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徐文医生被严重砍伤所想到的--医生是弱势群体（张友平医生的BLOG）

励杏老人

今年部分从业者失去底线致公众面临道德焦虑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29日03:01  中国青年报
　　拿出经济发展的“成绩单”，中国风头一时无两：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外汇储备10年来增长近13倍，财政收入年均增幅近20%，人均GDP达4400美元。全球经济一片肃杀，中国个人或家庭资产超10亿美元的富豪却飞跃至146人，专家说，明年中国还将成为世界奢侈品消费第一大国。
　　但是，普通人的幸福感并没有因挣钱而改善。今年盖洛普的一项调查显示，仅有12%的中国人认为自己生活美满。一些忙完挣钱的中国人环顾四周，开始追问：为什么竟有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丢了良心？
　　名牌牛奶中出现致癌物；地沟油上餐桌；有农民把 “瘦肉精猪”卖给全国最大的“屠户”，端上家家户户的餐桌；一些医生“推销”检查、手术和高价药；医患矛盾频发，有病人挥刀砍向救治自己的女医生……
　　“良心”或道德之辞，以前只用来拷问市场中的“部分无良奸商”，现在却因和每个人的利益相关，而引发了难以回避的公共焦虑——人们每天都要吃饭，永远不能避免病痛、变故和老去。市场经济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中国的面貌越来越光鲜，很多人却回味起多年前的“朴素心境”：那个温暖良善、合作共生的世道去了哪里，为什么很多行业的从业者都失去了道德底线？
　　经济发展必然导致职业伦理的滑坡吗？
　　温家宝总理今年也多次提到道德。他说，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近年来相继发生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
　　为何人们对道德底线失去敬畏
　　“瘦肉精”阴魂不散，今年3月再一次“发威”，这次涉事的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双汇公司。至此，人们才从养殖业专家那里知道，在国内使用“瘦肉精”是行业潜规则，其踪迹绝不止于双汇，产销链更是遍布全国各地。
　　利益驱动是农户给猪打“药”的根本原因。沈阳“心连心”养猪合作社秘书长郭勐告诉中国青年报(微博)记者，品种、饲料的蛋白水平和良好的喂养方法是提高猪瘦肉率的正道，但很多养殖户不舍得花钱买好的猪种，只饲养当地的土猪，靠出栏前“吃药”——肾上腺类神经兴奋剂，让其“健美”——这样的猪屠宰后脂肪层极薄，瘦肉丰满，肉色鲜红，能达到屠宰场标准，卖上好价钱。
　　而“瘦肉精”还不是猪吃进去的唯一的“料”。中国青年报记者从一些养猪从业者、饲料供应商和专家那里了解到，重金属和抗生素也是猪粮中不能缺少的“配料”。
　　吉林省商务部门一位干部告诉本报记者，他去农村调研时看见，农民屋后养两只猪、种一畦菜，自家吃，猪栏里的几十头猪“是用来卖的，自己不吃”。
　　为何农民心知不该，还昧着良心给猪喂“药”？
　　在一位熟悉中国农村的北大法学学者看来，某种程度上，这与城市化带来的人的“陌生化”有关。在物资匮乏，物流不畅的年代，猪的宰杀、售卖最多辐射一村一镇，真要出了问题，很快会受到惩罚。在不正当的利益与严重的社交后果面前，农民自然不会，也不敢昧着良心挣钱。
　　然而，迅速扩大的产业链和相关产业政策让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被拉远了。目前我国实行“定点屠宰”政策，只有部分获得市场准入的屠宰场可以宰猪。一位养猪人士告诉记者，屠宰企业由此控制了市场话语权。他们通过加工、分装、热链等程序获取利润并迅速扩张，这类企业跨市、跨省甚至跨国销售，在扩张市场的过程中“跑马圈地”，仅通过猪贩子搜罗猪源。在这个过程中，全链条可追溯体系没有跟上，养殖者和消费者也几乎不可能见面。
　　上述法学人士表示，当责任无法追溯、生产者也难以与消费者对接的“陌生化”情境中，实实在在的利益驱动力显然大于虚无缥缈的“良心”，“农民会想，家家都这么挣的钱，我干吗闲操心？”
　　喂“药”的农民只是食品安全问题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在诸如“瘦肉精”等高科技含量的非法添加物链条上，如果没有研究者、制造者、销售者等一系列专业人员，使用者“想挣钱也没机会”。但相应的监管和惩罚机制长期没有跟上市场阔步前行，导致这一系列“昧着良心”的行为没有责任，没有底线，没有敬畏。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者薛兆丰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卸责、偷工减料、做手脚或者敲竹杠等行为，不是一个民族的劣根性，而是所有人类交易中都难以回避的。
　　在经济学最经典的交易成本理论中，人们为让交易行为避免此类障碍，设置了多种约束、监督和惩罚机制，称为交易成本。一项上世纪70年代的研究就表明，由于专业化与分工的发展，美国经济整体交易成本在一个世纪之中上升了一倍，占GNP(国民生产总值)的46.66%。
　　“瘦肉精”事件后人们才发现，当经济发展带来的专业化和分工化遍地开花之时，社会为食品安全付出交易成本还显得微薄：当初双汇号称“十八道检验”可以让消费者“十八个放心”，结果这些检验中根本无法检测单一品种的“瘦肉精”；有的地方“生猪尿检”就是“走过场”，有的“尿检”甚至用人尿冒充，每头猪花两元就能买到三大证明；一位基层官员表示，多次食品安全“专项行动”轰轰烈烈，下面也会相应地落实并写成详细汇报，“其实下去转一圈，小贩们在里面放了什么，根本没法查。”
　　新的利益机制必须再造
　　和食品安全链条相比，医患之间的距离更近些。然而，这些面对面交流的人们无法同心协力。
　　医患的共同敌人是病魔，本应并肩战斗，但现在双方彼此对立，在医疗过程中不得不付出大量额外的成本：患者对病情毫无相关知识，只能依靠医生，可他们担心医生只考虑挣钱，总给患者开“大检查”、“大处方”，甚至不拿红包就不好好干活，于是他们带着录音机、摄像机去看病；医生对患者本应全力以赴，但“医闹”“打人”这样的事件屡屡发生，让他们在诊疗过程中宁可顾及程序正确而不愿承担“尽全力”带来的风险，“能争取做到10分的，做到8分就行”。
　　“假设一台肿瘤手术切除到10分最完美，但创面较大、风险也大，切除到8分算是合格，那么大多数医生会选择8分。”哈尔滨儿童医院心胸外科医生李清晨告诉本报记者，医生给病人诊疗要权衡利弊风险，尽量保守形式，防止“合理而不合规”的现象发生。
　　他打比方说，如有患者面部多处受轻伤着急来诊，按医院规定，应由眼科大夫缝合眼部几针，再由耳鼻喉科大夫缝合耳鼻喉的几针，最后由口腔科大夫缝合口内几针。在正常的中国大医院里，病人若将这三科大夫聚齐，最快需要一个小时。如果由一名口腔科大夫“顺手”缝合所有伤口，只要10分钟——这种“效率最优”、“全心全力为患者考虑”的情况看似和谐，可一旦发生纠纷，患者状告医院，医院输定了。
　　自保无过错，这几乎已是现在中国年轻医生都熟悉的“规则”，但上海一名儿科老专家告诉本报记者，在他入行的年代几乎没有此类担心，那时候家长带着患儿半夜到医院，新婚的年轻医生也会从家里赶来，全力以赴，毫无怨言。
　　医疗行业为何人心不古？
