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从徐文医生被严重砍伤所想到的--医生是弱势群体（张友平医生的BLOG）

励杏老人

广东卫生厅副厅长妙文探讨医患制度:好制度养好人2011-12-06 18:47:41 来源：中国新闻网 【大字 中字 小字】 【打印预览】 【复制链接】　　【新闻源】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一向以善言敢言著称。昨日，廖新波发表博文，探讨中美两国对于同一起医疗事故，做出的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博文诙谐幽默，引人深思，受到网友热捧。

　　【缘起】发微博受刺激

　　廖新波以“医生哥波子”为名，开设的微博账号，目前已有将近70万粉丝。

　　4日，广东省召开了2011年护理学术年会暨第七届会员代表大会。期间，廖新波发了一条微博：“护士们辛苦了！广东省”。这条简短的微博让不少粉丝感到匪夷所思。“廖厅，今天不是护士节呀！”网友“julyamm”评论道。

　　“可能说者无意，(作为)听者的我觉得话中有话”，“不要等一年一天的护士节才‘致以节日的问候’”。正是这条回复，让廖新波昨日决定再次探讨一下当下紧张的医患关系，特别当今体制下，“悲催”的护士们——看同一起医疗事故中，中美处理方式的不同。

　　【美国】玛丽被解救了

　　廖新波博文中举的，是一起发生在美国，因住院病人激增，护士玛丽给患者发错药的例子。尽管被及时发现，未酿成事故，但管理部门还是对事故展开了调查。

　　首先被问责的是医院护理部。通过调查，管理部门发现病人激增，但护理部没有及时增加人手，造成玛丽工作量加大，劳累过度。护理部因此被认定人员调配失误。

　　通过对人力资源部门的心理咨询机构进行调查，管理部门发现，由于受到刚上幼儿园的女儿的影响，玛丽的情绪和状态都出现了波动。由此，心理咨询机构被认定“医院的心理专家没有对她进行帮助，失职！”

　　药厂也在调查范围之内。它们生产的几种常用药被发现外观、颜色相似，容易混淆。于是管理部门向药厂发函：建议改变常用药片外包装，或改变药的形状，尽可能减少护士对药物的误识。

　　对于玛丽，她受到的“处罚”则是：医院心理专家走访了她，告诉她不用担心病人赔偿事宜，已由保险公司解决。还与玛丽夫妻探讨如何照顾孩子，并向社区申请给予她10小时义工帮助。玛丽下夜班，义工照顾孩子，以保证她能充分休息。同时医院特别批准她“放几天假，帮助女儿适应幼儿园生活”。

　　【中国】玛丽被开除了

　　假设玛丽在中国，廖新波说她将遇到以下问题。

　　因为给医院惹了麻烦，首先将劈头盖脸被领导训斥一顿，而后扣发当月奖金，全院通报批评。

　　接下来，患者听说自己险些被发错药，纠集“三十多个壮汉高举‘无良医院，还我公道’的伟大旗帜，闯入医院，将护理站砸了个稀巴烂”。“‘公道’的具体内容是：赔一百万(必须是现金，不连号的旧钞)。”廖新波幽默地说。

　　面对天天来闹的患者家属，医院选择报警。“距离医院数百米之远的派出所的警察，仅仅用了七个小时就赶到了医院现场。然而，面对三十多人打砸医院、打骂医护人员，警察却站在原地不动。院长问何故，警察说，这属于医疗纠纷，不是治安事件，不归我们管。”

　　而后媒体介入，网民介入……最终，迫于压力，玛丽被开除了。

　　【反思】

　　我们的文化不允许你犯错

　　对此，廖新波感慨：“两种不同的文化，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我们的文化是不允许你的错误发生。”

　　为此，廖新波还提起了2006年前发生在中山大学附三院的“亮菌甲素”事件。当时，该院发现部分患者在使用了齐二药生产的假药后出现异常，按规章进行了报告。”可悲的是，“他们却成了第一被告，最后被告倒了。”

　　“这个案例就是典型的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的结果。好制度养好人，坏制度养坏人。这样的故事在中国还真的不少。”

　　“护士工作辛苦是众所周知的，在美国，护理业成为非常受人尊敬的职业，除了护士较高的薪水和待遇外，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廖新波说。(记者 陈学超)

励杏老人

健康报：医生也是药价虚高的受害者  
发布日期：2011-12-01　 来源：健康报　 　　我要评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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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 西（市民）

　　药价为什么会虚高？有医药代表称：“整个药价虚高的利益链是见者有份，利益均沾，雁过拔毛，层层加码。”有医药代表认为，“虚高药价里那块最肥的肉被拿回扣的医生吃了。”（11月28日《中国青年报》）

　　前几天，一位名牌医学院研究生毕业，现在某三甲医院工作的医生对笔者说，又得开始准备找工作了！这里实在呆不下去，一个月回扣几百元，加上工资全部收入连2000元都不到，真是荒唐。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他已经换过三份工作，全是公立医院。他的体验是，现在各个医院都差不多，给医生很低廉的工资当底薪，你要获得高收入，得靠自己想办法，从药品与检查的回扣中多赚钱。

　　当然，像他那样有资本敢不断跳槽的医生只是少数，有机会能拿到药品回扣的医生也并不是全部。越是在基层，可能清廉指数越高。因为在多数小医院，主任及院长们把全部药品回扣拿在手里，下任务给下面的医生，医生实际得到的没多少，甚至有些就根本拿不到。

　　还见过这样真实的笑话，一位在某公立二甲医院担任领导职务的医生曾经这样向笔者“哭穷”。他说，做医生真穷！他都40岁了，现在买房子都还要问父亲拿钱，真是丢脸。但事实上，我们都知道，这位先生房产两套，名车一部，单靠账面上的工资收入无法解释这一切。

