、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学习压力巨大等“就医环境”，正在消磨中学生的“读医热情”。

　　“最好的中学生”不想学医

　　“中学生不愿意学医了！”这是最近越来越让冯希平教授忧心的现象。冯希平是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预防儿童科主任，也是上海交大医学院副院长。不论是临床带教，还是在医学教学过程中，他发现报考医学院的学生数量正在下降。为此，他还翻阅了近年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的高考志愿书，又发现：优秀中学生第一志愿报医学专业的不多。

　　“过去我们认为，做医生是非常体面的事，长期以来医学也一直是高考志愿里的热门专业。”冯希平担心，医学生源下降，并且吸引不到优秀学生，对医学教育、临床医学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希望弄清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今年，冯希平领衔，对复旦大学医学院、上海交大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同济大学医学院等沪上医学院的学生，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职业认同度调查”。受访学生认为“路不好走”

　　调查访问了2000名学生，回收有效问卷1770份。按照认同度从1到5，越往高认同度越高，结果显示：医学生打出的平均分数为3.46分，说明认同度处于中上位置，但医学生对“未来的医学生涯”表示出不同程度的担忧。

　　调查中，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对选择医学感觉“自豪骄傲”、“无怨无悔”，这主要集中在大一新生和研究生人群。这些学生有强烈的“学好医、从好医”的意愿，被认为是未来好医生的坯子。

　　另有近一半的学生打出3-4分，他们大多表示自己处于“痛并快乐着”的状态，即虽然眼下学业负担重、从业压力也不轻，但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会坚持下去。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对职业的认同度介于2分到3分，他们认为学医辛苦、从医更辛苦，认为“今后的路不太好走”，“走一步、算一步”。另外，也有个别学生给出1分的低分。

　　医学生直言：“学医窝囊”

　　是什么消磨着学生的“读医热情”？调查显示，医患关系紧张、收入与付出严重不成比例、学业压力繁重等“就医环境”让学生对医学专业“却步”。

　　正在沪上三甲医院参加住院医师轮转的一名临床医学生告诉记者，大部分同学是在临床实习期间，逐渐减退了当医生的积极性。“病人与家属的冷眼恶语，甚至拳脚相向，不断挑战着个人的尊严底线，不少人毕业就想转行。”

　　医学生甚至直言：“学医窝囊”。“十多年寒窗苦读，本以为从事着一份高尚的职业，没有一天敢松懈学习，就怕跟不上发展迅速的医学医药行业。结果到头来，不管什么原因，医不好病人的责任全在你。为此，你不仅要面对凶神恶煞的眼神，有时还可能遭遇拿着录音笔、摄像机来对证的病人和家属，随时面临牢狱之灾。”

　　对此，冯希平表示，医学院正在启动教学改革，去除原本课程中明显不科学、重复、误导学生的内容，以此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但医患关系、收入等问题，并非医学院所能改变。未来谁给我们看病？这话题着实让人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