　　北京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国恩告诉本报记者，医患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目前的医疗服务机制导致的。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群体，应是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社会人”，他们提供的是诊断和用药建议的服务，这个服务的价格应由市场供需决定。然而，现在医生服务费用“少得可怜”，他们从政府那儿拿少量的固定工资，其余按项目，如开检查、开药的数量来收费。这导致双方的利益永远是冲突的——患者看病越贵，医生拿钱越多。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则指出，目前各级政府给公立医院的钱，只占医院运营所需费用的10%左右，剩下的90%是靠医院给自己发工资，“院长必须带着医生去挣钱，不然就要饿死。”国务院研究室社会发展司原司长朱幼棣最近更是直言，国际上仅有20%的药品经由医院卖出，而中国80%的药品由医院卖出。“医生成了最大的药贩子。”
　　在刘国恩看来，每个人都是“经济人”，当价格机制使得双方利益冲突时，为各自考虑是本能动机。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仅靠倡导医生加强道德修养，加强素质文明建设，是不符合常识的。“你可能改变一个医生，但改变不了医生群体生存的根本机制。”
　　庄一强告诉本报记者，在美国和香港，病情是医生决定给患者用药的唯一标准，医生群体有合理、正当的高收入。“如果在香港，一个商学院学生和医学院学生同时毕业，前者月收入1万港元，后者收入至少3万港元，一些大牌医生的月薪可达到20万或30万港元。”在他看来，拿着这样的薪水，没有医生会在意病人递上来的红包，病人如果想通过给钱向医生“示好”，“根本给不起。”如果医生收红包或拿了药品回扣，医管局和廉政公署会介入调查，一旦证据确凿，医生将被吊销执照并全行业通报。“如果香港医生敢昧着良心干事，违法成本太高。”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则对本报记者表示，医生、教师、科学家，是社会三个道德底线行业的从业者。作为医生本应救死扶伤，但现在一些人对他们的信任正在崩溃。为了防止由此带来的整个社会道德滑坡，新利益机制的再造刻不容缓。
　　道德背后有一系列精密的计算
　　著名的“纳什均衡理论”奠定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基础，其经典案例是“囚徒困境”：两人一起偷窃，分开招供。双方都辩称无罪，则各判1年。双方都辩称有罪，则各判8年。一方招供一方抵赖，则招供者获益，抵赖者加刑。两个小偷为防止自己陷入最不利的境地，都会选择招供——客观上带来对整体最不利的结果。
　　北大经济学者薛兆丰也乐于用这样经济学的视角看待民众关心的职业伦理问题。他表示，人类群居都不得不面对4个基本约束：东西不够，生命有限，人与人之间不相信(信息不对称)，人与人之间需要协调。经济社会的各种安排现象，包括法律、道德，意识，习惯，都是为了让人类应付这四个约束，节省成本，更好地生存。因此很多既有的道德体系不是先验性地存在，而是人类为了生存进行长期选择的结果，最终目的，是节省人类整体存活的代价。
　　尽管道德有多重定义和解释，但在很多人眼里，道德多少意味着放下自己的事儿去帮助他人，扶老携幼在多数人眼中更是美德的一种。但今年发生的几件事，让人们感到了“寒心”：广东佛山两岁女童小悦悦被两车相继碾压，路人却没有对她施以援手；人们害怕“好心人被讹”而不敢扶起摔倒的老人，在一些地方，老人摔倒之后努力大喊“我是自己摔倒的”而求助。
　　“道德背后也有一系列精密的计算。”薛兆丰举例说，在美国等其他国家，会用各种形式甚至是法律鼓励救助，因为如果不知道帮助他人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人的本性是会迟疑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他指出了可能鼓励人们见义勇为的利益计算公式：“ Learned Hand Formula”——成本小于意外的可能性乘以损失程度。
　　他解释说，这个公式的左边是人们为做一件事付出的代价，右边是人如果不干这件事就会发生意外，意外的严重程度和发生的概率相乘。当这个不等式成立的时候，人们才有责任采取行动来避免意外。1986年美国曾经有个著名的案子，一位修列车的工人钻到车下修车，但列车司机不知此事，车开动时压断了工人的腿。当时的法官就按照这一准则判案：路人不知工人的状况，无责，司机不可能在做到开车之前检查所有火车下面的状况，无责，但司机在开车之前没有鸣笛警示，因此赔偿300万元——因为鸣笛这一行为的成本很低，而违规不鸣笛造成的代价很大。
　　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相似的法律，但匡扶正义的种子在萌芽。在“扶老人”现象发生时，北大副校长吴志攀公开表态：“你是北大人，看到老人摔倒了你就去扶。他要是讹你，北大法律系给你提供法律援助，要是败诉了，北大替你赔偿！”
　　网友把这样的语句称为“撑腰体”，并迅速传播开去，一天之内被转发数万次。
　　从毒奶粉、瘦肉精到恶化的医患关系，见义不为，这些涉及“道德”的现实，在薛兆丰看来都是人与人之间制度的问题，里面都有对利益和责任的计算。自中国有市场经济以来，利益和道德常被放在天平的两端。面对种种现实问题带来的痛苦，有人开始回味市场不发达的年代。一个房地产商把《道德经通释》当作礼物分发，还有一些人坚持认为，谋利是道德溃败的根本原因。
　　薛兆丰认为，逐利和道德并不是天然相悖的。市场经济最重要的阐释者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人首先是自利的。但人在自私的同时，天性里还懂得同情。
　　薛兆丰表示，正是追求自身利益和懂得同情他人命运的天性，使得人会在两个不同领域内，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来谋求个人幸福的最大化：在私人领域，人们乐意为亲情和友谊作投资，因为这更有利于满足其同情心；而在公共领域，人们就在产权保护下，以双方都希望的互利为基础，从事贮藏、分工、装配、交易和运输等活动来改善生活。
　　经济学家赵晓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市场经济这个“苹果”，表面上是价格、交易；而实际上，里层是权力交易，是宪政这棵“苹果树”，至于相应的伦理，则是长出“苹果树”的那颗“种子”。“很长时间以来，我们总是把社会问题归结为经济问题，而经济问题归结为人们所看得到的显性的制度，但其实所有的法律制度和各种显性制度都是建立在文化之上的。制度是冰尖，文化才是下面的冰山。”
　　他多次撰文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基本上是经济改革单兵突进，而法律规范遥遥跟在后边，至于文化覆盖下的潜规则，至于市场经济赖以运行的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则明显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转型中“最短的板”，并制约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成熟。“如果这就是市场经济，那么它绝不是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绝不会是一个结出硕果的市场经济，只能是一个你骗我、我骗你，你害我我害你的市场经济，其运行效率不可能很高。”
　　12月24日是西方的平安夜，本报记者在三里屯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看见了温馨的一幕：这是北京周边一些有机蔬菜的种植户联合售卖的市集，很多市集上的蔬菜并没有获得有机认证，但“农夫们”彼此熟识，他们把蔬菜种植的过程拍成照片，把手机号留在包装袋上卖给顾客。一个大兴安岭的姑娘捧着手中的相册告诉顾客，她卖的野生榛子、玫瑰，都是今年夏秋她和爹娘一起上山采的。
　　尽管这些食物上没有一个贴着“道德”的标签，但很多人愿意信任他们的真诚。
　　“经济的转型只是表面，更深层次的变革才刚刚开始。”赵晓说，今天中国的变革是文明的变革和转型，经济的转型只是表面，更深层次的变革才刚刚开始。