　　即使对那些能够成功进入公立大医院，能够有“机会”拿到回扣的医生们而言，他们的生活恐怕也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美好。很多医者多次表示过这样类似的观点，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想拿这些沾满患者血汗的钱，拿了心中也会不安，他们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医术和服务来换取相应的收入，过上体面、安心、有尊严的生活。“以药养医”或“以药补医”是对医生们一种最大的人格侮辱和精神摧残。

　　此外，时松时紧的医药反腐败也会令很多医生们寝食难安，担心成为“倒霉蛋”或“替罪羊”。在法律上，很多时候，这种行为被定义为一种刑事犯罪。只要栽倒一次，声誉败坏，恐怕就再难有翻身的机会。

　　在职场上，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你必须得对自己的雇主负责，否则你将有可能做不好这份工作，甚至因此失去工作。对医生们而言，这个雇主既包括上级领导（主任），也包括最高领导（院长），他们决定了整个收入的分配形式。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收入分配形式越是隐蔽与地下，越意味着权力不受制约与监督的可能性越大。对那些占据高位的权力掌握者而言，他们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

　　为什么那位高学历的新医生收入如此之低？答案是，医院要盖新大楼，建新分院，买新设备，耗费太大，领导们只能在医生身上打开源节流的主意。

　　去年，国际权威的《柳叶刀》医学期刊发表了一篇《中国医生正面临威胁》的文章，分析了当下这一个群体所面临的困境和压力。文章认为，中国医生的工资水平偏低。许多中国医生努力在职业道德要求和满足当下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形势下，寻找平衡点。这种压力交织中一些来自社会和政府对医生职业的贬值，促使很多医生转行。如果不改善医生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中国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不会成功。中国医生应该更多地介入到医改过程，发出自己的声音，用自己的经验和建设性意见来帮助医改制度的完善。

　　但在这样一阵阵涉及回扣的丑闻袭来时，大多数医生们宁可选择沉默，也根本不愿意站出来自证清白，为自己代言说话，也不愿意对解决问题发表见解与药方。

　　沉默越多，越足以说明医生执业环境的恶化，以及他们无奈与绝望的执业心态。前不久，一家美国媒体认为，今后5年将有多达1.4万名中国医生加入外国制药公司，而在大多数国家里，获得系统培训的医生转行做医药代表是极其罕见的。沉默越多，医生们越习惯无语，这种传言将越有可能成真。当一个人再也不愿意对现状说话，那说明了什么？

励杏老人

外国医患纠纷如何处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2011-9-23        广州日报    已有0人收藏
　　医疗纠纷是一个世界性问题。近年来，世界各国医疗纠纷发生率上升，如何有效预防和解决医患矛盾，成为各国政府共同关注的重要社会议题之一。但由于国情不同，各国处理医患矛盾的方法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发达国家的医疗事故频繁发生，但医患矛盾不算尖锐，患者很少选择暴力来解决医患矛盾，因为法律是解决纠纷的最好途径。

　　美国医学研究所1999年发布的报告透露，美国每年约有9.8万人死于可预防的医疗差错，远超过工伤交通事故和艾滋病死亡人数，造成损失高达290亿美元。这一报告曾震惊当时的美国克林顿政府，但此后的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依然未能降低美国的医疗事故。

　　美国

　　医院设伦理委员会有纠纷先走法律路

　　医疗疏忽和医疗失误在美国是个严重问题。美国有关部门处理医疗纠纷等医患矛盾时，力求照顾医患双方，努力寻找两者利益的平衡点。在维护患者利益的同时，也注重保护医生的权益。美国有11个州规定，只有医疗疏忽的责任超过50%时，被告才需要进行赔偿，其他州则规定按责赔偿。美国一些州的执法部门认为，如果对医院和医生的惩罚过重，使其经营成本和风险高到难以忍受，只会使专业人才外流，最终倒霉的可能还是患者。

　　美国人处理医疗事故的系统比较完备，一旦发生医疗纠纷，第一选择往往都是打官司，很少去医院闹事。美国没有卫生行政部门，其医疗标准和规范都由美国医学会制定。美国医学会专业规范与法律委员会于1994年修订发布了《医患关系基本原理》。

　　首先，几乎每个美国医院内都有一个风险管理部门伦理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医疗失误。他们从专业技术的角度，调查有争议的案例，以判断主管医生是否尽责尽力以及是否有过失。如发现主管医生有过失，他们有权对责任人进行专业处罚，且还要向司法部门报告。伦理委员会的成员并非只是来自医院，而是来自各个行业，有医院的医生、注册护士以及社区代表、社会工作者、律师等。伦理委员会成立之后，医院的医患纠纷大为减少。

　　其次，受害者本人及其家属可聘请律师，根据自己掌握的证据，证明医生有过失。美国的法律很严格，专业律师也很厉害，一旦医院被证明有过失，法官可能判罚赔偿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美元。

　　再次，美国的医药费往往由保险公司支付，所以保险公司也会对医疗过程进行监督。这种系统性的处理方法，确保患者的利益一旦受损，很容易得到专业鉴定，且通过各种途径得到赔偿。与此相反，如果患者去医院闹事，会因为危害医疗秩序而被捕，甚至被判入狱。一方面医患纠纷很容易得到处理，一方面去闹事反而会招致损失，患者自然不会选择后者。