励杏老人

专家建议政府应介入医患纠纷
http://www.sina.com.cn  2011年12月28日01:40  央视新闻《1+1》
　　——如何医治“医患之伤”？
　　(节目导视)
　　夏冬：
　　诊断说是脑震荡，闭合性脑损伤。
　　解说：
　　医生说被打。
　　郝来福：
　　说我用拳头打，我没打，我拽了，是过猛了，这我承认。
　　解说：
　　患者家属否认。一起因要求修改病历引发的冲突，究竟谁对谁错？
　　杨兵：
　　绝对不允许，修改病历是有原则的，这是很明确的违法。
　　张宇峰：
　　证人证言均不能反映出在房间内郝某对夏某的头部进行击打。
　　解说：
　　救死扶伤之地为何却频遭暴力事件？
　　于振坤：
　　我曾经一两个礼拜，只要我周边有人离我距离稍微有点近，我就会有警觉。
　　解说：
　　法律、制度、道德、理解，医患关系和谐究竟需要我们怎样的努力？
　　韩德民：
　　这是一个社会进步和变革的过程，我们希望一天天真正好起来。
　　解说：
　　《新闻1+1》今日关注“如何医治‘医患之伤’？”
　　主持人(白岩松)：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1+1》。
　　今天节目开始首先要看一组照片。在看照片的过程当中给您出一个小题，看这是哪个单位，什么样的单位？这是第一张，戴着钢盔，坐在电脑前；第二张，还牵着狗；第三个，依然是戴着钢盔。我估计好多人会说这还不简单，银行，只有银行才会是这样一身装束。但是请注意，第三张照片底下有一个导医咨询台泄露了秘密，其实这是医院。这是一组老照片，在2006年深圳一家医院，当时由于医疗纠纷，因此有患者不断到医院来骚扰，并且放言说要铲平这个医院，医院为了自保出现了这样的装束和举动。
　　今天看来内心已经沉重，为什么今天突然把这组照片给说出来？过去提到医患关系的时候往往会认为患者是弱势群体，其实现在相当多的患者依然是弱势群体。不过在这两年有关新闻当中越来越多地也开始出现了医生甚至医院也呈现出某种弱势群体的局面，他们也成为被伤害者。在昨天北京一家媒体上又报道了医患关系当中的一个冲突，我们一起看一下。
　　(播放短片)
　　解说：
　　病号服、输液瓶，昨天一篇题为“改病历被拒，患者家属殴打急诊主任”的报道刊出后，迅速引发人们的关注。报道中说，躺在病床上的患者叫夏冬，除了是一名病人，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北京老年医院的急诊科主任。几天之前被人打伤，而打她的则是患者的家属。今天，我们的记者也来到这家北京老年医院。
　　夏冬(北京老年医院急诊科主任)：
　　警官就带我去做了伤检。做完伤检，轻微伤也够不上，第二天就头疼，在晚上的时候就头疼特别剧烈，然后血压到了200多，出现了喷射性呕吐，然后剧烈头疼。从晚上9点抢救到第二天早上，当时诊断是脑脑震荡，就是闭合性脑损伤。
　　解说：
　　但是，对于打伤致脑震荡这样一个说法，被认为是出手打人的郝来福却并不认同。
　　郝来福(患者家属)：
　　说用拳头打我没打，我拽了没准是过猛了或者是怎么的，这我承认，我对任何人没有冲突。
　　解说：
　　除了夏冬、郝来福两位当事者，北京老年医院急诊科的副主任曹荀作为证人，也向警方讲述了当时事发的过程，却出现了不一样的说法。他向记者描述，由于有所顾及，所以两次笔录有所不同。
　　记者：
　　我看到您写的材料里面，就提到会担心报复我，然后违心地讲了在派出所笔录中的谈话内容，您在派出所的笔录中是怎么说的？跟您后来写的不一样的是什么？
　　曹荀(北京老年医院急诊科副主任)：
　　就说关于打人的情况，警察就问，说你看见他打人了吗？我说我好像记不太清了。上个礼拜五督查的来了，又重新给他做了一次，那个是第二次了。
　　记者：
　　那个您说的是看到了？
　　曹荀：
　　看到了。
　　解说：
　　尽管急诊科有监控录像，但是监控录像并没有拍到动手打人的画面。尽管夏冬的伤情有会诊记录，但是由于这份记录单是由北京老年医院自己出具的，尽管打人现场有证人作证，但是所录口供又有前后不一致的地方。
　　张宇峰(北京市海淀区温泉派出所政委)：
　　目前法医中心根据夏某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会诊，再次进行伤情鉴定，很快就会出结论。对于在房间内发生的这些事，民警在在场的其他七名医院工作人员进行了取证，证人证言均不能反映出在房间内郝某对夏某的头部进行击打，目前我们还在进一步开展工作。
　　解说：
　　究竟有没有打人，如今还无法确认。根据媒体报道，这件事情的直接起因是因为患者家属要求修改病历，但是遭到院方的拒绝。
　　今年8月21日，郝来福的女儿被送到北京老年医院进行急救，经过近十个小时的抢救之后，患者最终因为抢救无效而不治身亡。除了对院方抢救过程持有疑义之外，郝来福还提出要修改病历的要求。
　　郝来福：
　　我说我都不知道有白血病，你怎么知道有白血病，这个我说必须得更改，保险公司业务员说估计我们好像是“诈保”似的。
　　杨兵(北京老年医院副院长)：
　　违法了，违反法律了，绝对不允许的，修改病历是有原则的。
　　解说：
　　事实上，郝来福和院方最终达成的协议是，院方承诺只要郝来福能提供书面证明，证明像郝来福说的那样，当时的亲属口述病史有口误就可以修改病历。但是在郝来福看来，这样的病历结果不是自己造成的，因此也拒绝提供。
　　杨兵：
　　所以现在对于这一起的原则怎么处理，我这也很明确，先刑事后民事。
　　郝来福：
　　这医院，是我做得不对，我可以向他承认错误，是他做得不对，怎么办？
　　主持人：
　　这个事情其实到现在为止还并没有说得太清楚，大家可能很多的关注点放在了到底打没打人，这一点我希望整个的，比如说警察或者相关的部门进行更加详细的调查。
　　但是要回到起点当中，为什么要改病历？当时医院记录下病历的时候是因为在亲属当中有人说她得了白血病，然后把这个记录下来，因为要进行抢救。但是当后来这个女孩儿不幸离世之后，家属就要求修改病历，但是修改病历用院长的话来说是违法的。为什么要修改病历？在采访当中也有记者表示可能会涉及到保险的赔偿问题，有没有白血病的病史，对于保险索赔可能会有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非常耐人寻味的是，过去常常发生在弱势群体身上的一些举动，现在被认为是强势的医院或者医生身上也开始发生，大家都弱了问题出在哪儿？几个月前发生在北京同仁医院的一个案例就更加残酷，让大家觉得内心难受。
　　(播放短片)
　　解说：
　　徐文，北京同仁医院喉科主任，国内顶尖的嗓音专家。她躺在病床的样子曾经震动了无数人。
　　今年9月15日，她被一名患者砍伤，倒在血泊之中，事发至今已经过去了100多天。
　　高子程(徐文代理律师)：
　　从上个星期本案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由公安机关移交到了检察院。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审查起诉的时间是一个半月。
　　解说：
　　今天，我们同样关注徐文医生的康复情况。但是同仁医院以徐医生的健康为由拒绝了媒体的采访。但本台记者在一个多月以前曾经采访到了她，那时的徐医生右手已经可以活动了，但左手还有些僵硬，康复训练是她每天必须做的事情，重新站上手术台是支撑她的动力。
　　记者
　　您现在晚上睡眠好吗？
　　徐文(北京同仁医院喉科主任)：
　　睡眠不好，需要的时候还要带肢具，带肢具身体是不能动的，所以就很受限制。
　　记者：
　　晚上的时候要带着肢具，要固定它？
　　徐文：
　　必须固定在一个位置，功能位，将来才能保证这个手有康复的希望。
　　记者：
　　这个过程要持续多长时间？
　　徐文：
　　可能要一年左右。
　　解说：
　　是什么让曾经的患者变成了一名凶手。将屠刀砍向医生的凶手王宝洺在五年前经亲友介绍，找到徐文医治自己的喉癌。按照医院方面公布的事情经过，术前患者以职业需要为由，要求医生为自己保留喉部发声功能。因此手术对癌组织的切除并不彻底，此后患者也未遵医嘱继续治疗，一年后王宝洺病情恶化，到北京肿瘤医院做了全喉切除术。虽然保住了性命，却失去了他认为至关重要的说话能力。
　　从2008年起，王宝洺试图通过法院起诉，向同仁医院索赔1700万元，因为受制于病历的分歧，司法程序始终停留在原点上，最终王宝洺选择杀回了医院。
　　王宝洺妻子：
　　我们就经常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开庭，怎么还不开庭？三年不结案，三年没结果，他觉得特别无望。
　　解说：
　　今年5月30日，由北京市司法局、卫生局等六部门联合成立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揭牌，患者所赔额超过1万元的医疗纠纷，除了走司法程序还可以通过调解委员会免费调解，这也是学界呼吁多年的第三方独立机构。
　　刘方(北京市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副主任)：
　　我是设想能够经过十年的努力，把我们医患纠纷引到一个规范处理的流程。有了纠纷到我们这第三方来，我们让双方能够态度很平和，来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徐文：
　　我只想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做我愿意做的事情，有很好的周围的工作环境。过去可能是很容易的一件事，现在对我和同行来说并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我希望这个社会上，相信理想的人还是应该多一点，这个社会才能有希望。
记者：
　　您相信理想吗？
　　徐文：
　　我想我还是相信。
　　主持人：
　　在徐文这个案件发生了之后，当时社会上有一些舆论，有另外一些声音，我们也注意到让很多医生受到了第二次伤害。因为大家用医患关系来界定了这件事，不，这个首先要搞清楚，这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刑事案件，因此要首先看到案件当中的残暴性，什么都不要解释，用刀去砍曾经给自己治过病的医生的行为，能用医患关系简单地解读吗？因此当界定完这一点之后接下来要思考，我给王宝洺写了四个伤：
　　首先他伤了医生，是为他治病的医生，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他自己因为之前曾经在医院待过一段时间，王宝洺一直认为我懂潜规则，所以他在找徐文医生为他治疗和手术的过程中，还拿了一万块钱要送给徐文医生，但是由徐文出差以及中间人的阻拦，他没送成。没送成之后他一直说，她对我不好或者冷淡，就是因为钱没送出去，他还是愿意相信潜规则，也就是说愿意相信那些不太好的东西存在，因此他让医生受伤了，徐文这样一个参加北京奥运会的医生要半年之后才能够慢慢康复，也许回到手术台。还有一个细节不得不说，当她被砍完之后，恢复知觉的时候，眼睛里马上掉出了泪，没有人知道那一瞬间她在想什么。
　　接下来他伤的是自己和家人，得了癌症五年之后活着。但是他一直生活在仇恨、愤怒和焦虑之中，最后走上了这样的犯罪道路。除了伤了他自己，今后他只能在监狱、牢房里渡过一段岁月，但是他也伤了自己的家人，我相信他的妻子、家人一定会非常难受，如果这些没有发生，能够平静过日子，多么不容易。
　　第三个，他伤了更多的医生。因为在徐文事件发生之后，再加上有一些舆论、声音站在用刀砍人的王宝洺这一边，用医患关系去解读这件事情，很多医生难过、掉眼泪、哭，甚至那一段时间感觉非常绝望，“我从事的职业是什么？”因此伤了更多的医生。
　　但是归根到底，王宝洺伤了我们每一个人。如果医患关系进入到一种恶性循环关系当中的时候，我们都是潜在的患者，今天不管多么健康都会成为潜在的患者，但是如果每一个医生都开始产生了戒备、敌意等等，我们会不会成为受害者？所以最后一个伤是伤不起，但是毕竟这样的事实还是已经发生了。
　　很多人就在期待，我们怎么去营造一个更加良好的关系，不能说是患者是弱势群体，现在医生也开始变成弱势群体了，问题出在哪儿？医患关系有没有解，第三方仲裁机构可不可以更好地扮演这个角色。接下来就让在北京被大家认为是第三方仲裁机构的负责人帮我们解读一下，看能不能帮上社会和大家的忙。
　　刘方：
　　过去有很多的医疗纠纷，到底有多少我们是不掌握的，现在成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后，患者都知道有这样一个人民调解委员会来解决医患纠纷。
　　医疗纠风从现在和去年同期比确实提高了42%，看起来数量是加大了，但是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好事，是今后一个法制化来处理医疗纠纷的方向。我们从成立到现在已经做了8000起，会发现三级医院会在什么样的问题上，比如说三级医院会在围手术期的方面出现的问题多，会在手术适应症的选择上会发生的问题多，而在二级医院会发生误诊误治的问题多。我们把这些原因归纳起来，要反馈给北京市卫生局，希望他们在对医院管理的过程中，能够加强对医院这方面的管理和培训。
　　主持人：
　　在过去一旦出现了医生被伤害的情况，舆论会站到医生这一边，患者出现了被伤害的时候大家一下子站到患者这一边，总把双方给敌对化，其实有时候我们能不能有更多的一些理解。我们接着往下走。
　　(播放短片)
　　袁晓凤(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会诊中心护士长)：
　　因为他完全是误会造成的，所以他就说你们应该挨砍。本来我们医院刚刚发生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听了以后非常伤心。
　　解说：
　　袁晓凤，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会诊中心护士长。就在不久前，一位患者因为听错了护士的话，张口就说你们就是欠砍，让护士长一下子懵了，当时气氛十分紧张，吓的旁边的护士都准备找件防身的东西。所幸后来这句气话没有成真，后来这位患者的父亲还带着儿子来到同仁医院向医护人员道歉，并获得了原谅。
　　王谦(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会诊中心护士)：
　　经过了解才知道他家里头很多人有病，然后花了很多钱，求医路也挺艰难的，所以他就把火气都发在这儿了。
　　解说：
　　在北京同仁医院最忙碌的就是位于西区三层的眼科门诊。每天17位当班护士要接待3000多个患者，再加上家属就是小一万人，而专治疑难杂症的眼科会诊中心又是整个眼科门诊火药味最浓、护士最难干的一个地方。
　　今天都能看，所以大家合作一下。
　　袁晓凤：
　　凡是挂上号的病人都能够看上病，今天都能看，所以大家合作一下。
　　解说：
　　每一天眼科会诊中心的护士长袁晓凤都要把这样的话重复上几十上百遍，她今年已经68岁了，退休多年一直被反聘在此，没有她这样有快50年经验的老同仁护士长，你还真揽不了一天接待成千上百患者这活。
　　1999年，北京市把眼科会诊中心设在同仁医院，这里便承担起全国的疑难眼病诊治任务，这里设有六个眼科专业科室，全是北京同仁医院里顶尖的大夫，全国慕名而来的患者云集在这里，对于护士长的挑战相当大。每周到专门处理疑难杂症的知名专家出诊的日子就更像是一场战争。
　　患者：
　　听不见，大点声音。
　　袁晓凤：
　　大家都往后退一退，站在门口大家就听得见了，因为大家都在这嚷嚷，(护士)叫名字都听不见。
　　解说：
　　眼科会诊中心主要解决疑难杂症和病情危重的病人，怕病情发展迅速，会诊中心承诺医生出诊后三个月内一定安排一次复诊，这就让这里的患者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
　　袁晓凤：
　　这种环境我们自己也不满意，说实在的，第一没给病人提供一个优美的环境，也没有提供一个舒适的环境，只能说我们做到了一个保证病人看上病，现在只能达到这么一个标准。
　　解说：
　　挂号难、排队难，还有可能被医托儿骗，求医者的苦恼所积累起来的情绪，对于医生而言也是一种巨大的负担，而每到中午时分又是考验最大的时候。
　　记者：
　　是不是中午的时候更着急，怕医生去吃饭看不上？
　　患者：
　　对，他(医生)今天走了之后，下个礼拜四，病人用坏了，眼睛怎么搞。
　　你们不下班。
　　袁晓凤：
　　我们不下班，我们什么时候看完什么时候下班。
　　解说：
　　在人群中记者发现了一位患者家属，也在安慰着其他患者和家属。
　　患者家属：
　　我每次来都是早上差不多八点四十左右到九点，(医生)上班到下午四五点钟才会结束，中间也不吃饭，没有一个大夫休息，所以我觉得也挺不容易的。
　　主持人：
　　今天当我们组内的两拨记者出去采访之后，他们的心态特别值得关注，采访完患者的那批记者就觉得患者真值得同情，他们太不容易了；采访了医生和医院的记者回来说，医生和医院太值得同情了，他们太不容易了。但是当这两拨人坐在一起聊的时候发现社会太不容易了，内心非常纠结，到底怎么样才能破解这样的医患关系，或者说我们未来期待一个更好的局面呢？
　　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我要采访一位专家，她是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现在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李玲教授，您好。
　　李玲(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您好。
　　主持人：
　　我们更多的时候会看到患者是弱势群体，但是新闻中也不断地呈现出有很多医生也开始成为弱势群体当中的一部分，非常纠结，怎么办？这种医患关系要破解的关键是什么，就这一个问题，李教授？
　　李玲：
　　医患关系要破解，我觉得是要加快我们的医改，就是公立医院的改革。因为其实医生和患者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关系，他们应该共同抵御疾病的战友，应该是携手的，但是现在使他们变成了像敌对的关系，也就是利益对抗的。也就使得刚才节目里报的各种医患纠纷不断在出现，既不是医生的问题也不是患者的问题，是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
　　主持人：
　　应该从哪儿入手？
　　李玲：
　　我觉得应该从政府先入手，比如像现在这么频繁发生的医患纠纷，首先应该让公安介入，应该给医生一个有尊严的、安全的就业环境，不能说今天上班得戴着钢盔，得时刻堤防着会不会被杀、被伤，使这个职业失去了这个职业应该有的最基本保障。
　　患者，现在医改正在进行，未来长远的打算应该分层次就诊，普通的病、常见的病应该在基层，像同仁这样的大医院应该是疑难病症，可以逐级转诊上去，这样也使得大医院能够有序地给病人提供服务，而不是现在像大农贸市场，医生每天是疲于奔命，患者也是在里面……
　　主持人：
　　本来就难受，情绪就会更容易激动。
　　李玲：
　　双方都是一触即发，矛盾就会不断发生。
　　主持人：
　　明白，您的意思是要通过改革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谢谢您，李玲教授。
　　在节目最后要看一个调查，我们应该有所悟了。在这个调查当中针对的是医生，结果最关心医疗相关事件，65%的医生选择的是注意医疗安全，但是怎么治好病才有53%。当把对方想象成朋友的时候他才可能是朋友，想成敌人一定是敌人。