　　医疗诉讼近年大幅增加

　　当然，也并非所有的美国患者会采用法律手段解决医疗纠纷。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发生在2010年9月16日。当时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最大的一家医院约翰·霍普金斯医院发生一起枪击事件，医生被一名病人的儿子枪击致伤，凶手随后杀死母亲和自己。警方介绍说，案发时，凶手正在听外科大夫介绍80岁老母亲的病情以及治疗状况。

　　但这在美国毕竟属于极端现象。美国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和案例也表明，陪审团更同情患者，法官更容易做出偏向患者的判决。因此，美国医疗诉讼近年大幅增加，直接找医生实施暴力的现象很少出现。

　　在美国，任何人不可以随意到一个私人家庭或单位闹事，未应邀踏入私人领地都是违法的，主人可以采取自卫行动，更何况在医院这种治病救人的神圣地方，闹事将威胁更多人的生命安全，警察一定会立即赶来处理，这一点足以警戒所谓的“医闹”。

　　此外，在约翰·霍普金斯医院枪击案后，美国各医院已经高度关注对来自患者和家属的安全威胁非常重视，甚至连一些威胁性的语言也会被医院提交给安全部门来处理应对。

　　日本

　　处理时间短赔偿金额高

　　日本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然而近年来却不时发生重大医疗事故。日本媒体曾披露，仅2006年一年，日本全国270所国立医院共发生医疗事故1300起，导致150人死亡。

　　日本在处理医患关系方面，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经验。第一是建立医患信任关系。为了增加病人对医生的信任，日本1995年成立了医疗评估机构，监督医院向患者提供优质服务，对所有医院进行综合评分，评估合格者发给合格证书，并在网上公布结果。

　　第二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为了让人们在事故中总结经验，日本厚生劳动省建立了医疗事故数据库，成立了由医生、律师、民间组织代表参加的医疗事故信息研究会，研究如何预防事故、查明事故原因以及应对策略。

　　第三是利用完善的医疗保险制度化解矛盾。院方通常为医生购买保险，许多小的纠纷或事故可以通过保险公司得到解决，不至于酿成大的纠纷。

　　第四是通过法律手段协调双方关系，做到发生医疗事故有章可循。按规定，发生医疗事故后，日本的医院要向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要向病人家属作出解释，属于院方的错误，医院要真诚道歉，并在经济上给予赔偿。如果有医患双方对责任承担存在争议，可诉诸法律，不过大部分医疗诉讼案都以和解方式解决，这反映出医疗诉讼案对原告造成的巨大心理和经济压力，种种原因使很多患者家属最终选择通过和解结束官司，拿走一笔数额可观的赔偿金了事。

　　统计显示，日本医疗事故诉讼案的平均审理时间逐年缩短。1996年，平均每个案件的审理时间为37个月；而到2006年，平均审理时间已缩短为25.1个月，10年间几乎“快”了整整一年。同时，日本2006年医疗诉讼案的和解率创造10年来的最高纪录，达到53.3％，而原告的胜诉率却创下近年来同类案件最低水平，仅有35.3％。

　　此外，日本政府也加紧建立相关制度，帮助医疗诉讼中处于相对劣势的原告患者和家属。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计划建立一个新的补偿机制，对医疗事故中受害患者家属推行“无过失补偿制度”，即无论医院是否存在医疗过失，受害患者家属都可以获得一定的补偿，其额度将由第三方权衡决定。

　　德国

　　设独立调解机构处理效率超法庭

　　德国卫生组织2002年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德国每年的医疗事故总数达到10万起。

　　医疗事故发生后，病人或者其家属一般首先与当事医生或者院方进行直接接触以确认事实，并协商可能的赔偿问题。如果这一措施没有达到效果，病人可以向一个叫做“医疗事故调解处”的机构求助。调解处是德国设立的专门负责医疗事故庭外解决的机构，由各州的医生协会单独或者几个州的医生协会联合设立。

　　调解处的工作人员由法律界人士和医生组成。在接到病人关于医疗事故的陈述报告后，调解处会根据情况组成一个专家小组，而该小组中必定有一名医生与涉嫌造成事故的医生从事相同的专科，以保证对事故发生的过程进行专业鉴定。

　　但专家小组必须在得到病人和医生的双方同意之后才能开展工作。设立调解处的好处主要是在发生医疗事故后，尽可能免去当事人打官司的漫长历程与昂贵费用。

　　不过，调解处对事故的最后处理意见只是建议性的，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当事的任何一方不同意该处理意见，仍可诉诸法律。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法院一般都作出有利于医生的判决。统计资料说，法院裁决的案件中只有大约10％判定病人一方胜诉。

励杏老人

他山之石：看日本的医患关系
2011-12-06 11:43 来源 北京协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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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医院的命名是“病院”，一字之差，体现着他们的理念：治疗场所是以病人为中心，医疗人员帮助患者康复。

    两年前，我受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赴日本医科大学整形外科开展博士后研究。

    抵达东京后的第二天我即前往医院，成为日本医科大学的一名临床研究员。在午餐时间，我拜会了导师百束教授。他说，做一个科学家式的外科医生是他的信条，也是他培养学生的目标。作为外科医生，娴熟的手术技巧是必需的，但不能仅仅满足于成为一名手术工匠，而是要不断创新，包括临床理论的创新和基础研究的探索。我表示，作为他首位中国籍博士后，不能仅学几种手术技巧，发几篇文章，而是要在临床和科研之间找到一个契合点，做一个科学家式的外科医生。谈话完毕，教授说：“那我们就从第一步开始，刷手上台，开始手术吧。”简短却深沉的谈话开始了我在日本的求学生涯。