励杏老人

急诊室成纠纷室 有医生被打后不敢回去工作
发布日期：2012-01-03　 来源：羊城晚报　 　　我要评论(0)  

　　急诊室成“纠纷室”难有宁日，资深医生认为根源在于民间医疗观念：

　　救人不是做买卖

　　花钱未必能治病

　　急诊室几乎成了“纠纷室”的疑问，在医疗界激起了极大反响。许多医生主动联系羊城晚报记者一吐心声。采访中，居然有医生称被打后不敢再回急诊部门工作。

　　人们不禁想替这些医生问一句：真要戴头盔上班？

　　急诊医生无端被打

　　“去年，我们科就有两名医生被打。”广州市中医院急诊科主任李泽恩告诉记者，医生被打还不能还手，无处躲藏时只能是“白打”。

　　“曾有一名医生，因为病人动手，他还了一下，立即被派出所带走拘留两天。”他顿了顿，“因为是医生，所以不能够还手。”由于面对的病人都是急症，急诊科已然成为“医生挨打”重灾区。

　　“挨打后，她再不敢在急诊门诊工作了，调到和病人接触相对较少的辅助性科室。”说起离开急诊科的这位女医生，李泽恩很是伤感，“她才30多岁，一直以对病人态度好而出名，可一位患者在就诊过程中对费用起了疑问，气头上就拎着装了重物的包砸了医生的头。”李泽恩叹口气：“那位女医生当时就人事不省，昏迷多时醒来，病人已经不见踪影，她挣扎着起来到外面求救，住了好多天的院。痊愈后，她再也不想在急诊科工作了……”

　　而谈起去年被病人打了的男医生，更是委屈：“那天患者很多，都排队等候就诊，可突然来了一个高烧40℃的老太太，病情危急，于是医生就给老人家加个塞，立即治疗。”李泽恩说，就在给老人诊治的过程中，排队等候的一位病人家属以为医生“走后门”，冲上来就把医生打了。在急诊，本来就应当遵循急重症先治的原则，可是正当的行为却难以被理解。

　　急诊医生容易被打在业内早已不是新闻。广药附属一院的急诊科主任曾育辉告诉记者，除了故意打，醉酒的病人更是容易意外伤人。“目前喝醉酒撒酒疯的病人越来越多，尤其是节假日的晚上。”他说，“前些天，一位男护士被醉酒的病人一脚踢得腿上淤青，而一位女医生还挨了病人的耳光，脸红肿了好多天……”

　　急诊室里上演斗殴

　　急诊面对的病人比较复杂，尤其是外科，经常会接诊打架送来的病人，“打架的人，之间的矛盾往往没有解决，即便警察在场他们都打，别说医护人员了。我们帮这方治疗，那一方就不服，于是捎带伤害也是难免的事。”李泽恩说。在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只能尽量保护好自己，该跑就跑，该躲就躲，需要治疗时再马上冲出来。

　　半个月前，广药附一医院就遇到了一场在急诊室斗殴的惊险事故———

　　记者于事发第二天赶到现场，看到从抢救室到急诊楼的门口，洒满了玫瑰花瓣大小的血点。“他们砸烂了抢救室的门玻璃，砸碎了灭火栓的玻璃，并且取出一只准备当武器……”曾育辉告诉记者，当时医生接到120指挥中心的调度，刚刚把两位酗酒斗殴后受伤的病人接回，打上吊瓶准备进一步治疗，可就在一两分钟的时间，有20多名男子冲进了抢救室，和伤者的同伴在急诊室里打了起来。“护士当时都‘吓傻了’，医生也躲在办公室里。”他说，“当时刚好我值班，我们都很无助很无奈，等待警察的3分钟过得格外漫长……”曾育辉当时最牵挂的是住在监护室里的病人。

　　谁来保护急诊医生

　　“在急诊科，每个医生都受到过威胁，有时候还是死亡的威胁。”李泽恩回忆道，有一次，一位中年男子送老父亲前来诊治，由于手续没有办好，护士要求其补办，可他误会为手续不全就不治疗，顺手给了护士一个耳光。“我当时是主治医生，他冲过来就指着我的鼻子说，‘我爸要是有事，你也不会活很久！’”李泽恩说，其实当时已经在给患者进行治疗了，不可能出现手续不办就不治疗的情况。

　　“我们急诊抢救室的门已经是第三次碎掉了，都是被患者砸的。”曾育辉说。“急诊室的玻璃经常被砸，每年都得换几次。”李泽恩也这样说，“有一次，广州某三甲医院整一层楼的玻璃都被砸碎了。”作为一名资深急诊医生，李泽恩很能理解病人的心情，但是在目前的医患关系现实中，他也十分无奈：“我连自己都保护不了，怎么去保护部下？”

　　“多数情况下，面对危险，医护人员非常的无助，医院的保安没有执法权，难以应对所有的突发情况。”李泽恩说，在国外，有完整的法律程序保护医护人员，可在我国，往往都是私了，于是滋生了大量的医闹。“这个工作本来是神圣的，可是现在从业者却没有了尊严！”

　　李泽恩回忆起自己的行医经历，感慨良多。他说：“我行医二十多年，其中有十年是在急诊。工作环境差，待遇差，很多年轻的医护人员都急着跳槽。”他透露：科里20多名护士，每年会走三四个，医生也有离开的。“20多年前，病人对急诊医生很信任。我们成功抢救了病人，会很有成就感；可现在抢救回来，却是觉得心里一个担子放下了。心里默念：‘还好，没有出事’。这是一种悲哀……”

　　“现在，医患矛盾突出，最核心的原因在于患者期望值同现有医疗水平的差距。”李泽恩认为，这也与商业气氛浓厚有关。“老百姓用做买卖的心态来看病，花了钱，就要有个结果，而治病救人从来都不是买卖那么简单。”(记者 刘玮宁)

励杏老人

吸毒者求医时突失理智 随身携带尖刀捅死护士
　　本报儋州1月3日电(记者林书喜)2日凌晨1点多钟，一名吸毒人员因胸闷到儋州市中医院求医时，突然失去理智，用身上携带的尖刀将当班的护士冯某燕捅伤，因失血过多致其当场身亡。

　　事发后，凶手被当场抓获，目前已被刑拘。

　　凌晨当班护士被捅死

　　据现场目击者李先生讲述，2日凌晨2点左右，在儋州市中医院一楼内科住院部，病人及陪护的家属正在休息，突然有人喊：“杀人了！”大家被惊叫声惊醒，纷纷跑出病房看个究竟。经了解，一名男子将一名女护士挟持在治疗室里，并用尖刀将女护士捅伤，反锁上了治疗室的门。有人报警后，110民警及儋州市人民医院120医护人员先后赶到现场。之后民警对行凶者使用了辣椒水并将其制服。

　　据儋州市人民医院医护人员介绍，他们2日凌晨2点02分接到中医院的求助电话的，称有一名吸毒人员因为吸毒后产生胸闷，呼吸难受，请求市人民医院派人过来将该病人接去治疗。接到电话后，他们便开车赶过去，走到半路，他们又接到120指挥中心的电话，称吸毒人员已将护士捅伤，请求过去救人。等他们赶到中医院时，110民警已在现场围捕行凶者。等民警将行凶手制服后，他们立即进入治疗室抢救伤者。可惜，因伤者胸部及腹腔中刀，因失血过多，已经死亡了。

　　据警方介绍，行凶者姓王，老家在儋州市木棠镇，平时居住在那大，因违法犯事去年刚坐牢出来。目前王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此案正进一步调查审理当中。

　　死者在中医院工作仅3年

　　3日下午，记者来到儋州市中医院采访。只见有名施工人员正对事发的治疗室进行粉刷，整个医院已恢复平静。在内科医生办公室，几名医护人员正忙着，对于案发情况，他们不原愿意多说，称当时他们不当班不了解情况。

　　记者随后电话采访了儋州市中医院的羊院长，了解到了事发经过。凌晨1点50分左右，王某来到该医院求医，称自己吸了毒后胸闷得很，呼吸困难。当时当班医护人员称，他们医院没有这方面的设备，他们打电话让市人民医院过来把他接过去治疗。医护人员打了电话后，让王某等。过了几分钟，王某喊胸闷得很，还脱掉了上衣，光着膀子拍胸口。当时当班的护士冯某燕和医生准备给他只吸氧。这时王某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尖刀要捅男医生，男医生闪开，跑出了治疗室，在外面拿了一根铁架回来防身，并把冯某燕救出来，但王某已捅伤冯某燕，致其倒在地上，已没力跑出来了。

　　羊院长说，冯某燕今年30岁，已婚，2008年应聘到该医院当护士，平时工作很认真负责，在医院里口碑很好，想不到会遭到这种意外。这件事发生太突然，对全院的医护人员震动很大，大家2日自发地护送冯某燕的遗体回其老家海口市长流镇，并捐了款。作者：林书喜 (来源：南海网)

励杏老人

卫生部长陈竺：使医患关系在“十二五”根本好转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05日17:19  中国新闻网 微博
　　
　　中新社北京1月5日电 (记者 欧阳开宇)“使医患关系在‘十二五’期间(2011年至2015年)有根本好转。”卫生部部长陈竺5日在此间表示。
　　近年来，医疗纠纷不断增加，医患暴力冲突恶性事件频频发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在当天召开的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卫生部部长陈竺指出，如何保护好、发挥好、调动好医疗卫生人员的积极性是一个“新课题”。
　　陈竺认为，如何适应新形势要求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如何建立体现医务劳动特点的工资福利制度，使医务劳动者有体面的收入和有尊严的收入来源，如何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对队伍的侵袭，都需要在现实中予以回答和解决。
　　“近期一些严重医患纠纷事件提醒，改善医患关系仍是重要任务，并且需要医患双方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陈竺说，医务工作者尤其要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争取患者的理解、配合与支持，用高超的技术、优良的服务给予患者更多的关爱与抚慰。”
　　陈竺明确指出，要让民众理解医学的“特点、规律和局限性”，现阶段医学技术并不能包治百病，也不能改变生命周期的自然发展规律，要合理引导群众预期和理性就医，增进医患相互理解。
　　对于缓解医患关系的具体措施，陈竺说，要建立健全专门机构接受和处理患者投诉，发挥社团组织维护医患和谐的作用，要创造条件普遍建立第三方调解，建立医疗责任保险等处理医患关系新机制。(完)

励杏老人

卫生部：十二五期间全面取消以药补医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1月06日02:36  新京报
　　本报讯 (记者吴鹏)卫生部部长陈竺昨日在2012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为取消“以药补医”列出时间表：今年先行在300个县试点推开，力争2013年在县级医院普遍推行，2015年在所有公立医院全面推开。
　　“毒瘤之一”
　　“以药补医”腐蚀了队伍
　　“如果要问当前医疗卫生领域最需要革除的机制弊病是什么，我想，多数人的回答是：以药补医”。昨日会议上，陈竺将“以药补医”形容为“一棵树上的两个毒瘤之一”。
　　他说，目前，药品收入仍然是补偿的重要渠道，但“以药补医”推动了医药费用不合理上涨，造成了药品滥用，扭曲了医务人员行为，腐蚀了队伍。
　　陈竺说，争取“十二五”期间在全系统稳妥有序地革除“以药补医”弊端。“今年先行在300个县试点推开，力争2013年在县级医院普遍推行，2015年在所有公立医院全面推开。”
　　“毒瘤之二”
　　改革“按项目收费”
　　挂号费、CT费、X光费……到医院看过病的人，对这些收费并不陌生。在陈竺看来，按项目收费是“树上的另一个毒瘤”。
　　陈竺说，按项目收费和以药补医是结合在一起的，是导致大处方、滥检查问题的根源。“目前，我国支付制度改革条件已经成熟。”陈竺表示，卫生行政部门可以率先推行新农合的支付制度改革。
　　同时，卫生行政部门要与医保、物价等相关部门协调，确定适应不同层次医疗机构、不同类型服务的支付方式，用“总额预付、按病种、按单元、按人头等支付方式替代按项目付费”。
　　【医保整合】
　　新农合医保整合需审慎决策
　　在多地被报道出新农合将与城镇居民医保合并后，昨日，卫生部部长陈竺说，整合需科学论证、审慎决策，并征得国务院主管部门同意。
　　目前，广东省只有5个市实行新农合。报道显示，天津、杭州等地也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新农合与居民医保整合。
　　陈竺说，这必然涉及基本医疗保险的管理体制问题。他表示，在大卫生体制下统筹保险制度和服务提供管理，有利于实现精简统一高效的原则和费用控制。但考虑到目前管理现状，制度整合之后，也可实行相关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合署办公”的形式。“从基本国情看，多数地区应按照国务院确定的部门职责分工，保持现有管理体制不变，维护制度的稳定运行。”
　　【新农合】
　　最高支付限额不低于6万元
　　陈竺说，2012年，政府对新农合的补助将提高到240元，各地区要从新增资金中划出一定比例，建立省级统筹基金，用于重特大疾病保障，并与医疗救助有效衔接，使重特大疾病补偿水平达到90%左右。
　　年底前，全面实施儿童白血病等8个病种的大病保障；还要在1/3左右的统筹地区，将肺癌、食道癌、胃癌、结肠癌、直肠癌、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急性心肌梗塞、脑梗死等12种疾病纳入保障范围。
　　陈竺表示，2012年，筹资标准提高到人均300元左右，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75%左右，最高支付限额不低于农民人均年收入8倍，且不低于6万元。
　　【医患纠纷】
　　医患纠纷将引入第三方调解
　　卫生部部长陈竺昨日提出，要建立健全专门机构接受和处理患者投诉，要充分发挥社团组织维护医患和谐的作用，要创造条件普遍建立第三方调解、建立医疗责任保险等处理医患关系新机制。
　　陈竺说，随着医改的推进，医疗执业环境和医患关系有向好的趋势。但是，近期一些严重医患纠纷事件提醒我们：改善医患关系仍然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并且需要医患双方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医疗卫生工作者尤其要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争取患者的理解、配合与支持。希望通过各方共同努力，使医患关系在“十二五”期间有根本好转。
　　本报记者 吴鹏

励杏老人

医疗纠纷的多维思考2012-01-05 10:58 来源 医师报



    生老病死，人生之四端。生给人们以喜、以乐，老给人们以愁、以忧，病给人们以苦、以痛，死给人们以哀、以伤。人皆怕死，也畏病痛，但人来到世间，不得不面对之。因此，也不得不面对医患关系，不论是和谐的，还是纷争的。近八年来，因种种原因，我不得不经常出入于医院，对此很有感受，也有苦难言。