    医生没有娱乐时间

    日本医科大学已建校130余年，其附属医院地处东京最繁华的区域。由于日本法律明文规定了患者床位的最低占有面积和居住环境，所以医务人员的办公及科研场所不得不变得狭窄拥挤。该大学整形外科的规模和协和医院整形科相仿，百束教授在临床领域以“超薄皮瓣”闻名，他也是协和医科大学的客座教授。

    日本医生的勤奋、严谨、敬业和求实精神是我学习期间感触最深的。凌晨6点，许多医生就已到达医院，开始检索临床及基础研究的相关文献。8点之前，阅读完毕，开始巡诊、换药及更改医嘱。8点半进手术室，完成术前准备。术后，进行试验研究。他们并没有准确的下班时间，拼命工作是多数医生的常态。我曾在深夜通过电子邮件请教百束教授实验中的细节，均能在半小时内收到回复。由此推断，他的睡眠时间仅为5小时左右。教授如此，其他大夫可想而知。日本医生很少有娱乐时间，唯一的消遣就是带着电脑到居酒屋喝酒。喝酒的同时还不忘查收邮件。

    文献讨论会即临床教学课

    日本医科大学的临床管理细致而到位。每周有两次临床讨论会和一次文献讨论会。周一讨论本周患者的手术方案。各级医生提出不同的方案，最终由教授决定最佳方案。周四着重讨论已完成手术的不足和缺陷。每一次临床讨论会既保证了医疗质量，避免医疗差错，也是生动的临床教学课，令下级医生获益匪浅。在文献讨论会上，下级医生会介绍最新的临床文献。教授对每一篇文献进行点评，指出优缺点，找出自身与文献中所涉及的技术差距。这种学习并不盲信，只是将文献中的精华应用于临床并加以创新。

    日本医科大学整形外科下设两个实验室。一个是再生医学实验室，以脂肪干细胞研究为主。另一个是组织工程实验室，其他人员可以旁听，若有好的实验设计亦可参与实验。实验室管理高效而严谨，从文献学习、开题报告、预实验到每一步实验数据的获得，研究员每周都要汇报一至两次，提交实验室全体人员集体讨论。这就极大地减少了实验偏差，节省了时间和资金。实验数据须有至少两人签字，防止误差及篡改数据。相近实验同时进行，节省了昂贵试剂的使用量和总费用。虽然实验场所狭窄拥挤，但实验仪器设备齐全。整个大学的实验仪器及动物实验室都实行电子管理，对所有职员开放，经培训合格后，可24小时预约使用。即使在下班后或节假日无人值班的情况下，亦可刷卡进入。对工作繁忙的医生而言，这样可以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实验。

    日本医生专业信息的获得渠道非常流畅。首先是各种会议繁多，基本每周都有各种级别的专业会议。医生们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得最新的专业信息，而不是只能从文献中了解发展动态。为参加会议，撰写论文成为医生的常规工作。日本医科大学整形外科2009年度共发表SCI文章40余篇，其他文章50余篇，会议论文则高达160余篇，平均每位医生每月写两篇文章。及时而充足的信息为临床及基础科研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敬畏生命从实验室动物开始

    日本的医患关系是最令人羡慕的。日本施行全民健康保险，日本籍或在日居住1年以上的外国人均可享有。患者可先看病后交费。医疗费用的缴纳由市（区）政府的健康保险科监控，与医生无关。医生只对医疗行为负责，医患之间不存在直接的金钱关系。这就杜绝了医患之间因费用问题而产生的纠纷。

    对于医生接受馈赠礼物的价值，法律也有明确规定：医生不得接纳超过2000日元（人民币160元）的礼物，馈赠方包括医疗器械、药物公司及患者，违反者吊销医生执照。医生是日本受尊重的职业之一，社会地位极高，收入也位于最高阶层。但日本医生对患者和蔼可亲，耐心细致，绝无冷漠粗暴的态度。医院每天的工作都是在医生、护士及患者之间连绵不断的问候声中开始，一举一动体现着对生命的敬畏。

    日本医院的命名是“病院”，一字之差，体现着他们的理念：治疗场所是以病人为中心，医疗人员帮助患者康复。日本法律对患者的居住面积和居住环境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医生办公室及研究室只能安排在医院地下室或简易的附属设施内。日本医生对生命的敬畏也体现在对实验动物的态度上：在样本量足够的前提下，尽可能减少实验动物的数量。试验结束后，处死动物必须无痛安乐死，违反者将取消试验资格。每年清明节为实验动物举行祭奠仪式，每一位实验者敬献白色鲜花。

    两年的学习使我感悟颇多。敬畏生命是一名医生的立足之本，只有敬畏生命，才能对患者的疾病细致耐心。日本留学的经历让我明确了今后的目标：做一个科学家式的外科医生。

励杏老人

医改能否搬掉压在医生头上的三座大山
2011年10月25日 编辑：常魁周  【大 中 小】
标签：三座大山 医改 寻医问药
　　（本站见习通讯员常魁周）在医疗工作中，常常听到医生们议论，现在医生工作压力大，尤其是压在他们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中国的医生深感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第一座大山是医院内部的压力，为了完成医院制定的经济指标每位医生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从病人身上进行搜刮，于是乎没必要的大检查、大处方就出台了。无论技术强弱、职称高低、能力大小，只要给医院挣到钱你就是好医生。否则就是笨蛋。

　　第二座大山是医药代表的压力，虽然每个医院的墙上都贴着谢绝医药代表，但医药代表时刻包围在你的身边，用尽各种手段让医生用他们的药。印证了网络上所说的“这年头医药代表把医生给毁了”。

　　第三座大山是来自病人的压力，医生虽然尽心尽力，小心弈弈地给病人看病，但是不知什么时候官司就会找上你，甚至还会受到病人及家属的拳脚或棍棒或刀斧的礼遇。医患关系这个社会关心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和谐？

　　三座大山的背后是社会的医疗市场体制，在一切向钱看的今天，如果医改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医院以经济收入为目的，不回归公益，不改变药品企业的不正当竞争，不为医生营造一个轻松和谐的执业环境，医改就不能说成功。

励杏老人

医患“纠纷门”观察：医患暗战不断 病根在哪里
来源：南方日报 作者：曹斯 陈枫 2011年11月08日07:56我来说两句 (1) 复制链接打印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上周广东连续爆发医患纠纷“三重门”广州“录音门”、佛山“乌龙门”、潮州“砍杀门”，震惊全国。前日，又有医生报料称最近频受患者恐吓，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医患关系为何恶化至此？“病根”在哪？

　　事件 病人家属威胁砍人 医生上班“心惊惊”

　　在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工作了5年的王医生（化名）说，上周日，他被一名患者家属恐吓。“患者是一位老年男性，被查出脑里面有动脉瘤，住院花了50多万，做了好几次手术不见好转，家属认为他生不生、死不死，对医院的治疗方案意见很大”。

　　当晚王医生值班，患者儿子突然冲进办公室。“医院治疗了这么久却治不好，要求赔偿。”王医生表示无法做主，“没想到这名男子突然说要砍人，而且要先砍了我。他还振振有词地说，北京同仁医院的医生都被砍了，如果再治不好或者医院不赔钱的话，只要经手过的医生都要砍！”家属气冲冲离开办公室后，王医生给医院保卫处打了个电话，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据统计，南方日报报料系统自10月15日至本月4日共接到广东省发生的医患纠纷报料83起。其中，发生在广州的有47起；涉及病患死亡的有20起；涉及费用纠纷的有28起。

　　困境 医院运营成本高 病人不想花冤枉钱

　　医患关系为何这么差？

　　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痛心地说，“看病难、看病贵”长期存在，从踏进医院那刻起，医患关系就被刷上一层“不信任”的底色。

　　“因为底色如此，所以才有录音门，所以有病人拿了检查又去别的医院咨询，所以我们一开检查单，病人就觉得我们在过度检查。”省第二人民医院的罗医生说，第一印象如此负面，患者的情绪肯定“一点就着”，“哪怕轻微的失误都有可能激发他们的不满情绪，医患冲突无法避免”。

　　看病为何那么难？

　　关键在于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仇先生家在湛江吴川，却把中风的父亲送到广州治疗。“大城市与小城市有差别，基层医疗水平有限，我们都希望享受到最好的医疗资源”。

　　三甲大医院人满为患已是不争的事实。记者在省第二人民医院看到，心胸外科电梯门一开便是病床加床，密密麻麻地堵着出入通道。“病人这么多，医生哪有精力精细化管理？！”一位患者感慨。

　　探究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则要回到医院公益性的问题上。

　　“我们的确是公立医院，但政府拨款却很有限，最多只占医院收入的8%，剩下的都得靠医院自己赚。”广东某三甲医院的院长算了一笔账，“一个住院医师基本工资大概是2000—3000元，本科刚毕业基本工资是1000-2000元。政府补得实在不多，而我们的劳动也远不止这个价值，只能创收赚钱。”

　　在此背景下，医院会衡量病人的“含金量”。“如果一个病人住了十天花了两万，其含金量远比一个住一个月花一万元的病人高。所以每个科室都要努力增加病人的收容量，增加病床的周转率，收治含金量高的病人，这才能赚钱，劳动价值才能得到体现”。

　　站在病人的角度，事情则是另一幅模样。由于医疗保障体制不完善，病人生怕花了“冤枉钱”。“如果看病免费我们说什么都没意见，可如今很多像我们这样从农村来看病的人花的都是血汗钱，所以对医院的期望值很高。”来自梅州的钟女士表示，“打工多年积蓄总共两、三万，一次花光了积蓄却看不好病，谁都接受不了。”

　　“如果中国像一些发达国家一样，从人出生到死亡都有完善的医疗保障体制，国家再把医生和护士养起来，他们收入和经济指标不挂钩，医患矛盾的化解还是很有希望的。只可惜，中国人太多了。”罗医生说。

　　前瞻 改革市场化体制 让医疗回归公益性

　　医患关系的紧张，引起了国医大师、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邓铁涛的忧虑。前日是这位从医70多年的“中医泰斗”95岁生日，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专程到广州为其祝寿。两人围绕最近的医疗纠纷聊开了。

　　邓铁涛感慨地说，以前医生和患者真是亲如家人。“看病是政府全包，医生看病不用想着赚钱，该用什么药就开什么药，病人也没现在这么多，医生出诊可以问得很仔细，不像现在几分钟就"搞掂"一个病人。过年过节，我们医院有不少老病号都会回来"走亲戚"，给我们这些老中医送点芋头、鸡鸭，非常亲密。现在医疗市场化、商业化，是见利忘义”。

　　他呼吁，新医改重点是让医疗事业回归公益性，政府要加大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和监督，医生不能只盯着钱，要大力提倡“仁心仁术”，促进医患和谐。

　　王国强说，政府正在推动新医改，加大卫生投入，改革“以药养医”体制，实现医保全覆盖，逐步让群众享受到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除了医疗体制改革，医德医风也要常抓不懈。“以人为本、医乃仁术、大医精诚”是中国传统医学文化核心价值。这些原则不仅仅是简单地刻在匾上，更要牢记于心。这样才能有效缓解紧张的医患关系。