    眼下，医患纠纷已然成为我国最引人注目的民事纠纷之一，已有专家从实证、制度、鉴定、取证等多视角对医患关系、医患纠纷及其解决做出过总结和反思。而我也想从多视角、多维度对医患关系和医疗纠纷进行一番思考。

    首先，从医者视角反思：我们究竟对医院、医生报以道德期待还是规范期待？“医者父母心”，这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医生和医院的期待。它典型地反映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对医生和医院的道德期待。然而，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当今中国绝大多数医院实行自负盈亏，政府拨款已然不存（除个别特殊医院外），于是不得不面对“医者功利心”的问题。越是杏林高手，越被医院绑在功利的战车上。在这种背景下，患者对医生、医院仅仅以“父母心”来要求，是不是不合时宜？很多医生，知名的不知名的，他们不时告诉我：我们做医生的，前脚在医院，后脚可能在法院；前脚在病房，后脚可能在班房。在医生、医院已经不是靠道德，而是靠功利扩展其事业的情形下，制度究竟如何跟进？理念究竟如何更改？我想，这或许是我们思考问题的重要一维。

    其次，从患者视角反思：“医闹”现象，究竟是理性选择，还是非理性选择？医患纠纷中，患者“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一闹就解决。”这实际上与我国其他纠纷领域的情况相类似。这不过是患者及其家属们面对非理性制度的理性选择，这种理性，不过是一种成本和效益关系的权衡问题。当患者能够以支出更小的成本，获得更大的效益和利益的情形下，他为什么拒绝选择“医闹”呢？他为什么一定要依循法学家的法律理性，钻入法律套子，以高昂的成本，换取更小的收益呢？

    再次，从医疗制度视角反思：医院，究竟是“人民医院”还是“契约医院”？医院定位是医疗制度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我国所有的公立医院，都被号称是“人民医院”，反倒经常是和相当的人民大众有矛盾。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来，这种矛盾、甚至对立愈趋严重。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但这一事实所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我想，如果国家不允许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在同一起点上公平竞争，如果不赋予医院和患者一种基本的契约关系，而仍强调道德期待上的“人民医院为人民”，或者一任公立医院垄断……那么，这种医疗制度，就不可能营造、构建一种有利于缓和医患关系的制度机制。所以，与其说“人民医院”，不如以契约来界定“医院”和“人民”的关系，真正使医院纳入制度体系。

    第四，从司法制度视角反思：司法活动，究竟是“平息矛盾”还是“判断是非”？我认为，现代司法强调在判断是非基础之上解决矛盾，而古典中国司法不太关注是非曲直，不论运用何种方法，只要能够平息矛盾即可。这种情形，被沿用至今。在当今我国的司法活动中，这种情形更甚。在法院，有所谓“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这句据说由当年某法院院长首创的“司法经”。在这种理念下，什么判断是非，以及和判断是非紧密相关的法律方法，就不可能获得法院和法官的青睐，法官的判断权变成了协调权，司法裁判和行政调解没什么两样。这一切，既引致了司法解决医疗纠纷的权威危机，也影响了司法解决医疗纠纷的效率和效果。因之，如何真正建立起以判断是非为前提的司法制度，对医疗纠纷的权威解决而言，自是非同小可的问题。

    最后，从行政制度视角反思：我国的行政，究竟是权力缺席还是权力冲突？我国卫生行政机构的基本职能究竟是什么，是患者人权保障，医政管理还是协调医患关系？相关法律法规似乎规定了很多职能，但具体实施起来，却是顾此失彼，难以兼顾。这种情况，似乎是权力冲突问题，但在我看来，是典型的行政权缺席问题。这种“权力缺席与权力失约”的问题至今依然严重地存在，特别是在行政机关的权力定位问题上，重重叠叠的法律法规，构织了百衲衣般的权力体系，但权力一旦启动，又难以真正操作。凡此种种，或使行政面对医患纠纷而无所作为，或使其面对医患纠纷又无所不为。究竟无为还是有为，仅仅取决于利益需要或政治需要，而不是医患关系的需要。所以，权力冲突一旦成为经常，与其说是权力冲突，不如说是权力缺席。

励杏老人

医生道德沦丧是伪命题2012-01-10 13:07 来源 杨进刚博客 分享到：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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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1月2日和3日，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播出《医患关系怎么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勀戎、大学教师志凌、宋中清律师、2006央视“315质量先锋”陈晓兰参加了评论，缝肛案、录音门、弃婴门当事人齐聚现场，在医疗卫生界争议很大的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也登台亮相。节目播出后，医务人员反响强烈。

    节目中首先开讲的故事，就给人们以强烈冲击。陈先生的父亲住院治疗后不久去世，陈先生对医院方面的陈词为：“你收了我的钱，人也去世了，你不叫谋财害命吗？”我们说，生老病死，人生之四端。生给人们以喜、以乐，老给人们以愁、以忧，病给人们以苦、以痛，死给人们以哀、以伤。人皆怕死，也畏病痛，确实，患者花了钱，但再先进的医疗业不能让患者永生。如果以人的生命存在作为判断标准，医疗服务是注定要失败的行业。

    大部分并不是接受不了人必有一死的观念，但接受不了“人财两空”的事实。其实，看病贵才是医患矛盾的根本，钱是医疗界永恒的话题。而目前，谈及医患关系恶劣，很多人认为是医德沦丧导致社会对医生群体失去信任。但《中国周刊》一篇文章指出，医生道德败坏论则是最背离真相的答案。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医生道德沦丧；也没有理由认为中国的患者是一群刁民；更没有理由，一群道德最沦丧的医生和最蛮不讲理的患者，恰好在这块土地上相遇。

    医德是医生们不能承受之觞。

    甚至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勀戎直言，“即使医生都不拿红包，都不拿回扣，看病仍旧很难！” 周其仁教授病在《有所医当问谁》一书中说，从1978年至2005年间我国居民个人现金卫生支出增加了197倍，可同期全国医院和诊所、床位、医护人员等等，最多的也不过增加了2倍多一点。医疗服务总不能靠流水线来增加效率，医疗资源的供给不能医疗需求的增加而增加，看病当然难，看病当然贵。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一国卫生总费占GDP的最低标准是5%。2010年，中国的比例是4.3%。由于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医院的公益属性已与市场化生存方式发生严重矛盾，医生本以“救死扶伤”为己任，现在已背上了“创收”的重担。在患者看来，公立医院不应逐利，但生存和发展不仅是医院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也是每个医生面临的现实问题。这种矛盾如果解决不了，无论医生采取什么样的态度，都很难赢得患者的满意。

    在医疗资源的配置上，医疗投入匮乏和不公与医患关系扭曲存在着隐秘而又确实的联系。

    医疗服务绝对不是一个“医生”的服务，而是政府的服务；医护人员绝对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使”，他们更应当是人，是普通人；医生护士以及医疗行政管理人员绝对应当自律，但不是代人受过；医生绝对可以受到监督甚至质疑，但也绝对不能容忍诽谤。中国工程院院士戴尅戎拍案而起，“难道医生就不是人吗？就应该挨刀子吗？就应该受人谩骂吗？”

    医患关系是医疗行业现状矛盾的集中体现。医患矛盾不仅仅关系到医患双方，因为医生是以医疗制度的代表出现在患者面前的，因此患者对他们的普遍不信任，实际上也折射出对现有医疗体制的不信任。

    道德审判和道德绑架是一个社会的悲剧。从古到今，道德在中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重要位置。牺牲自己以利他人，牺牲个人以利整体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道德宣传比任何别的国家都响亮。在节目中也例举了两个乡医的例子，大家无不为之动容，但一个基本生活都不能满足的乡医，空谈理想有何用处？在一个不能体面生活和一个死时只有5毛钱的情形之下，怎么能诱导别人在生活时只能穿有窟窿的裤子？完全违背人性。这是高高在上的道德审判台。