　　南方日报记者 曹斯 陈枫

　　链接

　　事件

　　广东一周“三重门”

　　周一：患儿小梓涵患重症手足口病入住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其父因怀疑医院过度治疗对医疗过程全程录音拍照，医患互不信任出现“录音门”。

　　周四：佛山南海红十字会医院早产儿“活婴被当作死婴丢弃”，医者极不负责导致“乌龙门”。

　　周五：广东潮州男科医院发生一起凶杀案，患者因医治不愈而报复，爆发“砍杀门”。

励杏老人

暴力伤医事件是社会之殇
2011-09-30 00:00:00  来源：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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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对于许多医务人员而言不是一段愉快的回忆。正因为如此，要根治暴力事件，需要社会多个系统的协调调整，需要各方力量汇集形成合力，从而根除暴力存在的土壤。　　□本报评论员□

　　刚刚过去的几个月，对于许多医务人员而言不是一段愉快的回忆。上海新华医院10名医护人员受伤，广东东莞长安医院医生1死1伤，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医生受伤，北大人民医院医生被打，北京同仁医院眼科医生被打，武汉协和医院心内科被冲击……针对医务人员的暴力事件连续发生，令人震惊，更促人反思。

　　我们强烈谴责暴力。无论基于什么理由，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在医院这种特殊的公共场合动用最原始的武力，这一行径已经超出了医患关系伦理范畴，是社会的耻辱。暴力事件的发生，对医患双方利益都会造成损害，它不仅是对法律的公然挑衅，更是对医生和患者生命的极端漠视。

　　我们谴责恶，更要追究恶之源。必须看到，暴力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单纯的医患之间恩怨，而是有着深刻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医疗资源供给不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看病就医需求之间的矛盾突出，看病难、看病贵的呼声强烈。同时，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也随之变动，人们的思想观念剧烈变化，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凸显。而医院作为一个与公众切身利益最为密切相关的“窗口”，自然成为最容易引燃社会情绪的敏感场所之一。

　　医疗纠纷的出现是世界性难题，无法避免，但相关工作的滞后，造成了矛盾的激化。纠纷出现后公正第三方的缺失和独立裁判机制的匮乏，使医患双方陷入相互猜忌、提防。而对暴力行为的姑息态度，更是让那些以挑动医患之间纠纷、激化矛盾为牟利手段的医闹肆意猖狂。

　　我们需要警醒！医院暴力事件流露出的，是一种极端的社会情绪。在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医生的角色至关重要。当越来越多的医生因为暴力而恐惧退缩，因为伤害而丧失职业尊严的时候，这个社会的文明与秩序，也会逐渐动摇。

　　正因为如此，要根治暴力事件，需要社会多个系统的协调调整，需要各方力量汇集形成合力，从而根除暴力存在的土壤。

励杏老人

健康报：医调委的公信恰恰在于不能太专业  
发布日期：2011-12-01　 来源：健康报　 　　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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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婧（市民）

　　近日，《广东省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理办法（草案）》公开征求公众意见。草案明确，广东各地级以上市都要设立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对此，媒体认为医调委要实现初衷，必须具备独立、权威和一定权力三个条件，要建立一支专业、精干的调解员队伍，并改变医疗事故鉴定由卫生行政部门主导的格局，尽快完善医疗责任保险，从而为彻底解决医患纠纷探寻更完善的路径。（11月23日《南方都市报》）

　　医患纠纷采用人民调解机制解决医患纠纷，有利于缓解司法压力，降低纠纷解决成本；有利于克服专业局限，让调处客观公信公正；有利于减少医患对抗，提高纠纷处理效率；有利于化解医患矛盾，保护医患双方隐私；更契合了国人拒斥“官司”的心理，值得好好研究和探索。

　　实际上，采用人民调解机制解决医患纠纷，也是国外的先进经验之一。1997年，美国仲裁委、律师协会、医药协会等发起成立美国国家医疗纠纷解决委员会，探索以非诉讼的方式解决医疗纠纷，目前承担了约85%左右的医疗纠纷处理。韩国通过《医疗法》明确提出“调解优先原则”，并鼓励和支持消费者保护院等社会组织参与调解，目前70%左右的医疗纠纷案件通过调解方式得以平息。我国台湾地区2000年通过的《医疗纠纷处理法》将“调解强制，仲裁任意”确定为医疗纠纷处理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医调委建设之路刚刚起步，需要完善的地方很多。比如，主体问题，虽然文件强调是人民调解委员会，但并未明确挂靠单位。从其他地方实践来看，要么独立成为政府的一个办公室，要么挂靠在卫生局，要么挂靠在司法局，其群众性自治组织的性质无法得到充分体现。又如，工作经费的落实问题，文件也未说明，其他地方多是靠政府支持，保险公司扶持，医疗机构赞助等方式，经费的来源问题势必会影响群众对调解委员会的中立公信的质疑。又如法律效力问题，法律规定尚处于空白，调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如若不愿履行，则使得调解协议实质失效，重新进入司法诉讼必然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无谓浪费，等等。

　　实际上，核心的问题还是在于公信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几乎所有声音都强调要“建立一支专业、精干的调解员队伍”。目前各地人员构成几乎都是医学专家、法官、检察官、警官以及律师、公证员、法律工作者和人民调解员等，这种人员构成看似专业和权威，但患者往往并不买账。原因无非是两个，一个是公权力本身的公信力不足，二是专家的社会良心信任度不高。如果不解决这两个困扰，即使调解委员会作出的裁决是公平合理的，患者一方也未必内心认可其公平、公正。

　　因此，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要注重体现人民性，不要过分地强调专业主义，要在专业与群众之间构成平衡。在这一点上，普通法系国家实行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是有借鉴意义的。普通法系国家的陪审员，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凭自己的价值标准判断就可以了。普通法系国家之所以强调陪审员的非专业性，就是注重让精英法律连接民意，各色各类普通人简单想法的加总，就是某种程度上的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浓缩。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结论，不仅要说服患者本人及其家属，也需要说服社会公众，没有社会公众的参与，制度设计本身不能称为完美。

　　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人员的构成，也不妨采取专业和非专业各占一半，甚至非专业多于专业的结构，在专业意见出来之后，先看看非专业人员能否理解和接受，这既为反思专业意见本身提供了一个机会，也为如何做通患者及其家属的思想认识工作提供了一个认识窗口。

励杏老人

患儿家长找医生先看相 大夫称儿科接诊步步惊心
正文 我来说两句(6人参与)2011年11月02日02:28 来源：金羊网 复制链接 打印 大 中 小  
  


新闻回顾：医患录音门风波：律师称会诊录音不能用作证据

　　多名儿科专家表示，医生不被信任情况天天上演

　　新快报记者 李斯璐

　　急诊儿科医生怕暴力，看症前先为家长“睇相”，看看家属是否长得孔武有力；家长带孩子看个内科病，怕被医生误诊也常跑几家医院找“佐证”……广东省妇幼保健院“录音门”事件曝光后，引发各界热议，广州市儿童医院、市红十字会医院、广医一院、广医三院等多名副高级别的儿科专家不约而同表示，“家长不信任儿科医生的事件天天上演，接诊儿科患儿，每个环节都步步惊心。”

　　一怕儿科二怕急诊

　　“省妇幼的经历不算什么，我们医院儿科诊治也是步步惊心。”一位从业20年的儿科急诊专家告诉记者。医疗界流行一句话，一怕儿科，二怕急诊，该名儿科专家供职的广州某知名儿童专科医院的急诊科，医疗界的“两怕”，他天天要面临。“由于家长对医生不信任，医患之间常常‘沟而不通"。这是他从业多年的深刻体会。

　　该名儿科急诊专家用亲身经历说明，“比如看的是手足口病，今天没诊断出来，可能明天才有诊断结果，家长就不理解，其实诊断是有过程的，但结果迟迟未出，他就说你误诊；用药有了副作用他就要你赔钱等等。尽管大部分人能听清楚医生的解释，但有些人仍会纠缠不休，甚至会对医生动暴力。“今年以来，据我所知整个医疗中心急诊科有3至5名医护人员遭遇暴力，有些家长还对女医护人员进行语言或肢体攻击。现在，儿科急诊医生接下一个重病例，第一时间不是问诊，而是观察其家长是否长得孔武有力，如果是，诊疗过程也变得步步为营。为了防止医疗纠纷，医生还常用开验单、开告知书让家属签字，顺便为自己保留客观证据”。

　　就诊变成“考医生”

　　儿科的医患之战，除了肢体及言语冲突外，也有“暗战”。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广州市儿童医院、广医三院的儿科中，多位专家不约而同告诉新快报记者，“现在的家长爱‘考验’医生，找你看病前，其实已经去过好几家医院，他前来的目的，是为了佐证你的诊断是否与前几家医院一致，如果一致了，才放心让孩子吃药治疗”。

　　某市属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表示，“我从医20多年，亲身经历过一宗投诉：一名6岁孩子患呼吸道疾病，我开具了‘支气管炎’的诊断书，希望家长配合住院治疗。该家长看到诊断结果时态度很犹豫，拒绝入院。我让他们签署病情告知书，也被拒绝了。无奈之下，只能让他们离去。不料，第二天我就收到投诉，说该名6岁孩子已在好几家医院看过病，多数医院都说孩子患了肺炎，而不是支气管炎，家长说我水平差，要投诉我误诊。这事让我啼笑皆非，家长原来抱着‘考医生’的态度求医。可是肺炎和支气管炎病变位置都是肺部，只是炎症出现的位置不一样而已，其治疗方案都是一致的。这样被投诉，我觉得很冤枉，但患儿家长却认为是医生的错。”

　　困境

　　儿科医生缺口越来越大

　　家长不信任医生的诊疗，让儿科医生面临双重压力：工作量大的同时，还要绷紧神经，处处预防医疗纠纷。据了解，儿科成为学医学生就业的“鸡肋”，愿意到儿科工作的人越来越少。有医生为此感叹，“儿科诊断及治疗存在重重困难，难保证100%治好患儿。因此医生治疗行为中，只要家属不闹事就是最好的结局。”

　　新快报记者从部分医院儿科负责人处获悉，近年来，广州各大医院的儿科都出现了招人难的局面，有医院儿科8年来医生数量从26个减到13个，广州某日门诊量超过5千人次的儿科专科医院，3年来只招聘到20多名医生。

　　业内专家、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儿科主任唐书生分析，儿科医生待遇不如外科，一名儿科医生每天要诊疗50个以上的患者，还要值夜班，但收入只有外科医生的一半，仅从待遇上来说就留不住人才。另一方面，儿科医生精神压力大，所要承担的风险也比其他医生大，因此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不愿到儿科就业。

　　“对于儿科医生来说，他们压力的根源是来自于孩子病情的变化，现在患儿的病情病症越来越不典型的方向变化。从医十几年的医生在治疗方面往往都感觉很头疼，这给医生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更有甚者，一些患儿家长不看医院的治疗和抢救过程，只要一出现状况就把责任归咎给医院，甚至会找人到医院闹事，不仅影响到医疗秩序，也影响了医生的从业信心”。