    亚当·斯密认为，仁慈、利他主义等都是不稳定的、偶发的、非持久性。面向普通的人们，传统的道德说教方式——树立圣人、英雄人物，以其所谓的先进事迹教育大众的方式无济于事，是现实中不正常的理想。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虚伪地否认人类本性，否认人具有“利己心”这一不可改变的基本事实，所以难以让普通民众信服。

    周其仁还披露一个数字，证明医院和医护人员的实际增长很慢。1997～2005年间，全国医生数目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4.7万人；期间虽然护士人数增加，但因为医生数目少了，2005年全国医护人员的总数，只及历史最高水平（2001年）的97％！我国医疗服务缺乏增加供给的潜力卡在了医疗服务的准入。

    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如果国人对健康和医疗服务的需求急速提升，那么潜在的医疗服务资源就一定受到相对价格的指引，主动转到医疗服务方向上来，更多的人愿意学医、更多的医院开张、健康教育的市场开放。而不是背道而驰：越来越多的医生流失，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学医，学医的人更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学医，而且江湖术士横行。

    亚当·斯密指出，特权、垄断、管制、保护等制度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道德风险，不仅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自然运行，而且还造成了人的腐败和堕落，使人的主要精力放在如何投机取巧而获得垄断和超额利润上，导致腐败的产生和社会道德的败坏。

    若要真正解决医患之间的问题，还要回归到问题的本质，道德上的义愤填膺绝不会有本质上的效果。

励杏老人

卫生部：医改让医生不再成为制度替罪羊2012-01-17 11:44 来源 中国青年报 分享到：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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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医生是制度替罪羊”的观点，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回答中国青年报提问时称，现行卫生体制、机制的不合理因素，扭曲了医务人员的行为，助长了医疗机构的趋利性，造成了大处方、大检查横行，增加了人们看病就医的负担。“正在进行的医疗体制改革正是要从体制机制上努力，在维护公众利益的同时，使得卫生事业健康发展，让医生不再做替罪羊。”

    近期，当人们聚焦于药价虚高时愕然发现，医院、医生乃是最重要的食利者，于是，各种指责纷至沓来。对这些指责，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曾回应说，“在药品定价过程中，医院是不参与的，医院只有执行权没有定价权”“医院像是两只羊。首先是替罪羊，因为制度设计导致今日现状，但患者的气都撒在医院身上；医院又像沉默的羔羊，医生在医改过程中，宁可沉默。”

    对此，邓海华认为，当前“以药养医”的体制虽然在历史上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越来越明显和严重。医疗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卖药生存的情况下，其趋利性动机和行为自然生发，这严重腐蚀了医务人员这支队伍，推动了医药费用的不合理上涨，也给人们带来了痛苦。

    然而，人们对体制、机制并没有具体的感受，却把那些愤怒直接发泄到医生和医院身上。因为他们看见的事实是：药厂生产的大部分药都卖给医院，患者使用的大多数药都得在医院买，医院是个双向垄断者。一种病有好几个可选择的药，一个病人往往有多种病，需要吃许多药，因此，医生开药的手，是决定总药价最直接的手。

    邓海华称，刚刚结束的2012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已经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全面取消“以药补医”。“这一方面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为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是为了这支队伍，医生不再做‘替罪羊’，医生不要被腐蚀。这是卫生部门，包括我们会同其他部门在‘十二五’期间必须大力推进的一项工作。”

励杏老人

医院为解决医患纠纷出招 手术过程全程录像2012-01-15 14:06 来源 半岛网 分享到：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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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拍的CT不对吗，凭什么让我重拍？”

    “你好先生，这些专业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尽快给您回信好吗？”

    1月12日下午，市立医院东院区医患沟通办主任时咏梅接到投诉后马上对内容进行记录。据了解，为拉近医患关系，新医改后岛城二级以上医院都成立了专门的医患沟通部门 ，以方便接待和处理相关问题。近期 ，市卫生局等部门已经下发文件，将由多部门组建成医疗纠纷调解组织成为“第三方”，以后遇到医疗纠纷可找“第三方”专门解决。

    大多数医疗纠纷都能解决

    医患沟通办，这是个敏感又难做的部门，就像跷跷板，在中间起到关键协调作用。这里的工作状态怎样？医患关系真的这么难沟通吗？1月12日，记者探访市立医院东院区的医患沟通办，工作人员很诚恳地回应：“绝大多数患者都能彼此理解和沟通，关键是得彼此信任！”

    2011年4月，一位患儿家长走进医患沟通办，他想跟工作人员反映一下遇到的事情：孩子要做核磁共振，但年纪太小，做之前必须注射镇静剂才行，注射好了去检查，结果等了好长时间，孩子醒了只能再给孩子打一针。那么小的孩子总是注射这种药肯定不好，能不能把时间控制控制？

    接到这个意见后，时咏梅赶紧去了解相关情况，并去儿科、检查室等科室做调查，发现确实是个问题。之后几位专家坐在一起，商量如何给患儿提供更多便利？最终医院决定，采取一项新措施，时咏梅说：“儿科有一名专门的医生负责带孩子做核磁共振检查，并提前和检查科室联系，约定预约时间，这段时间内将只为孩子提供检查。这样既能保证孩子顺利检查，又减少了家长的担忧。”

    在医患沟通办工作了这么长时间，难道医患关系真的很难处吗？时咏梅摇摇头说：“其实绝大多数的患者都是可以沟通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这是最关键的。”据了解，除了每天接受这些医疗咨询或投诉，医患沟通办还有个任务，就是根据一段时间内出现比较集中的问题进行整理，并提出意见，提醒相关科室能及时发现和干预。

    医院处理医患关系的举措

    青医附院东院泌尿外科所设立的“舒心苑”，是岛城医院中出现的首个医患沟通室。除了这个装饰简单的小角落外，他们还有个做法就是主动给患者录手术过程，如果将来患者觉得手术过程中存在问题，那么这个光盘就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这样的举动，不仅让患者心里吃下“定心丸”，也有利于医患之间的沟通。

    青岛市海慈医疗集团是全市最早成立处理医患关系机构的医院之一，从2009年8月到现在，海慈的“医疗事务办公室”每年处理200例左右的患者投诉。“处理医疗问题，我们的原则是要尊重医学事实，要把患者的疑问解释清楚，不能简单化。

    小孩生病住进重症监护室，孩子在里面情况怎样？听不听话？家长在外面干着急。所以在妇女儿童医院的心脏中心重症监护室专门设立了探视长廊，成为“透明监护室”，家属可以透过玻璃窗近距离看到孩子。同时医院重症监护室的每个病床上都安装了摄像头，患儿家属可以在探视间探视患儿，这样就让患儿家长心里踏实多了。

    第八人民医院采取问卷调查、电子评价、电话评价、网站评价构成全方位的服务满意度评价系统，采集对医院工作的满意度；邀请社会监督员以病人或病人家属身份全程了解医疗流程，保证服务持续不断地改进，2011年病人满意度达到98.9%。在门诊病人、住院病人大幅度增加的情况下，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同比较去年减少了18%。

    成立“第三方”还得等等

    这些年，医患矛盾一直存在 ，“第三方”这个概念也多次被提及，如果出现医疗纠纷，可以通过这个“第三方”来调解，这样就能避免矛盾加剧甚至得不到适当的补偿。1月12日，记者采访了解到 ，近期有关部门已经专门下发文件《关于加强医疗纠纷预防和调处工作的实施意见》，将正式开始组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

    据了解，根据该实施意见的要求，青岛市的各区市司法 、卫生、公安、保监、财政、民政等部门将加强沟通 ，指导建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独立于医院和患者之外的第三方，具体履行以下职责：调解医疗纠纷，防止医疗纠纷激化；通过调解工作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和医学知识，引导医患双方当事人依据事实和法律公平解决纠纷；向医疗机构提出防范医疗纠纷的意见、建议；向患者及其家属或者医疗机构提供医疗纠纷调解咨询和服务；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医疗纠纷和调解工作等。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原则上应配备3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员，主持调委会日常工作。

    据了解，目前即墨市已经建立调解组织。不过12日下午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建立"第三方"需要多个部门互相协调，目前虽然已经下发了具体文件，但市区到底什么时间能建立起来目前还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