　　沟通

　　医生往往累得没力气解释

　　广州市儿童医院急诊科马文成主任认为，“如今每个家庭大多只有一个孩子，孩子身体不舒服，家长就特别紧张，这种情绪医生能理解，因此进行治疗的时候，对于患儿的病情，家长所想了解的，医生必须详尽解释。病情沟通方面，医生有需要检讨的地方，但儿科医生一天面对的病人太多，平均每天上百人，接诊的前20个病人往往还能详细解释，可到了后面，医生经常累得连解释的力气都没有了。”

　　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儿科主任唐书生认为，患儿家长对医生的不信任事件中，有怀疑过度治疗的，有怀疑医生开大处方的，都与医疗费用有关。“拿住院治疗小儿肺炎来说，十几年前的治疗费用为3000元-4000元，而现在，随着医术的发展，费用已经下降到2000元左右。然而十多年前的家长不会对住院治疗的费用产生太多异议，如今价格降低，反而家长非议的声音多了，总认为这个药开贵了，那个检查没必要做。这估计与医疗保障制度变化有关，以前很多家长的单位都有公费医疗，能为孩子报销，而现在医保报销自付比例提升，许多家长对治疗费用更加敏感。”

　　对策

　　廖新波：推广“临床路径”

　　家长与医生“较劲”，最终受影响的还是患儿。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指出，缓和这种医患矛盾的关键在于将治疗过程透明化，让不懂医、不懂治疗流程的家长清晰知道孩子生病后，将接受什么类型的诊治。对此，他表示儿科更应该推广临床路径。

　　“我虽然是学习病理专业的医生，但对于儿科的问题，是知之甚少。对于目前来说，儿科的医患关系如此不信任，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家长对孩子的爱高过一切，所以对医生的治疗处处存疑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作为医生，特别是有经验的医生，往往对病情了如指掌，如何用专业知识与不懂医的家长沟通呢？我认为儿科更应该推广临床路径。”

　　廖新波介绍，临床路径是针对某一疾病建立一套标准化治疗模式与治疗程序，是一个有关临床治疗的综合模式，以循证医学证据和指南为指导来促进治疗组织和疾病管理的方法，最终起到规范医疗行为，提高医疗质量，“临床路径可告知家长，孩子接受治疗的步骤、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要如何配合治疗等，这样才能让他们对治疗行为‘有底’，放心让医生治疗”。

励杏老人

医学院招生惨淡 好学生不想学医
2011-10-17 08:50 来源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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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医，曾被认为是“前景光明”的专业，穿上白大褂，意味着跨入社会精英阶层。但近年来，情况变了：中学生报读医学专业的热情在下降。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最近完成的一份“医学生职业认同度”调查显示：医患关系紧张、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学习压力巨大等“就医环境”，正在消磨中学生的“读医热情”。
    “最好的中学生”不想学医
    “中学生不愿意学医了！”这是最近越来越让冯希平教授忧心的现象。冯希平是上海第九人民医院口腔预防儿童科主任，也是上海交大医学院副院长。不论是临床带教，还是在医学教学过程中，他发现报考医学院的学生数量正在下降。为此，他还翻阅了近年报考上海交通大学的高考志愿书，又发现：优秀中学生第一志愿报医学专业的不多。
    “过去我们认为，做医生是非常体面的事，长期以来医学也一直是高考志愿里的热门专业。”冯希平担心，医学生源下降，并且吸引不到优秀学生，对医学教育、临床医学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希望弄清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今年，冯希平领衔，对复旦大学医学院、上海交大医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同济大学医学院等沪上医学院的学生，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职业认同度调查”。受访学生认为“路不好走”
    调查访问了2000名学生，回收有效问卷1770份。按照认同度从1到5，越往高认同度越高，结果显示：医学生打出的平均分数为3.46分，说明认同度处于中上位置，但医学生对“未来的医学生涯”表示出不同程度的担忧。
    调查中，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对选择医学感觉“自豪骄傲”、“无怨无悔”，这主要集中在大一新生和研究生人群。这些学生有强烈的“学好医、从好医”的意愿，被认为是未来好医生的坯子。
    另有近一半的学生打出3-4分，他们大多表示自己处于“痛并快乐着”的状态，即虽然眼下学业负担重、从业压力也不轻，但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会坚持下去。有四分之一的学生对职业的认同度介于2分到3分，他们认为学医辛苦、从医更辛苦，认为“今后的路不太好走”，“走一步、算一步”。另外，也有个别学生给出1分的低分。
    医学生直言：“学医窝囊”
    是什么消磨着学生的“读医热情”？调查显示，医患关系紧张、收入与付出严重不成比例、学业压力繁重等“就医环境”让学生对医学专业“却步”。
    正在沪上三甲医院参加住院医师轮转的一名临床医学生告诉记者，大部分同学是在临床实习期间，逐渐减退了当医生的积极性。“病人与家属的冷眼恶语，甚至拳脚相向，不断挑战着个人的尊严底线，不少人毕业就想转行。”
    医学生甚至直言：“学医窝囊”。“十多年寒窗苦读，本以为从事着一份高尚的职业，没有一天敢松懈学习，就怕跟不上发展迅速的医学医药行业。结果到头来，不管什么原因，医不好病人的责任全在你。为此，你不仅要面对凶神恶煞的眼神，有时还可能遭遇拿着录音笔、摄像机来对证的病人和家属，随时面临牢狱之灾。”
    对此，冯希平表示，医学院正在启动教学改革，去除原本课程中明显不科学、重复、误导学生的内容，以此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但医患关系、收入等问题，并非医学院所能改变。未来谁给我们看病？这话题着实让人揪心。